李昌玉:三評高鶯鶯的沉冤

舉國訴說高鶯鶯

李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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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4日訊】 一、舉國訴說高鶯鶯

為高鶯鶯我已經於7日、9日寫了兩篇文章《沉冤難白高鶯鶯,亡黨亡國杞人憂》和《再評高鶯鶯的沉冤──從偶然性探究必然性》發在網上,其緣起就是一位朋友讀了《濟南日報》5日的文章《襄樊官場地震引出少女身亡疑案》,憤慨難抑,對我說,「李老師,你愛打抱不平,拿去寫點東西,呼籲呼籲。」於是我遵命而寫,三天寫了兩篇。今天,7月10日12時,濟南電視台《一家之言》欄目也在訴說高鶯鶯的不白之冤,主持人推斷,在孫楚寅的背後,一定有一條長長的腐敗之鏈,希望早日將此案查個水落石出,以正視聽,嚴懲兇手,早日還高鶯鶯以清白,還法律以尊嚴。這說明高鶯鶯的沉冤已經成了大陸媒體關注的焦點熱點。一個平民女子的冤案,引起媒體如此廣闊而強烈的連鎖反應,是極為少有的事件。

這也是令人驚異欣喜的情況。因為只是《民主與法制》追蹤採訪,連續刊發文章,才使高鶯鶯的冤案公之於國人,說明我們的確有一批充滿良知的媒體人。他們同情弱者,反對強權。他們要冒著自身的風險,衝破新聞封鎖的法網,站在中國社會改革的前端,為社會的進步而吶喊。如果沒有這樣主持正義的媒體,高鶯鶯的冤案就會永沉深淵。

二、從阿Q先生到孫楚寅們

這又讓我想起了一個魯迅筆下的大名鼎鼎的人──阿Q先生。當革命黨要開進未莊的風聲傳到未莊的時候,住在土谷祠裡的流浪漢阿Q先生特別興奮。他喝了兩碗空肚酒,壯了壯膽,欣喜欲狂地走到大街上,昂首闊步地高唱道:「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不幸的是後來阿Q先生殺了頭,但是他的朋友小D懷抱著這樣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投奔了農民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參加了25,000里長征,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小D成了受人景仰的紅軍老幹部。

上述《民主與法制時報》的「二問:高鶯鶯是跳樓自殺,還是另有死因?」寫道:

「高鶯鶯出事前五天,曾回過一次家,她對父母說,有位市領導老盯著她,要請她吃飯,被她拒絕了。高鶯鶯還對父母講過,賓館裡很複雜,但自己絕不會做對不起爹媽的事,有些事情能忍就忍,不能忍的決不忍。

她打算這個月發了工資就回家,不在這裡幹了。誰料想,純潔如雪的女兒竟然死於非命!

當地的一位現場目擊人告訴記者:第二天早上八點多,我在老河口第二人民醫院看到了高鶯鶯的屍體,第一感覺就是這種情況並非跳樓自殺,一定是被人害的!最明顯的標記,就是她的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上衣紐扣少了好幾粒,有一粒紐扣居然還扣錯了,褲子拉鏈也沒有拉上。這時有人提醒高鶯鶯的親人偷偷地拍攝了她的傷情照片。

在採訪中,記者再次看到了這些保存完好的照片。照片上的高鶯鶯,躺著,已經是一具屍體,她面部的眼皮處、手腕、頸部、右耳部均有不同程度的抓傷或黑紫色勒痕。這遠非墜樓所能造成。如果是自殺,死者的鞋子、腰帶在哪裡?上衣扣子為何會扣錯?扣子為何會缺失?褲子拉鏈為何會洞開?」

這個寶石賓館的七八層是官員們尋歡作樂的場所,有召之即來的三陪小姐,但是,官老爺們的胃口是貪得無厭的。他們看中了這個清純的姑娘高鶯鶯。

孫楚寅和他的那班「市領導」同事,大概沒有一個人扛過槍、渡過江、打過仗。他們沒有過阿Q或小D先生那樣的經歷,但是,這個中共的革命,是老子打出來的,奪到手的,因此,這批對革命沒有過貢獻,卻又繼承了革命權力的接班人,他們的思維仍然跳不出阿Q的「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的模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使在襄樊市那一畝二分自留地上,他們也是至高無上的君王。他們唯一沒有料想到的是高鶯鶯那麼倔強難治,連「市領導」喜歡也不領情。

如今的孫楚寅們已經穿上了西服,打上了領帶,兜裡還揣著大學文憑。阿Q見到他們,老遠就會喊一聲:「呸,假洋鬼子!」

三、現代版的《竇娥冤》

有媒體把高鶯鶯的冤死,比作現代版的《竇娥冤》。《竇娥冤》全名是《感天動地竇娥冤》是元代戲劇家關漢卿創作的名劇。竇娥冤的故事發生在楚州,所以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湖北省襄樊市的女子高鶯鶯。《竇娥冤》是虛構的戲劇故事,而高鶯鶯是真實的現實。

筆者手頭有一本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關漢卿戲曲選》。鄭振鐸先生寫的「代序」說道:「竇娥為一個惡人所追求,但她勇敢地拒絕了他。他因之設計陷害她。黑暗的法律和不公平的審判,使竇娥無辜地不明不白地被殺害了。但竇娥是至死不屈不服的。她雖然含冤負屈以死,但她卻始終堅定地鬥爭著。她代表了當時無數量的同樣的無故被殺害的社會上的小人物們,同時,也代表了中國民族的不可屈服的堅貞的勇敢的氣概。」鄭振鐸先生說:關漢卿「同情於被壓迫、受損害、受侮辱的小人物,而作為他們的代言人,為之號呼,為之盡量地傾訴著胸中的冤抑之情。」

鄭振鐸對《竇娥冤》的分析,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那時,正是中共革命取得勝利的時候,自以為自己正是竇娥們的代表,是為了使千萬個竇娥翻身解放,不受二遍苦,不吃二茬罪才造反革命,因此具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文學研究者鄭振鐸正是借助關漢卿創作的一系列歷史故事,來闡發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

其實,竇娥的冤屈比之高鶯鶯就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記者有這樣的記述:

「她叫高鶯鶯,是賓館服務員,被嫖客糾纏,奮力反抗。結果,被人從賓館高樓的窗戶裡扔出,墜樓而死。……

「為揭開死因,高鶯鶯的親人們拒絕在火化屍體的文書上簽字,堅決要求重新調查。

「在場的市領導斬釘截鐵地回答:

「『簽字,要燒(屍體)!不簽字,也要燒!』

「『那場面,逼得我們沒辦法。』說著,高鶯鶯的嬸嬸淚如雨下
……

「那情景,當地百姓至今難以釋懷:凌晨四五點時,朦朦夜色中,黑壓壓的人群包圍了寶石賓館,叫嚷聲、呵斥聲、哭喊聲連成一片,驚天動地!老河口市動用了武警與公安的雙重力量,從高鶯鶯親人中搶出屍體,強行火化了。

「而事後,高鶯鶯的父母將鶯鶯生前的貼身內衣,拿到上海某醫學院化驗,查出在她的內褲上印有精斑。從此,鶯鶯的父母走上了上訪路。其間,因不斷遭遇圍追堵截,而四處躲藏……」(湖北襄樊官場地震調查:《官腐併發症》2006-01-06《民主與法制時報》)

如果今天的劇作家編一部《鶯鶯冤》,鄭振鐸先生再生,他將如何作序?

四、中國社會還缺少什麼

高鶯鶯的死,讓我想起了不久之前在火車上和一位美籍華人的談話。

日前乘坐火車,車上遇到一位已經入籍美國的華人,其實也只有40幾歲,比我的兒子大幾歲,早去了幾年,精明能幹,談吐隨和,是屬於那種在美國被稱為「成功人士」的人物。因為我有兒子在美國,我也去過探親過兩次,雖然我是英語文盲,但畢竟是去見過美國市面的人,也知道那種「成功人士」的自豪和驕傲,所以雙方能夠比較隨意交談。此公打算等兒子大學畢業之後,還是回來定居。我看得出來,他已經攢了幾個錢。那幾個錢,在美國算不上富翁,但回到中國來花,就無形升值了好多。我直率地問他:「你覺得中、美兩國有什麼差別?」他說,「在美國窮人活得有尊嚴,有法律保護,在中國窮人地位太低,沒有社會保障,沒有法律保護,總之是沒有尊嚴,因此窮人還是在美國好。」他特別強調「尊嚴」二字。我想,他這是經驗之談。沒有在美國當過窮人的經歷,沒有親身的感受,是說不出這話的。我多少還有一點美國的見聞,因此可以想像得出來,如果此公回中國居住,有權有錢的人都會另眼相待,走進飯店,迎賓小姐馬上笑臉相迎,如此等等的服務,在美國都是享受不到的。總之,只要有錢,在中國會得到美國人無法想像的良好服務,也會時時處處感受到金錢的高貴地位和特殊魅力。許多服務在美國不是沒有,但是花錢太多,即使有錢也捨不得花。此外,許多地方就是自助式,有錢也買不到服務,例如飯店的斟茶倒酒,對不起,請君自己動手。這自然還不算那些下三欄的服務。

這樣的感受是深入骨髓、入木三分的。中國不只是貧富差別的問題。貧富差別的問題美國也存在,但是窮人在美國生活得有尊嚴,所以他們心安理得,不造反不革命。高鶯鶯的死亡驗證了這個觀察是有道理的,中國的窮人最缺少的是正義與尊嚴,金錢尚在其次。

(2006-07-10騷擾電話鈴聲繼續不斷之中於山東大學附中)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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