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6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安培採訪報導)中國「兩會」期間，不僅許多訪民和維權人士受到嚴密監視，一些地方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民間組織成員也被警方禁止外出。中國艾滋病防治教育人士萬延海先生注意到，各地對艾滋病感染者和民間組織成員的這種監控起到與官方預期相反的效果。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安培與萬延海先生的對談討論艾滋病感染者和NGO成員兩會期間遭監控。
記者︰萬延海先生，首先請您介紹一下各地的艾滋病患者或者是艾滋病民間組織的人士，受到警方監視的具體情況。今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萬延海︰在兩會期間，就像我們這樣做艾滋病工作者，一方面我們認為上訪是公民的權利；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從我們的經驗來講，我們也都知道在兩會期間上訪，會受到很不友好的待遇。
因為我們在兩會之前，都對艾滋病的這些組織的人我們都有一些建議，就是建議他們不要在兩會期間來北京上訪或者避免這個敏感的時期。很多人也確實聽從我們的意見，一般都不會在兩會期間決定來北京。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了些很奇怪的現象，雖然絕大部分有訴求的這些感染者，他們沒有來北京上訪的想法。但是地方政府不太清楚他們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一個可能性就是今年它擴大了對可能上訪的監控；另外一方面也許最近各種各樣的社會情勢比較緊張，那麼艾滋病人可能也受到了一些關注。那麼在河南地區和在吉林那些地方、在河北，我們都聽到了一些消息說，地方政府派出了大量的警力，採取嚴厲的控制措施防止上訪行動。
記者︰河南的監控比較厲害？
萬延海︰河南的有艾滋病組織的，特別是有一些維權行動的艾滋病組織的地方，很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的工作人員被當地政府24小時的跟蹤監視。
記者︰就看起來不讓出門了？
萬延海︰對，全部監視起來，那我們知道的是在河南地區絕大部分艾滋病組織和艾滋病的工作人員都受到了嚴密的監視。2月28號、3月1號開始，河南的枳城城縣、寧陵縣、睢縣、鞏義市、遂平縣、上蔡縣，有很多的感染者受到了警告，被監視被要求不能出門。
這些「重點」的這些人，警車就停在家門口或者政府的人就每天來陪著他，不讓他出去。有強烈的維權訴求的輸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正在準備打官司的，要求政府和醫療部門賠償的這些感染者，他們的家門口一般都會停好幾輛車，警車上面坐著人，白天、晚上看著他。
記者︰那麼這種官方的監視行動，它到底起了什麼樣效果呢？什麼樣的影響？說明什麼問題呢？萬延海先生。
萬延海︰一方面我們看到整體的，對於上訪可能的這種社會活躍人士監控的加強，對訪民監視的加強；另外一方面對權利的訴求，更加明確更加強烈了。另外一方面，政府方面可能在面對公民的正當權利要求方面，無論是從個人的方式還是從集團的方式來表達的時候，政府方面可能還沒有準備好。
另外，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們的各級政府對於解決民眾的這種合理訴求方面，它有沒有一個真誠的願望，政府和民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緊張。這個公眾受到傷害，那麼公眾有更強烈的權利和利益方面的要求。比如說輸血感染疾病的人要求政府給予賠償或者衛生部門給予賠償，我想這是一個正當的要求。政府的反應還非常的遲緩，還有嚴重的不作為的現象。那麼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加強它這種監視的行為，就怕更多的民間的憤怒。
記者︰效果跟官方期望的相反了？
萬延海︰對，這些人本來就沒有任何計畫，這些人希望給點意見。但是這一次政府卻讓它主動去惹這些人，在河南駐馬店地區的遂平縣就是有200多個感染者，他們聽說為自己工作的其他的感染的朋友，被警方監視、被軟禁在家裡面。他們一下子就去了200來個朋友到這個人家裡面去支持他，去呼籲，去找政府談判。
另外一些地方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比如說感染者和艾滋病工作人員這些朋友被監控期間，大家來學學法律呀，學習信訪條例呀，憲法和人權方面的規定。對於自己的權利方面的討論變得更加清晰。
記者︰那麼您怎麼看整個這些事件呢？
萬延海︰我們的各級政府它缺乏一個最基本的，對於人民的一種信任。它沒有把它的人民當成一個普通的、可以交流的、可以建立信任關係的人民。我們的政府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沒把自己當做人民的一部分；它總是站在一個對立的立場上，站在一種恐懼的立場上，有的時候站在權力的一種…它覺得它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反正就很難理解。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形勢，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政府所期望的政治穩定，恰恰是非常不利的。這樣的一個擴大的對於民眾的壓制的行為，那麼它可能出現的結果，恰恰是對於當局是非常不利的。政府應該學會用一個正常人的心態、普通人的心態，去面對自己的民眾，去建立一個信任的社會關係。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