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3日訊】作者鳴謝：本文感謝陳小雅女士，她的《八九民運史》的第四章第三節《新聞界接過接力棒》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感謝李大同和盧躍剛通過電子郵件回答了我的詢問。
在轟動海內外的《冰點》事件中，已經被撤職的主編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之所以敢於站在「報人邏輯」反抗「兵痞邏輯」的前台，絕非逞一時一事之勇，而是他們長期追求新聞自由的必然。
也就是說，在《冰點》事件中，現在的中宣部和團中央的小官僚們所碰上的對手，不是初出茅廬的小記者，也不是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而是具有豐富的新聞經驗和反抗技巧的大記者，也是多年來一直堅守職業道德的良知者。即便在獨裁政權的媒體管制之下，他們也不想做聽話的喉舌，而是盡其所能地拓展言論空間，在體制內一寸一寸爭取新聞人的獨立性。
在我看來，李大同和盧躍剛不僅具有新聞良知、爭取自由的勇氣和打擦邊球的智慧，而且具有點滴改革的耐心和長期堅持的韌性。因為，早在十六年前的八九運動中，兩人已經是中國新聞界爭取自由的先鋒。
1989年四月下旬，發生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此乃八九運動前期的重大事件，甚至可以說，《導報》事件促成了1949年後中國新聞界的第一次群體覺醒，新聞界也由此開始介入八九運動。
在八十年代，《導報》是中國媒體中最大膽感言的報紙，引領著中國新聞改革的潮流。胡耀邦去世，《導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和《新觀察》主編戈楊一起組織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與會者都是黨內外的開明人士，如李昌、李銳、胡績偉、秦川、王若水、嚴家祺、蘇紹智、戴晴和陳子明等。會後，《導報》準備用大篇幅發表座談會紀要，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要求刪除嚴家祺和戴晴的發言，但總編欽本立堅持發表。於是，4月24日，《導報》被封殺；26日，江澤民在一萬四千人的幹部大會上宣佈：鑒於《導報》總編、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決定停止他的領導職務，並向該報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導報》事件一經曝光，頓時引起海內外的巨大反響，也成為八九運動升級的導火索之一。更重要的是，它引發出1949年後中國新聞界最大規模的自發抗議。全國各地的新聞同行紛紛公開聲援《導報》，僅來自北京新聞界的聲援簽名信就包括：《人民日報》102人、《中國青年報》88人、《中國日報》74人、《光明日報》53人、《工人日報》45人、《中國婦女報》26人、《文藝報》18人、國際電台18人，《中國機電報》全體同仁，以及《科技日報》、《文摘報》、《解放軍報》、《農民日報》部份記者、編輯。
在《導報》被封殺的4月24日，時任《中國青年報》學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報社內率先發起了要求新聞改革的呼籲。他領銜起草了一份給報社領導的公開信，幾乎所有編輯記者都參加了簽名。公開信要求落實中共十三大有關「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觀、公正地報道學潮情況。
4月29日，袁木與首都部分大學生進行對話，表示當局準備在各個層次上與社會各界進行廣泛對話的願望，他說：「對話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層次可高可低」。李大同看完這次對話錄像後，雖然他覺得那場對話的水平很低，但他受到啟發，產生了就當前新聞界共同關心的若干問題與中央有關領導進行一次對話的念頭，並開始在中青報內部醞釀。
5月4日，北京大學生舉行「五四」大遊行，到達天安門廣場後，正在靜坐的北京新聞界的200多記者加入遊行隊伍，這是1949年後中國新聞界第一次走上街頭。新聞人高舉「不要逼我造謠！」的標語，高呼口號「還我導報！」「還我本立！」「新聞公開！」「開放報禁！」「新聞要講真話！」「人民要聽真話！」「記者想說真話！」「新聞要客觀公正！」「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加強新聞監督，推進政治改革！」「不要逼記者造謠！」。中共紙媒體的第一喉舌《人民日報》的新聞人，也高舉標語：「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5月9日，中青報報人在報社內部醞釀與中央領導進行對話的訴求，發展為數十家新聞單位的聯合行動。北京新聞人為推動新聞改革而前往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遞交了有1013名記者簽名的公開信。簽名者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三十多家北京新聞單位。他們抗議上海市委封殺《報報》和撤銷欽本立的職務，抗議當局對學運的新聞封鎖和壓制；他們要求新聞自由，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並組成四十人組成的對話團。
在全國記協二樓大廳，記協書記處書記楊翊和唐非接受了公開信。楊翊還感謝記者們對記協的信任，表示將負責轉交，一有結果，馬上轉告記者們。他還強調，記協有責任維護記者權益，為新聞改革出力，盡量滿足大家的要求。
李大同正是這次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和信件起草人，他也是北京新聞界對話團的核心成員及對外發言人。他帶頭前往全國記協，在記協二樓大廳當眾宣讀了信件的也是他；他還向在場的上百名中外記者介紹說：近一段時間來中國發生了許多海內外關注的重大事件，首都新聞界對於這些重大事件無法做到全面、客觀、公正地報導，他們意識到這與現在的新聞體制有直接關係，希望就這些問題進行一次心平氣和的對話，以期新聞體制改革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在李大同等新聞人向記協領導遞交公開信時，來自北大、北師大學等高校的近千名學生也聚集在記協門前，聲援請願的記者。學生們高舉的橫幅上寫有「新聞自由，解除報禁」、「聲援新聞界之良心」、「向新聞工作者致敬」等口號。
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對新聞界的對話要求作出了正面的回應，趙紫陽對胡啟立、芮杏文等人說：「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接著，胡啟立、芮杏文、王忍之分頭前往《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等幾大新聞單位，與報人們進行對話。
5月11日，時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啟立前往《中國青年報》社參加「座談會」。新聞部主任郭家寬和李大同是發言的主角。李大同分析了現代社會對新聞業的要求與黨對新聞工作的傳統觀念的歧途，談到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良心在此次學運中受到強烈刺激，所以必須從系統全面清理中共新聞管理思想入手來進行新聞改革。他還從黨政分離角度提出處理《世界經濟導報》問題的妥協方案：1，暫時保留上海市委撤銷欽本立黨組書記的決定，但恢復欽本立作為總編的行政職務；2，撤出整頓小組，改由宣傳部門、新聞界和公眾代表組成的評議會，對439期《導報》的社會效果進行民主評議，最後再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根據評議結果對欽的行政職務做出處理。
胡啟立在談到新聞改革時表示：新聞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通過這次事件，對我們的新聞理論和實踐進行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把我們歷來新聞工作的指導思想，領導方法，我們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只有改革傳統的新聞管理體制，包括思想觀念，領導方法，宣傳方式，才能夠實現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也才能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胡啟立談到對學運的報道問題表示：這次事件的報道……開始控制得緊一些，後來放開了一些。遊行不是也報了嗎？也沒有什麼呀！看來，增加透明度，公開化，有好處；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開性不夠，毛病甚多。
胡啟立還專門談到「新聞自由」問題，他強調必須進行新聞立法，一是保障憲法規定的新聞自由權利，二是防止濫用權力和濫用新聞自由。他當場承諾：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工作。他還指著李大同說，你們這些同志都要參加。
再看盧躍剛在八九期間的作為。
整個八九運動中，《中國青年報》是堅持采發來自廣場的報道的黨報之一，盧躍剛正是采寫現場報道的主要記者之一，甚至在大屠殺即將開始的6月2日，他仍然蹲在廣場采寫新聞。──轉自《民主中國》
八九運動前期，盧躍剛之所以沒有參加北京新聞界的一系列的遊行，也沒有參加李大同等人與胡啟立的對話會，是因為他當時不在北京。1989年4月20日－5月10日，他率領一個採訪小組去了黑龍江，任務是采寫一組中蘇邊貿的專題報道。這組報道是為迎接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破冰之旅」，從戈爾巴喬夫踏上中國國土第一天開始發表。原計劃7篇，但由於八九運動，只發了3篇。
盧躍剛一回到北京，立刻前往天安門廣場。「5.13大絕食」期間，中國新聞界於1989年5月16日和17日舉行大遊行，盧躍剛自然參與其中。遊行結束後，該報記者部主任郭家寬非正式地任命盧躍剛為廣場報道組組長，率領了一個採訪小組蹲在絕食現場採訪。
在此期間，盧躍剛一個人就發了3篇來自廣場的報道。5月18日特寫《每天都在期待》，5月19日特寫《為了生命線（原標題為「5.18廣場悲雨」）》。宣佈軍事戒嚴後，中宣部已經不允許獨立報道廣場的情況，其他新聞媒體自然也不再有「獨家報道」。但有感於「民主女神像」的樹立，盧躍剛采寫了獨家消息《北京戒嚴第十天》，並於5月31日見報，詳細報道了「民主女神」的情況。這是整個八九期間最後一篇獨家報道，無論是對於盧躍剛本人還是對於中青報，在當時都要冒很大風險。果然，李鵬大罵這篇報道，六四後的清查期間，成為《中國青年報》被清查的三個主要問題之一。
1989年6月2日，我和侯德健、周舵、高薪在紀念碑上開始72小時絕食。盧躍剛還蹲在廣場，他認為我們的《六·二絕食宣言》是一篇有理性的好文章，便在當天把它帶回報社，幾乎已經說服了報社的各位總編輯全文發表，如同發表關於「民主女神」的《北京戒嚴第十天》一樣。但由於形勢已經相當嚴峻，不得獨立報道廣場情況已經變成「軍令」，所以《六·二絕食宣言》最終沒有見報。
作為一名有責任感有理想的優秀記者，盧躍剛直到今天仍然以他發自廣場的三篇報道為自豪，特別是每篇報道的發表，背後都有驚心動魄的「爭取」故事。正如盧躍剛在總結自己二十年的中國式新聞從業經驗時所言：「沒有一篇好稿子不是爭來的，80年代如此，90年代如此，21世紀的冰點也是如此。」
八九期間，中青報報人第一次體驗到做記者的興奮和責任，並努力踐行新聞自由，如果說，李大同是北京新聞界推動新聞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那麼盧躍剛就是北京新聞界采寫學運報道的主要記者之一。
由此可見，《冰點》事件中李、盧二人的抗爭絕非突發，而是十六年前的追求在今天的延續。正因為如此，六四後的盧躍剛才能寫出《大國寡民》等優秀的新聞類作品，李大同在「賦閒」五年後再次出山，才能辦出著名的《冰點》，他們也才敢於向蠻橫的小官僚們公開挑戰。
2006年3月6日於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