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4日訊】採訪緣起：2005年12月29日下午3點32分，我們一行3人，在完成了對「麻風病人」張志恩的拜訪後，繼續驅車在碎石路上繞行。不久抵達一個岔路口，右邊的下坡是狹仄的機耕道，孫醫生說，順著這路下到底，就是團街鄉治安村，以前叫養龍村，我們的下一個尋訪對象就在那兒。
我有些遲疑，因為司機朋友是個與我同歲的女同志，而且所駕的小車底盤矮，跑碎石路已十分勉強了。我們都下車仔細察看路況，孫醫生不禁勸道，蔣老師你還是打道回府吧，下面這十幾公里我們自己走，估計天黑前就到了。
我也說，萬一拋錨咋辦，弄不好走路還比開車快些呢。
蔣老師微笑著回到車裡，招呼道，兩個大男人讓一個女人拉著跑，還這麼多的廢話。
車搖搖晃晃地下了機耕道，一望無際的紅泥巴翻滾著，猶如大片大片的傷口，有的已凝固成痂，有的還膿血流淌，車輪一碾上去，就四濺開來，沒一會兒，小車就像剛打了敗仗的大笨熊，顯得一塌糊塗。右邊是千丈溝壑，梯田沿著令人絕望的裸體山巒蔓延，我不禁歎了口氣，這彝族地面的土真瘦啊，也不知他們一年到頭怎麼種怎麼吃的。
蔣老師說，這兒還不算最窮，我在楚雄州下面做過幾年縣長，那兒才稱得上窮山惡水，幾十年來，每年都吃政府救濟。孫醫生也附和道，對對，在與四川接壤的金沙江邊，坡更陡，從山谷來的風更大，我經常下鄉，也在上面站不穩，可彝族人祖祖輩輩在上面刀耕火種。
路面越來越軟，巨蟒一般蜿蜒的泥梗吱吱磨擦著汽車底盤，蔣老師不再吭聲，似乎眼睛和雙手都在用力，我在副駕座上起落著，覺得前方的坡道像一把弓，我們沿著弓背，如一顆彈丸向下滑，速度卻與騎自行車差不多。
先後有男女兩個村民招手，請求搭便車，我們接納了。接著撞上了修路，在兩個拐彎處，兩堆村民在往漏洞一般的坑裡填石頭,見了我們，就閃到一邊，驚奇地議論著。小車先喘息，後咳嗽，終於陷入了泥潭；右輪扎進泥梗裡，掙扎了半天也出不來。我們下來，動員若干村民一起推車，並在退出的空檔下墊入石塊和木棒。發動機一陣接一陣冒青煙，從輪下噴湧的泥漿射了我一褲襠。孫醫生問一村民，路怎麼爛成這樣？村民答，被採石料的卡車壓的，這些傢伙同政府有一腿，所以光他媽的搞錢，不修路。
斜陽將山水映得更紅，閃閃爍爍中，有一群亮眼睛孩子圍攏過來，唧唧匝匝地叫著彝語。我給他們照了好幾張像，特別天真無邪，令人想起戰爭廢墟邊的伊拉克或伊朗的孩子。
幸而車後又來了一輛底盤極高的越野車，司機技高人豪放，主動在前開路。如此，歷經近兩個小時的折騰，我們方下到山腳的一片谷地。孫醫生探出頭去，同來來往往的人打招呼，似乎回家了。
受村民指點，我們將車停靠在一個有橋有樹的岔路口，旁邊的土屋據說是個村中小賣部，卻不見人影。領路的村民說，沒關係，一會兒人就來了，我們先去辦事吧。
我們在村落裡穿插，與中國所有的偏遠農村一樣，狗們驚喜得陣陣狂吠，男女老少都出來了，領路人也就越來越多。我們還與不少驢子、馬、豬擦肩而過。盤桓而上的仄道潮濕而骯髒，露天石碾，歪脖子樹，除了偶然傳過耳的拖拉機聲，這裡的一切看上去和百年前沒啥兩樣。
上了一個陡坎，再沿著兩三層菜地繞回來，我們腳下露出一片瓦頂。我們一步步下，瓦頂右邊有一扇柴門，狗叫了，領路人也大叫「老爹」。一個挽著褲腿的藍衣老漢應聲鑽出罵狗，並拉開柴門迎客。一行人繼續下到土牆邊，視野開闊了，我們站在半個院壩裡，又應邀上了三、四級台階，向老闆凳坐了下去。
屋裡屋外都很簡陋，很零亂，夕陽邁過門坎透過去，使我模模糊糊望見了落滿灰塵的聖母瑪麗亞和毛澤東的像。75歲的瘦老漢阿澤在黑漆漆的供桌上摸了一會兒，端出半土碗蜂蜜和一雙筷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矮凳上，連說，吃吧，野生的。
天光還很充足，我照像若干張，再拿出錄音機開始交談。漸漸，夜色以貓的步態，一伸一縮地躍上台階，接著躍上我們的膝蓋；透骨的涼風擦過下巴，我們不約而同地打個寒戰。一對時間，已快8點了。老人抱歉地說，我家太寒酸，沒辦法招待，只好帶你們到另一家去吃。
我們連稱不好意思，老漢又說，我剛替他們殺的年豬，走嘛，村裡有吃殺豬飯的習慣。
的確，人家已派人來催了3次，最後竟來了3個人，打著手電筒為我們引路。幾分鐘後，進了那人聲鼎沸的院落，壩子裡已擺過好幾桌，婦女們正在收拾殘羹。作為上賓，我們被熱情迎入正屋——角落裡，一堆婦女兒童在看老掉牙的黑白電視，其中有一個包著頭帕的老祖母，至少80多歲，哮喘的聲響很大，幾乎壓過了扎扎的電視音量。
矮桌上鋪開8個菜，除了炸蝦片，全是白花花的肉。我吞了3碗飯，還喝了兩杯酒。其間，對吃得心滿意足的老漢進行了補充瞭解——他的跟前有一碗生剁豬肝，他一筷接一筷地整去大半。我剛要去嘗一筷，就被孫醫生以眼色制止——裡面有太多的寄生蟲，他事後解釋道。
老威：你也坐嘛。
阿澤：我蹲就是了，彝族人都習慣蹲著。
老威：「阿澤」是你的姓氏還是名字？
阿澤：曉不得，我從小就叫阿澤。長大以後，父母才替我取了一個「李天旭」的漢族學名，不過平時用不著。我的祖先姓祿，在曲靖、會澤、昭通一帶，至今還有許多祿姓的彝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們與我們都屬於同一血脈。不知何年何月，我們這一支從會澤遷到了這片彝漢雜居地。照彝族的習慣，這「養龍村」分兩頭，這邊叫卡念，那邊叫卡布。
老威：為什麼你沒用祖先的姓？
阿澤：這只有父母才清楚。不過我的一個堂妹，在昆明水電工程設計院工作，她要尋根，所以就改姓祿了。我還有個堂兄叫李天祿，名字中也有不忘祖先的含義。
老威：聽口氣，你還有些文化。
阿澤：只讀過幾年小學，家境就衰落了。我的老家是團街上頭的高家鄉白石巖，老爹（祖父）過世得早，我沒見著；父親還有個親弟弟，可我這個叔叔過世得更早，剛剛結婚，連個後代也沒留下。父親好歹有我這點骨血，他38歲過世時，我才十五、六歲……
老威：這是哪一年？
阿澤：記不得了。有一次，父親上山砍柴，不小心從巖子上滾下來，把腿骨摔斷了。那年月，大山溝裡醫療落後，家裡只能找個草藥郎中，遍山尋些草藥來搗碎包紮。父親整夜掙扎，吆喝連天，為了止痛，就狂抽鴉片煙，很快上癮了。這可不得了，以後為了抽，就賣祖上留下的田產。他又不會做生意，光出不進，家就這樣敗了，臨近解放，只剩下20多畝田和一戶院子。
老威：你父親死後，家裡還留下幾口人？
阿澤：母親、我、媳婦和不滿週歲的娃娃。
老威：自己種田嗎？
阿澤：養了一頭牛，全家都下田。當然，也佃給別人一部分，收些租。
老威：你家院子有多大？
阿澤：正房有3間，左右廂房各兩間，下頭關牲口的碾房有4間。
老威：如此看，你這個地主做得有些勉強，如果放在較富庶的平壩地區，可能你只能算個富農，甚至富裕中農。
阿澤：父親再晚死兩年，田和房子都抽光囉。
老威：那按當時的土改政策，你就是貧農，共產黨的依靠對象了。我爺爺是地主，據說他的弟弟就是靠一桿鴉片煙槍，敗完了幾十畝家產，而成為貧農的——撞上解放，他又翻身做主人，去分他哥哥辛苦掙來的田地了。
阿澤：這是命囉，1950年，村子裡20來戶人家，就我和我的堂兄家被劃為地主。這彝族地盤太窮了，相比之下，我家的日子稍微好過點；其他還劃了3戶富農，也不見得有多富。
老威：聽孫醫生講，你的堂兄是老革命，還當過中共雲南宣威縣長？
阿澤：他就是李天祿，讀過許多書，在家族中文化最高。1947年他師範學校畢業，就走出家鄉投奔革命，從此幾十年沒回來。不過，這不影響他的家庭被劃為地主，查抄財產，瓜分田地，他的繼母還叫抓去判了刑呢——親不親，路線分，他是革命幹部，哪怕在外面曉得家裡出事，也不能吭聲嘛。
老威：聽說在四川大涼山，黑彝被稱為貴族，白彝和紅彝被叫做娃子（奴隸），你們這兒呢？
阿澤：我們這個方圓兩里的村，除了漢族，住的都是黑彝。所以劃階級與這個沒關係。
老威：20來戶人家就劃了5戶剝削階級， 敵人的面也太寬了。
阿澤：是囉。
老威：接下來的遭遇呢？
阿澤：解放了，上頭派來工作組，下村子一摸情況，明擺著。於是提出要「合理負擔」，即所有地主與富農都要照政府的要求納公糧，每個月按人頭交兩百多斤。動員會開過好多次，群眾也充分發動起來了，在大形勢下，我們最先得僱人，走5天5夜，將1000多斤糧食背到昆明去入庫；後來團街建立糧站，送糧就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
老威：有人押運嗎？
阿澤：農民協會來個口頭通知，你就是餓飯也得送。新政府的意圖就是要把你的汁水擠干，然後才抽筋剝皮。到了1951年3月，家裡無糧可交了，就捕人了。
老威：工作組來捕人？
阿澤：我這種死老鼠，來幾個民兵就嚇得沒魂兒了。我從來沒見過工作組，只有貧下中農才有資格見工作組。3月抓了我母親，4月又抓我，都關進團街區上的監獄。
老威：你母親被捕後，你沒逃跑？
阿澤：周圍都有眼睛，連地縫也沒得鑽。
老威：你和你母親是被綁走的？
阿澤：他們帶了麻繩，見我們太老實，就沒綁。一夥人端著槍，指著我們出門。嘿嘿，也不曉得那種老槍能不能打響。
老威：他們有沒有逮捕手續？
阿澤：啥子手續？就說了一句「區上要捕你」。
老威：「區上」是什麼機關？
阿澤：曉不得。總之一到團街，就塞進一戶老院子，那也是從地主手裡沒收來的，每間屋都塞滿人，有兩三百號囉。
老威：全是你這類的？
阿澤：有一半是各鄉各村的地富，其他就是小偷小摸、姦淫、土匪之流。晝夜都在審訊，搞得一片鬼哭狼嚎。
老威：你沒挨打？
阿澤：關了幾個月，審訊我3次，沒挨打。
老威：審你的是工作組？
阿澤：本地人，也算政府幹部吧。
老威：地主也是罪名？
阿澤：我有3條罪名：第一，抗交公糧。冤枉死了，鍋都吊起來當鑼打了，哪還有糧？第二，窩藏反革命。我老岳父因反對解放軍被劃為反革命，在沒解放之前，我曾把老人家接到家裡來玩了幾天，村上人人都曉得，卻沒想到後來成了我的罪。第三，造謠惑眾。有人揭發——阿澤說的——捉到一個共產黨的工作人員，國民黨要獎賞多少多少錢。我是跳河也洗不清嘛。
老威：嘿嘿，新社會算舊社會的帳。
阿澤：臨近解放時，地方上很亂，今天聽到這種風聲，明天聽到那種風聲，這個也鬧革命，那個也鬧革命。把人都搞糊塗了。特別是我這種死腦筋，啥子叫革命？曉不得。
老威：命已革到你頭上，還曉不得？
阿澤：曉不得。做過的事認帳；沒偷沒搶沒通匪，你再逼我，也認不出帳。
老威：接下來呢？
阿澤：接下來就在龍海召開萬人大會，公審公判，團街區下面幾個鄉的群眾都參加。我們六、七個反革命地主被五花大綁，跪在台下接受批鬥。兩三個小時後，有判六、七年的，有判七、八年的，我判了5年。
老威：由哪一級的法院宣判的？
阿澤：區上的法庭，好像是工作組。
老威：沒有查抄財產嗎？
阿澤：這是清匪反霸階段，沒收財產是後來土改中的事。我已經勞改去了，在楚雄州的羅茨勞改農場，一呆就是20好幾年。直到1978年，在鄧小平手裡落實了地富政策，我才徹底自由了。
老威：你不是只有5年刑期嗎？
阿澤：羅茨是個極偏遠的鄉，我去時，農場有七、八百犯人，全部在開墾荒地，每天揮十幾個小時的鋤頭，非常苦；後來又種水稻、玉米。我天天扳指頭熬到1956年刑滿，心想要回家和老婆團圓了，政府又來開會騙人，農場幹部在會上說，現在你們已獲得新生，有公民權，在人格上與我們平起平坐了。如果願意留下來，繼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場，就太好了。政府將無微不至地關心你們，給你們修工人宿舍，讓你們結婚生孩子，安家落戶，這總比你們回到社會上無依無靠，還受歧視強。
犯人頭腦簡單，許多人相信政府的甜言蜜語，就留場當了工人；也有人表示不願意，政府就來硬的，不留也得留。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一來，我們的工人資格又被取消，重新成為專政對象。以後運動來運動去，七專政八專政，我們就沒清靜過了。強迫勞動，強迫學習，外出要請假，違規要遭罰——政府的許願全成了泡影。
老威：這麼多年來，你的家庭還在吧？
阿澤：早散了。母親也被判了刑，牢還沒坐出來，就在土地改革那年死了。
老威：怎麼死的？
阿澤：曉不得。
老威：也就是說，自你們母子分別被捕，即成永訣？
阿澤：以後還見過一面，那是在判完刑押送去勞改的途中。當時武定還是楚雄州的一個比較大的專區，管祿勸等十幾個縣，我們100多犯人由祿勸轉武定，在專署門口暫時集中，再等著分派到各個勞改隊。我們下了囚車，被繩子串著，周圍都是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記得那天還下著雨，在飄飄的雨絲中，每個人的臉都是青的，下巴還滴著水。我們在泥漿子裡站了幾個小時，為了轉移渾身的難受，眼珠子就東溜西溜。就在我歪頸子的瞬間，我突然看見了母親她老人家！竟在我身後的兩三米外！唉，才分開三、四個月，她的頭髮就已花白了，而眼睛遮在頭髮裡，猛一撞見，還以為是個瞎子。
那時她才50歲左右，卻已像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了。我心裡如開水煮，卻緊咬舌頭，不敢出半點聲。母親也發現我了，她猛然抬起繞著繩頭的右手，堵住嘴。我感覺她流淚了，幸好在下雨，要不就叫解放軍給看出來。
老威：怎麼會這麼巧？
阿澤：我母親也判完刑，在武定看守所搞勞動，等著轉到其它地方去。
老威：她判了幾年？
阿澤：曉不得，也沒敢問。
老威：母子就那麼彼此望著？
阿澤：還同走了一段路。當時已捱到下午五、六點，政府才來點名分配，由於從武定到羅茨勞改農場的公路正在鋪，所以許多人被弄去修路；而我和其他5名犯人被挑選出來，派到山上一座寺廟旁邊去燒石灰。
老威：你母親呢？
阿澤：也沒剩下，可具體去哪兒曉不得。幾十個犯人互相牽扯著，排著隊從武定出發，在真槍實彈的逼迫下走了大約10公里爛泥路。我和母親肩擦著肩，在犯人隊列中埋頭趕路，路況較平展時，領隊的幹部為了提神，就121，121，123——4！地喊口令，大家立馬挺胸抬頭，臉紅筋漲地跟著喊；我和母親也喊，她的聲音只有一尺多遠，卻只能感覺到細細的尾音，像一根銅絲在刮耳朵。
老威：那麼遠的路，至少要走兩三個小時，你們就沒有談話？
阿澤：周圍都是解放軍盯著，所以一想說話就很緊張，不敢轉頭，眼角也不敢亂瞟。遇上爛泥潭或土坎，母親的步子就不太穩，好幾次滑倒，連累了一串人；我本能地伸手去扶，覺得她渾身都在打哆嗦。有一回，我的手慢了一拍，母親的膝蓋就咚的跪到地上，繩子把前排走的人都差點拖倒。
如今回想，路那麼長，從天還亮走到天黑盡，再有大手電筒和火把照著，也不可能不說話。母子感情，十指連心，牽著疼啊，況且彼此不知消息已好幾個月，家裡的媳婦、娃娃也曉不得咋樣了……
我已想不起來到底說了些啥子，要不就是我說了她沒聽見，或者她問了我沒反應。解放軍也沒咋管犯人說小話，可我們母子曉不得咋搞的，就是對不上號。唉，有啥說頭！一樣都沒有了，人都快熬成灰了，顧不上顧不上了。
我留在了燒石灰的地方，就像做夢一樣，母親他們不知消失在哪兒了。幾十年後才曉得，她第二年就死了，娃娃也死了，媳婦也死了。
老威：絕戶了？只剩你1人？
阿澤：是囉。
老威：在土地改革那年？
阿澤：一土改，我家就叫瓜分掉了，媳婦她才十八九歲，卻抱著1歲多的女娃娃，被趕出自己的院子。後來懇求農民協會，給了她一個豬圈大的破屋。
老威：孤兒寡母怎麼過呢？
阿澤：地主婆嘛，在村裡討飯，要得到就吃，要不到就捱著。有時也幫貧下中農幹活，人家就賞幾斤糧。我娃娃營養不良，沒多久就病死了，至於啥子時候、咋個死的我也曉不得。
老威：你老婆沒跟你離婚？
阿澤：沒有。
老威：不錯嘛。
阿澤：農村女人文化低，所以認命。她是1958年大躍進死的，當時全民大煉鋼鐵，她被弄去背柴、敲礦石，糧食定量又低，她又累又餓，終於垮了。
老威：你在她身邊嗎？
阿澤：不准假，就回去不了。我後來才曉得她病了好長一段時間，都成骷髏了。平時沒知沒覺地躺著，只要聽到那兒有吃的，眼睛方嘩啦一下睜開，手也亂抓，把布條、泥巴、草，啥子都往嘴裡塞。
老威：1956年你刑滿，就該是有公民權的工人了，為啥還不能探親？
阿澤：轉眼就變了。再說1958年的革命形勢很厲害，不僅我們不准上街，農民也不准上街，都被圈在勞動現場。店舖關門了，趕街都取消了，為了節省時間，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一兩年內超英趕美，大伙買鹽巴也是委託一個人，以最快的速度去供銷社跑個來回。區鄉的街上、馬路上，全部空蕩蕩的，偶爾有外鄉人路過本地，如果叫眼尖的發現，立馬就會被腿快的群眾圍住，拉你到田裡地裡或者山上的煉鐵場去做貢獻。城裡人也好，幹部也好，你解釋沒用，中央的大政策擺在那兒呢，你不放下架子，群眾就用拳頭和口水幫你放下架子。
所以一個小小的地主婆，累病累死算個啥？
老威：人都快死了，還不通知親屬？
阿澤：一年多以後，我才曉得媳婦不在了。
老威：大躍進時代的效率也太低了。
阿澤：我沒錢，她更沒錢，所以沒法寄信；不寄信，雙方就曉不得情況。1959年夏天都過了，我已好久好久沒她的下落了，在這個世界上，我啥子親人都沒有囉，除了她，我也沒啥想頭。剛好，隊上額外開恩，給每個犯人發了一張明信片，我就迫不及待在這上面寫了幾行字，當家書給媳婦寄出去。
老威：這公開的家書怎麼寫的？
阿澤：太簡單了：「好長時間沒寫著信，我也沒錢帶信，也不曉得家裡的生活怎麼樣？」
老威：沒收到回音吧？
阿澤：媳婦沒回音，那邊村裡一個好心人卻回了信：「你老婆已經不在了。」其它就沒說啥了。唉，又過了許多年，我才真正弄清媳婦她是怎麼不在的。
又能咋個樣嘛，人還得活下去。接下來就是三年自然災害，種的糧食不夠吃，就以瓜菜填肚子，油葷見不著，人也浮腫，數我命大能熬，好不容易起死回陽。
老威：看樣子，你在勞改隊已呆習慣了。
阿澤：人長了兩條腿，做夢都想到外面的世界走動嘛，所以一有探親假，我還是要回家。
老威：你的家在哪兒呢？
阿澤：村上的熟人家還是可以去一下。階級鬥爭搞了幾十年，也疲了，特別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許多人看穿了，無所謂。
老威：裡面也搞文革嗎？
阿澤：反右、文革都在幹部中展開，和犯人無關，因為我們比右派和走資派還要壞些。不過運動一來，監獄就會嚴管，一律不准探親假，稍有言論，將以破壞罪論處。
我還以為要在監獄混一輩子了，灰心得整日眼皮都懶得抬。不料毛主席一伸腿，鄧小平上台，地主階級摘了帽子，出頭了。50幾歲的我被清理出獄時，真比貧農還貧——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生產隊幹部看著我都頭痛。幸好筋骨還結實，幹活是把好手，就在熱心人的介紹下，到這家上門。當時她是個50來歲的老寡婦，帶著兩個娃娃，正需要個幫手。
一晃又20多年，我已75歲，老伴帶來的娃娃也都成家，連孫子輩也有幾個了，雖然不是親生，我也可以滿足了——所以我極少對人提起過去，忘了就忘了吧，搞得心情不好有啥意思。
老威：你落難時，你那個當官的堂兄沒拉你一把？
阿澤：他在路線鬥爭中多次受衝擊，文革中更是自身難保，只有在鄧小平手上，兄弟倆都老了，才敢見面相認。他晚年比我淒慘，去年1月，他憂慮過度，患癌症去世了，太可惜。
補記：
吃罷殺豬飯，再與村民們閒聊了一會兒，不過9點鐘，夜就顯得很深了。在伸手不見五指中，幾個領路人前後照應著，用手電筒帶我們走了大約兩里曲折小道。有個8歲女童尤其熱情，拉著我的衣角，像個毛乎乎的刺蝟，感動之下，我塞給她50元錢和一包糖果。
我和蔣老師被安排在鄉村醫生張彩香家住宿。張家有前後兩套院子，丈夫和兒子又在外打工，所以在村裡算富戶。可是院內潮濕而骯髒，我們敲門進入時，先是一條狗，後是一群鵝，再後才是兩頭豬，連奏了好一陣畜生交響樂。跟著，炸起一串吆喝，畜生指揮家張醫生扯亮了大門、中門、側門、圈門、裡屋門的亂七八糟的燈，我們在燈影中墊起腳後跟，但還是連踩了兩三次畜糞。終於登堂入室了，張醫生端出一盆碳火，就坐下與我們聊了一會兒天，這個50來歲的臉蛋紅撲撲的婦女，回憶起當年跟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學醫的情景，依然充滿憧憬。
我卻對著牆上並排張貼的東西發呆，那左邊是基督教年歷，外圈大紅大艷，對聯為「辭舊歲數算神恩，傳揚聖經救世真道」，橫批是「神愛世人」；而在右邊大紅大綠的背景前，屹立著油頭粉面的毛澤東，對聯為「巍巍青山歷史豐碑，彤彤紅日民族正氣」，橫批是「偉大領袖」。
「妖魔和上帝怎麼能夠混在一起？」孫醫生不禁對張醫生的信仰提出質疑，後者回答說沒有多想。孫醫生立即起身告辭，到村裡另一個小學教師家去歇腳。
張醫生送客畢，有點尷尬地望著我們，問信主嗎？我們沉默。這個赤腳醫生出身的信主的婦女打了個哈欠，把蔣老師帶入四面透風的2樓；我在底層打滾多年，眼光四下一溜，就堅持就地睡沙發。事後蔣老師說，她一夜被子蒙頭，也凍得無法入眠，看來老威不愧江湖油子。
院內無茅坑，夜裡我在野地拉了屎。大清早起來又肚疼，只好在張醫生的指點下，鑽進土路旁一個半人高的洞。我下准腳，閉目咬牙蹲坑，感覺置身於一個密封的大糞罐筒。突然吱呀一聲，我受驚睜眼，卻是一個狗嘴伸進了門縫。慌亂之中，我也變成一條狗，汪地竄了出去。就在這眨眼間，大小四條狗已擠入，憤怒地搶吃新鮮大便。
7點多鐘重新上路，蔣老師覺得她的車技高超了不少。在山頂繞行時，路過「麻風病人」張志恩所在的大平地，我雖是個泛神論者，卻在內心為他們做了專一的禱告。9點過鐘回到團街，我們與蔣老師告別，目送著她風塵僕僕地駕車返回。
本想吃碗熱面，可從祿勸縣城發來的長途中巴已吱地剎到腳邊。我和孫醫生立即登車而行，並相視一笑，慶幸此行的運氣不壞。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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