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四、新高度：為人權和社會主義民主而戰
傳播最廣、影響最深遠的異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羅克的署名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組」的文章「出身論」（1967年1月18日）。可以說，「出身論」是「文革」期間中國出現的第一份人權宣言。
文革伊始，遇羅克是北京人民機器廠的一名學徒，其父是工程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遇羅克雖然學習優異，卻未能進入大學。在 1966年的「紅色八月」期間，一些「老紅衛兵」以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為由，毆打甚至殘殺無辜的人。「紅衛兵」們用當時流行的「血統論」為自己的暴行辯護，卻沒有人站出來反駁這種荒謬的「血統論」。遇羅克挺身而出，憑藉他在過去幾年裡積累的西方哲學知識，於1966年底寫了這篇「出身論」，試圖從理論上澄清對「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見[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貼在了北京市區的一些電線杆上。隨後他又把修改過的該文交給支持他觀點的群眾組織主辦的《中學文革報》，於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這家報紙上。「出身論」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這一期的《中學文革報》印了約6萬份，一週內便在北京銷售一空，全國各地則翻印了一百萬份以上。該報編輯部收到了全國各地成千上萬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羅克不像「紅衛兵」那樣關注中共的黨內鬥爭，也未鐘情於毛澤東那些關於民主的政治「承諾」，更沒有參與「戰鬥隊」之類的流行活動，他是個獨立的思考者，選擇了為民眾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這篇文章的中心議題是人權，他強調，「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羅克所關心的是每個中國人的「公正」與「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擠的千百萬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權利。他揭露了中國社會中為當局鼓勵的政治歧視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特別是所謂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准專政對象。」他問道：「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什麼區別呢？[42]」在否定「血統論」的同時，遇羅克還指出，在中國社會裡「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其成員利用血緣關係來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這是「新思潮」當中非常尖銳的一個觀點。遇羅克還譴責當局授權「紅衛兵」剝奪他人的人權，進行政治迫害的行徑，如「殘酷的『連根拔』、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所謂『辯論』，以及搜身、辱罵、拘留、毆打等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在該文的末尾他向民眾呼籲：「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43]」遇羅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於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殺害，年僅27歲。
1970年春當局發動了名為「一打三反」的政治運動，以打擊所謂的「反革命活動」，其中也包括地下讀書活動，上千個地下讀書會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許多參與者被捕入獄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等例之外，還有南京的「金查華馬列主義小組」和寧夏自治區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小集團」等許多案例。當局以「攻擊毛澤東和文革」的罪名將金查華處死，他的朋友陳卓然、蘇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對這種殘忍的殺害極端不滿，他們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張貼了數十張標語，標語的內容有「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金查華烈士永垂不朽！」。不久當局又把他們以「陳卓然反革命集團」之罪關進監獄，後來也將陳卓然殺害了[44]。
與「紅衛兵」早期的異端團體和派別相比，地下讀書運動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認知水平，幫助他們比較深刻地認識和判斷政治社會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張木生在地下沙龍的那次以「對中國農業制度的思考」為題的演講中，比較系統地批評了毛澤東的農業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員的熱情和幹勁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別太小，這對老弱婦幼有利，因此難以進行調整。全縣的生產隊都在開會，工分制沒通過之前他們是不會結束會議的。這是目前最嚴重的損失」；「集體生產總會導致產量下降，農民從自己的勞動中看不到好處。農民也沒錢買機械。這種集體所有制哪能撐得下去？」當時他的眼光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10年後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試圖解決的問題。在這篇演講中，張木生不僅分析了農村制度和政策，還討論了政治制度問題。他大膽支持毛澤東的「敵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甚至還支持赫魯曉夫的改革。那時他的一些判斷顯示出深刻的洞見。他說：「右派們在1957年指出問題的癥結是制度，這正是他們超前於別人的地方」；「這一切都說明制度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作為一名高幹子弟和「老紅衛兵」中的活躍分子，張木生當時能從本質上摒棄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實為認知上的重大「飛躍」。[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從歷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澤東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後的中國及我對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評了毛澤東及中共發動的主要政治經濟運動，如1954年的「集體化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1959年的所謂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和1963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46]。這些錯誤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承認，但這份權威性的官方文件對這些錯誤的膚淺認識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夢犯下了幾大錯誤。首先，「這種公社……只能使農民愚昧落後的狀態永久化，沒有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其次，針對毛澤東「消滅勞動分工」的藍圖，王寫道：「只有通過大工業極大地提高生產力，才有可能沒有例外地在全體社會成員中平等分配勞動。這將大大減少每個人的工作時間，使人們有充足的時間參與社會理論和公共事務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國目前的歷史條件下，消滅勞動分工」的時間尚不成熟。 [47] 王申酉對毛澤東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的挑戰，因此就更透徹，更有說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發生進一步激發了青年異議人士探討中國政治痼疾和為中國的未來尋找出路的熱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義寫出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廣東的一個地下學習小組3位成員李正天、陳一陽和王希哲的筆名。他們於1974年 11月10日貼出了這份大字報，它隨後在全國各地被廣泛地油印和傳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價值的思想。與遇羅克和楊曦光一樣，「李一哲」認為「中國也出現了與蘇聯相類似的特權階層」，黨的幹部是一個享有特權的「新資產階級」，「一個對起來反抗其特權的群眾進行鎮壓的新貴集團」[48]；「李一哲」也猛烈抨擊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並非完美無缺」 [49]；這幾位作者承繼了遇羅克的人權觀，認為中國「需要民主，需要社會主義法制，需要能夠保護廣大群眾的革命權利和做人的權利[50]」；他們還強調要「保障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利」，探討如何讓幹部對人民負責，當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到讓人民滿意時應當怎麼辦。「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法制，還向第四屆全國人大呼籲，要求在新憲法中重新確立法治原則，讓司法系統擺脫政治，以便保護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它也在中國首次提出，未來的政治改革應當沿著「民主與法治」的軌道進行。這種觀點到了1980年代為中共黨內的開明派接納[51]。
地下讀書運動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認識，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起未來的民主和人道社會的具體藍圖。例如，貴州省的陳爾晉在題為「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長文中講述了對未來的理想社會的看法。他觀點的的核心是兩黨制，「承認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鏟除長期以來在一黨制掩蓋下權力鬥爭中的那些卑鄙無恥的陰謀詭計[52]」。此外，陳爾晉還提出了一種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共產主義制度。陳爾晉強調：「每個公民既有義務進行自我批評和接受別人的批評，也有權利批評政府。造謠誹謗將受到全社會的鄙視。批評主席不是犯罪，對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進行殘酷迫害。」他不僅譴責了毛澤東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還強烈表達了對自由人權的渴望。陳爾晉的主張實際上是以美國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為藍本的，但他給它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可能是因為在那個壓抑的時代他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為他的觀點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自相矛盾。儘管如此，他真誠地追求民主和人權的努力還是有意義的。
回顧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間的思想覺醒以及從激進到理性、從幼稚到成熟的整個過程，1970年代的地下讀書運動確實代表著異端思想的一個新高度。考慮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壓抑的政治和社會氣氛，這一代人當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會有侷限性。他們都是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洗腦教育中成長的，當他們試圖批判毛澤東思想時，往往會從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其中的人道主義因素當中尋找依據；他們大部份人都沒有完全摒棄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對西方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張消滅舊的國家機器，卻無從想像如何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制度。但是，他們能在完全隔絕於外部世界的年代裡憑藉自己的獨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種種觀點，實屬難能可貴。他們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時冒著生命危險向毛澤東和中共的體制發起挑戰，毫無疑問他們理應在中國的政治和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們開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熱情，以及他們從毛澤東的擁護者變成毛澤東的反對派這一史無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後人銘記。
【作者說明】本文原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40週年《中國現況》學術研討會宣讀的英文論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譯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後的審閱和不少修改。
【全文完】
【註釋】
[1] 見宋永毅、孫大進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彙報會上的講話」（1964年10月24日），見 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II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92), vol.1, pp.408-409。
[3] 見1966年8月9日的《人民日報》。
[4] 見1966年8月9日、11日、13日、14日、17日和19日的《人民日報》。
[5]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Summer 2001), pp.41-43.
[6] 見《井岡山》報（北京：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1968年3月27日、4月10日。
[7] 筆者1998年對李文波訪談時，李文波表示，伊林和滌西的「公開信」中的思想直接來自他本人和喬兼武。李文波曾幫助伊林和滌西修改過他們的第一稿。
[8] Michael Schoenhals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pp.160-161.
[9] 1967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張春橋和姚文遠的談話，《學習文選》（北京：1969），137-138頁。
[10] 「省無聯」是「湖南省無產階級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
[11] 「北決楊」是武漢「北斗星學會」、「決心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辦」和「揚子江評論」三個組織簡稱的合併。
[12] 出處同注[5]，第47至48頁。
[13] 出處同上，第96至98頁。
[14] 當時楊的一系列文章包括「長沙地區知識青年運動研究」（1967年11月16日）、「建議成立毛澤東思想小組」（1967年10月）、「堅持和加強新思潮的戰略應當改變」（1968年2月1日）等。
[15] 出處同注[5]，第78頁。
[16] Wang Shaoguang, “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1999), pp.197-200.
[17] 據官方統計，1966年8月他們在北京至少殺害了1,781名無辜之人，被趕走的人在10萬以上。見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頁。
[18] 這個文件可能是外省的「聯動」成員所寫，但它表達了他們與北京「聯動」成員的共同想法和對「文革」的明確抵制。
[19] 出處同注[5]，第82至83頁。
[20] 見陶鐵柱的「『聯動』和共產主義小組」，載徐友漁編的《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第43至72頁。
[21] 見余夫、汪畢華編，《悲愴青春：中國知青淚》（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第10至17頁。
[22]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 p.27.
[23] 出處同注[1]，第365至371頁。
[24] 出處同注[5]，第89至90頁。
[25] 王紹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二十一世紀》（1995年10月），101頁。
[26] “Casting Doubt o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Fa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 p.62.
[27]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231.
[28] 徐明旭，「再談文革與造反派」，《北京之春》，1996年第9期，第31頁。
[29] 這一數字取自中國版本圖書館所編《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1989》。北京：中華書局，1988。
[30] 金大陸編，《苦難與風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4頁。
[31] 據筆者1998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與胡守鈞的交談。
[32] 出處同注[21]，第10至17頁。
[33] 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第44至45頁。
[34] 袁浩等編，《八載秦城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第533至535頁。
[35] 見《革命大批判文選（5）》（上海：復旦大學政宣組，1970），第9至12頁、第32至37頁。
[36] 見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第296至299頁。
[37] 出處同上，第83至90頁、105至109頁。
[38]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第10期，第55至58頁。
[39]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第415頁。
[40] 遇羅克多年自學西方古典哲學，對從柏拉圖到盧梭的西方哲學家十分熟悉。盧梭討論人類起源和不平等基礎的著作對他的文章有直接影響。見王晨、張天來的「劃破夜幕的隕星」，載1980年12月22日的《光明日報》；另見遇羅文的《我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51至99頁。
[41] 出處同上。
[42] 出處同注[5]，第17、32頁。
[43] 出處同注[5]，第25頁、第34至35頁。
[44] 出處同注[36]，第125至126頁。
[45] 出處同注[22]，第52至59頁。
[46] 出處同注[22]，第86至105頁。
[47] 出處同上。
[48]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Unger Jonathan, ed.,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 E. Sharp, 1985), pp.77-78.
[49] Ibid., pp.34-35.
[50] Ibid., p.71.
[51] 「李一哲」大字報的最著名的句子在1980年代成了《人民日報》社論中的口號甚至是標題。
[52] 出處同注[22]，第70至85頁。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