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4日訊】毛式領袖像西方哲人一樣宣稱，“人民是不會犯錯誤的”——而他們躲在人民後面，朝向人民開槍。
文革和納粹有何異同——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題目。納粹被戰勝六十年，文革四十年，人們如何評介，眾說不一。為納粹辯護者，在正常西方社會裏是極少數人，是極端派和邊緣人；而鼓呼文革者，今天在中國卻是大有人在。最近，擁毛成為一種熱潮。北京甚至開張”紅色經典”飯館，大廳高懸：毛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巨幅橫幅，且人潮洶洶，生意極熱。
海外呢，則是鼓吹給造反派翻案，”反對妖魔化造反派”，要進行”二次文革”，”人民文革”。袞袞諸公，從擁毛開始，挺林彪，為陳伯達鳴不平，為中央文革說項；且聶元梓，蒯大富一類造反者也是振振有辭，為自己和文革正名，更有周泉纓等，說文革是”證偽”，毛是”試錯”，且是偉大試錯者（對此，我們會有另文以解）；而宋彬彬一類紅衛兵更是毫無悔意，他們借助一個電影來為自身洗脫，甚至按照黨的原則來否定文革，使文革反思和批判党文化，也就是為文革前後的劉鄧官僚體制辯護。
有人把這一切稱其為”文革無罪人”！
如此一來，文革和納粹兩個反思，呈現了完全不同，甚至幾乎是完全相反的局面：一個是否定；一個幾乎是要發難和翻案。在這樣一種時刻，反思納粹和文革之關係，就非常必要。其中最為重要是，文革和納粹同屬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屠殺人類和絕滅人類良知的殘暴罪行。如果對於這一點有所懷疑，就會為東西方歷史打開一個缺口。這個缺口一開，就是災難的輪轉——所謂”下一次”！如果”下一次”真的到來，人類無疑會再次遭受巨大災禍。這個可能性對於中國人尤其大！因為，上述跡象已經說明，文革幽靈已經徘徊在北京上空。
文革死灰復燃的可能性，在於人們不知道文革究竟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是不是烏托邦？
一般而言，人們證明文革的所謂合理性、人民性，是以其有百萬之眾出現在廣場上作為依據的。他們說，這是人民的意志，或者是毛和人民意志的合一。於是我們必須對這個場面加以評定。這是獨裁者一貫的手法，在二十世紀一再使用。這個手法就是民粹主義的。民粹其實是獨裁的另一面。我們重複說過，民主的前提和民粹的前提，是完全不一樣的。民主要賦予人民監督，選舉，言論的權利。有這個前提下，人民才會進入民主程序，而在此之前並不能進入。
反之，在人民完全沒有上述權利的情形下，獨裁者利用人民情緒，實行政治操縱，表面上其往往體現為民粹運動。這類運動實際是個人意志的變形，就是”一等於多 “的那種假民主和真獨裁遊戲。民粹與民主有著根本不同，卻又極為相似。相似之處在於群眾場面和革命特徵。文革，就是這類可以被毛控制的、沒有任何民主因素的人民運動，其完全依靠洗腦後人民的愚昧和精神混亂。
而納粹和文革的異同究竟何在？這個異同的意義如何？延續性如何……？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議題。
簡單來說，魏瑪共和國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國家。希特勒在其崛起的時候，必須按照民主規則行動和言說。他也絕對不是一開始就造就了納粹的一統天下。他的納粹黨也是從少數變成多數，在林立的派別中——也許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文革的派別林立，通過其民粹和愛國主義鼓動，達到其政治目標。這是民主遊戲的規律和一般表像。希特勒慕尼克政變失敗——這是他走向得逞和勝利的徵兆，他被審判和被寬恕，既說明希特勒受到約制，也說明希特勒受到縱容。
當德國總統興登堡這棵大樹倒下以後，獨裁者才可以跨過他的障礙，得以統一天下，並消滅或者取締任何反對派。這個過程說明，希特勒利用了德國的民主。
文革中，造反派有無希特勒的幸運呢？完全沒有。因為文革造反派不具備利用民主國家之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他們是在毛的國家機制而非興登堡的國家機制裏進行”革命”。他們的不幸，比起希特勒的”個人奮鬥”來，也是完全遺憾的兩回事情。
但是，毛利用人民情緒和希特勒利用民主（同時利用民粹意志和人民情緒）幾乎如出一轍。所以，我們早先援引的許多對納粹和極權主義的研究，往往也適合文革。其原因在於，他們針對的是人類普遍的反價值和負規則。這些反價值和負規則和普世價值相反相成，且從反面，證明了普世價值存在之必要性。
如此推論下去，在兩種前提下出現的東西方極權主義，其本質為一，是屬於一種人類罪惡範疇。東西方獨裁者對於民粹和民主的利用，在一個明確的層面上來看，就是他們全是反自由主義原則，反人性反人類。這個反對的內涵極為明確：
一是、他們製造一種理想，毛式和希特勒式理想。
二是、他們以非人的殘暴手段，來實現這個子虛烏有的邪惡和愚蠢的理想。手段的殘暴，證明目的的殘暴，他們違反人類起碼的尊嚴和權益。康得說：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以次可以說明納粹和文革的野蠻虛妄。
三是、在煽動人們情緒方面，獨裁者的演說術和宣傳術往往超過其前人的邏輯詮釋和說教效應。興登堡，沒有力量說服德國人遵守起碼的國際協約，讓德國人和希特勒的煽動保持距離。文革中，人也沒有任何可能性對毛的煽動無動於衷。
四、德國法西斯起源和中國法西斯起源完全不同，但是畢竟有所聯繫。按照阿倫特的觀念，法西斯的興起，源於壟斷資本主義造就的政治經濟一體化趨勢。被這個一體化趨勢擠壓甚至拋棄的社會力量，形成她所謂的”邊緣人”群體。這個群體的出現，動搖了西方社會原有的法制和文明，他們以”新自由”的名義（見哈耶克語）反對自由，遂形成希特勒及其納粹運動的社會基礎。
中國革命和文革造就的，是本來就自外，或者他外於法定政治框架的廣大群眾。國人在經濟上被盡數剝奪，政治上不受保護，人民中的正面群體，如工農，就是最大的被剝奪者，不受沒有任何法制的保護；而負面群體，如地富反壞右，走資派，黑幫……更是”一無所有”。不像西方社會，只是邊緣人不受保護，中國人，本來就是不受任何現代法制保護的既邊緣又主體的人群。由於他們每日每時都處在社會邊緣地帶，他們的革命性，破壞性非常強烈。這就給毛式革命者一個個無窮的機會 ——其實，正是毛式革命，含社會主義革命，造就了這個總危機的局面。文革發動，正是毛利用了這個革命潛在性危機。
可悲的是，這個革命，這個文革，是在重複法律和政治架構以外的”解放”意志而無他求。人們根本不意識政治建設和法律建設的任何含義。解放，遂成為動亂和恐怖。西方”邊緣人”群體的特徵——反社會，反傳統，反道德，鼓吹暴力，實行恐怖——現在，輪到國人自己的實踐。毛式人民，由此陷入這個暴力的漩渦，無法自拔。他們在文革中被煥發的破壞力量，與納粹運動訴諸的目的，實行的風格，達致的效果，完全一致。其表層的革命性，與其說是反抗官吏，不如說是破壞社會—— 而與人民革命的邏輯如出一轍。
人們說，群眾是受壓的——但是，是誰在壓迫他們呢！正好是讓他們造反的人。這個人論是說法的前提，就是一個循環論證——我，壓迫了你，所以，你要革命，要文革——但是，你，還是擁護我的——你，只是在尋找除我之外的壓迫者——於是，你們開始互相鬥爭——然後，我，來收拾你們所有人，收拾殘局——一切，回到出發點。這個矛盾意象，就是文革的全部秘密。
五、法西斯是歐洲文化的怪胎，但是，這無法證明他不屬於歐洲。毛式文革，卻不是中國的貨色。這個貨色，不同于建立在封建文化層面上的皇權統治和農民起義，也不同於任何歐洲民粹派的獨立反抗意識——如，無政府主義。毛式文革，是一個沒有任何傳統和任何文化根據的暴民獸行，其文化意義，比起納粹文化來，也等於零。
六，我們不是說納粹文化有什麼意義可言，而是說，至少，希特勒還會保留瓦格納精神和拜魯依特那座偉大歌劇院。。。。。。
七，其實，只是在挖掘德國納粹起源和挖掘德國極權主義或者集體主義傳統的時候，經過列寧主義的嫁接，中國人，才逐漸熟悉，並且輸入了和國人精神風馬牛不相及的俄國革命文化。這個馬列主義文化，經過毛式變形，成長為一種極端醜陋和無知，無奈的文化。在這個文化，其實是文化敗類的指導下，文革，得以爆發和進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擺脫這個文化怪胎，回到稍微正常一點的傳統的，或者西方主流式的思維上去。可惜，至今，這個轉型和轉向，來得模糊和混亂。（中國人無法理解西方政治中政教分離的法則，起源和現實，他們以為鼓吹一種宗教和政治合一，由宗教，基督教引導的政治改革和憲政改革，就可以找到方向。筆者不以為然。其中誤解就是，中國人沒有建成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他們還停留在毛式立杆見影的革命思維方式上，以為就像教會直接導致耶穌式反對羅馬，反對猶太貴族的革命起義，是我們的模本。
其實，只有完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定位和復興，才能夠選擇國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而文革，文化革命，正好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
那麼，民主和民粹，又是如何區別的呢？民主，是不是永恆和永恆正確的人類選項呢？比如，卡爾.波普是如何定義民主，且為民主之前景，有所擔憂的呢？等等。
這些問題，也是我們深層次思索文革的一個角度。因為，文革畢竟牽涉到民主，或者民粹，或者大民主。我們暫且把所有這些概念混為一談。因為，其實這些概念也並不具有其自天然的”隔絕性”，而可以互”不”容和和混淆。他們往往是互相牽涉和彼此滲透的。在此方面，波普說的很好。他的觀點是這樣：
一、民主，首先不可能不被利用。以前，希特勒或者愷撒，就可以利用之。誰，可以規定和保證，以後，民主，就無法被獨裁者利用呢？（如果我們不相信歷史決定論和線性發展觀，像本雅明和福科那樣，把歷史看成為一種偶然和碎片的話，歷史偶然性的發生是完全可能的——中國發生二次文革，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人類歷史上英雄和領袖動機發生作用，往往就是借助民主乘虛而入，這個是歷史本身的證明。如果沒有必然性的歷史只是讓位於偶然性的歷史，起碼，國人的前途堪慮！
二、如何保證民主之必然性，”崛起”的中國人，是不是需要民主，現在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像愷撒和納粹的歷史所證實的那樣，文革，就是歷史無民主的民粹產物和專制產物。我們甚至不知道這個產物的後續發展方向。不能繼承偉大事務的事務不可能偉大（西塞羅語）——從政治上判斷，國人，繼承了什麼偉大的事務呢！其繼承性和無繼承性，將會出現在何出處呢！
三、卡爾.波普說，”民主這個詞——在語源學上，意思就是’人民統治’——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著）”伯裏克利心裏很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統治，這種事情不能在。”（同上）”我們從休昔底德的記錄中得知，雅典民主其實做出了許多罪惡的決定。”（同上）他們屠殺了米洛斯島邦的男人……
波普對於民主的幾乎是悲觀主義的看法，和文革民眾的呼應一旦東西結合，給我們塗抹的是一幅可怕的前景。在對比德國與中國的時候，我們尤其看重他對於納粹德國和魏瑪德國之比照——他於是說到魏瑪共和國的民主。”自由選舉選出來的德國議會，通過授權法案，讓希特勒平步青雲，成為獨裁者，雖然希特勒沒有在德國贏得任何一場選舉，但是，在兼併奧地利以後，他卻贏得了壓倒性的選舉勝利。”（同上）
四、所以，伯裏克利說，要用全民評價代替全民統治——這個說法有些難點——就在於，只有統治者才有評價權。我們引用上述說法的目的，既不是重溫希臘歷史，甚至，也不是考證納粹德國。我們援引這些說法，是希望我們國人，有一種自我啟迪的能力——就是說，理解和讀懂得毛式民主和其文革——這個假民主，在利用” 人民統治”方面做出的負面榜樣。毛式領袖像西方哲人一樣宣稱，”人民是不會犯錯誤的”——而他們躲在人民後面，朝向人民開槍——這是一種對於民心的射擊。
死難者的犧牲帶來了什麼！是要進行再次文革嗎！還是尋找一種有別于文革，卻是”人民多數統治”替代性民主膺品呢！我們的民主自由的基本資源又是什麼呢？國人要全部統合到誕生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和以後被君斯坦定大帝合法化的西方法制和宗教精神嗎？毛式造神運動，難道無法從反面啟迪我們，找到一種本土化的宗教精神嗎？
這些問題不解決，討論文革受難，就很像昔日的憶苦思甜，無法定出文革和後文革的政治去向……
──轉自《人與人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