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高山採訪報導）今年是發生在北京的六四鎮壓17週年。1989年以學生為主體的中國民主運動雖然被軍隊鎮壓了，但它對中國的政治走向產生了什麼影響？它與當今中國各地蓬勃興起的維權運動又有什麼樣的傳承關係呢?
記者高山邀請1989年六四鎮壓後被當局通緝、逮捕和監禁，目前流亡美國的王軍濤和在美國紐約的中國人權活動人士劉青就以上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六四這事件已過了十七年了，十七年來，雖然中共政權似乎想遺忘這個事，而且年青人對六四也許不是特別清楚，但是實際上您覺得「六四事件」對中國政治未來的走向是不是有影響？
王軍濤：我覺得六四事件對中國政治走向確實是有很大的影響。可以分成三個方面表現出來，第一方面就是在六四以後，中共的執政者為了重新恢復他們執政穩定，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們在政治上進一步的控制和對六四的參與者加以鎮壓，使得中共政權整個朝向著更威權化的發展。
另一方面，他們為了恢復它們統治在老百姓中間的這種覬覦，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發展經濟進一步進行了改革，造就了今天比較畸形的發展社會。在經濟上是發展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貧富差距增大，更加腐敗了。
第二個方面，六四之後，整個海外世界，包括海外的華人世界，開始對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做了更大的關注，在各個方面參與促進，且成立了一系列的組織，也形成一些國際性的機制，關注這個問題。
第三個，我覺得在六四之後，中國十七年的發展形式，證明了在十七年前被扼殺的中國發展前景，實際上是一個好的前景。
在最近兩年中，關於圍繞著胡耀邦先生和趙紫陽先生的紀念，已經讓中國老百姓一系列的抗爭的行動都表明了，他們在重新的恢復對於六四這方面問題的記憶，而且希望以六四做為一個契機，來解決他們目前面臨的問題。
記者：劉青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劉青：六四對中國政治走向的影響，我覺得是非常明顯和強烈的。在六四之前，中共政權可能認為在它們領導下的某種民主還是可取的，但是在六四之後，它們已經是非常害怕和恐懼民主，因此採取了強烈的鎮壓的措施，這樣杜絶了中國民主改革的政治道路。
在89年六四之前，從高層來說，並沒有非常明確的意識和強烈的要杜絶這種道路；但在六四之後這種道路杜絶了。
再者，對於社會，它們一方面是進行經濟改革，甚至經濟上的腐敗；另外一方面它們對於社會是採取了強力的鎮壓措施，不讓社會有新的火花和聚集的可能出現。從六四到現在十七年來，可以看得出來，只要社會上有一點強烈的不滿或者有人凝聚在一起的時候，都會遭到強烈的鎮壓。
記者：王軍濤先生，六四之後的十七年，你覺得中國維權運動是不是對六四有個傳承的關係呢？
王軍濤：我跟他們討論過，我覺得這一點傳承是毫無疑問的。他們都比較認同在六四那一天被扼殺的中國發展前景，就是一個全面發展的信念，而不像鄧小平的路線：只在經濟上改革但在政治上保持威權。在這方面他們是認同六四被扼殺前景和希望。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覺得在特點上表現的有所不同。最近我看到說圍繞的維權運動的內部分歧討論像范亞峰這些學者和高智晟律師等等，他們都在這方面都表現高度的認同，就是他們在討論六四的精神是什麼？他們願意去繼承這一精神。
記者：劉青，您覺得這個六四學生運動雖然被鎮壓了，但對當今的維權運動還有要求民主這方面的訴求，是不是還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劉青：我覺得中國的民主運動實際上都是有傳承的。只是因為中共政權在信息上的控制和壓制，使很多人對這種情況不了解。
比如民主牆，在民主牆之前有一些民主運動，包括中共掌權之前的一些民主的爭取和努力，其實對民主牆都是有影響的，而且民主牆對後來的一些事情也都是有影響的。
像89年六四這樣大的事情，中國民眾知道的相當多，很多人受到了89年六四的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由於中共政權在信息上的控制，還有由於信息了解的殘缺不全，使一些具體做的人，在思想和感覺上甚至是感情上都可能有斷代的現象。
記者：中共政權在十七年來對六四一直是採取迴避不談的態度。最近有一個天安門母親唐德英，她的十五歲的兒子六四時候在成都被打死了，現在她得到了一些困難補助，您覺得是不是表示著中共政權對六四的態度有轉變呢？
王軍濤：我覺得這件事情還不能說明中共政權對於六四政策有一個根本性的明確的轉變。這七萬塊錢的困難補助是數額高了，但這確確實實是含有對六四這個事情一定程度的影響。
另一方面，我更傾向於認為是一個地方官員在權限範圍內對這個事情所表現出來的同情，我覺得最多也做到這一步。
至於說是中共中央在這方面態度還是堅決的，因為最應該補償和最應該做出回應的是丁子霖女士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的運動，對這個運動中共政權至今還是置之不理，沒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應。
記者：天安屠殺是用真槍和坦克進去鎮壓，並沒有用橡皮子彈或摧淚瓦斯等等的東西，中共政權好像並沒有吸取這個教訓，在最近的廣東的東洲事件，它們也是向老百姓開了槍。昨天公安部副部長還說要對群體性事件要加以防範，您覺得中共政權為什麼沒吸取天安門鎮壓的教訓呢？
劉青：它們自己還在吸取教訓，比如說它們把一切可能發生這種群體事件的火花，在最初發生的時候就把它扼殺掉，不使它真正形成大規模的群體運動，這就是它們吸取的一個教訓。
對於它們來說更主要的是「政權」，如果一旦政權面臨威脅的時候，包括從前使用過的手段，它們仍然會再次使用，所以那次對它們來說不是一個教訓問題，而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利害關係問題。
記者：王軍濤您覺得中共政權有沒有可能對六四進行從新評估呢？
王軍濤：我想這還是取決於中共的執政者是不是有決心對中國政治體制進行一個全面的改革，在沒有下這樣決心的時候，對六四任何的評估都會引發政治風潮，假如沒有這樣的決心和思想準備的話，那麼面對這樣風潮，它們還會繼續重犯它們在六四所曾經犯下的錯誤或者罪行。
我想最主要的問題還在這個地方。它們對於六四這個事件，我相信絶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都知道它們做了一件錯事，即使是要維持它們政治統治來說的話，它們這個包袱太重了，而且它們做的太粗糙、太生硬、太殘忍，所以激起整個國內外強烈的反響，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歷史包袱。
另一方面，它們又知道任何一個想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都會導致新一輪的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風潮，這是它們不能做的，所以這件事取決於中國有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有沒有和平變革政治體制的決心和意志，只要沒有，那麼它們就不會去重新評估這件事。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