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7日訊】 俄羅斯最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記述了他的流放生活。在流放地的監獄高牆內，到處是骯髒和恐怖之中的人性之殘忍和無恥，是人在嚴酷監控下的失控、變態乃至瘋狂。
然而，身處人間地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在沉思中仰望看不見的天國，堅定的信仰矗立在他的靈魂深處，上帝給了他對未來的樂觀確信：「從監獄高牆也能看得見的天堂，引起他對未來，已非遙遠的未來的嚮往。這樣的時刻會到來——監獄，打著烙印的面孔，非人的辱罵，永恆的毆打，野獸般的長官，臭氣，污濁，自己和他人不停作響的鐐銬——這一切都將結束成為過去，新的高尚的生活將要開始。」
在鐵窗外的廣闊空間與高牆內的狹窄空間之間，在自由與鐐銬、尊嚴與辱罵、清新與渾濁之間，上帝的祝福終將降臨。是對上帝的虔誠而堅定的信仰，給了陀氏在絕境中的希望。或者說，絕望給人以希望，監禁肉體的牢籠給了精神得以自由翱翔的空間。
與《死屋手記》相比，我更喜歡陀氏的《地下室手記》，那個誠惶誠恐的小人物，既自負虛榮又怯懦自卑，生活在地下室中的他，讓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說《地洞》中那個小鼴鼠，區別只在於，他是一個人，那是一隻鼴鼠。但兩者之間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惶惶不可終日面對生活。
這種人和鼴鼠的生存方式以及心理狀態完全相同，表徵著肉體的自由變成靈魂的牢籠，可以隨便走動的主人公的靈魂空間，卻僅僅局限於那間狹小的地下室，終日不見陽光的陰暗，散發著潮濕霉爛的氣息。
這個小人物的懦弱卻被膨脹的虛榮所激勵，每一次，當他在強者那裡備受羞辱之後，他一定要找到更弱的弱者來發洩自己的仇恨和屈辱。他既是極權者又是奴隸，集受虐與施虐於一身，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
陰暗的地下室裡，隱藏著存在主義的、後現代的種種污垢，那是卑賤者的精神哲學，形而上學的癌症成了個人的真實命運。在高貴的哲學思考與低賤的鼴鼠生活之間，幾乎沒有什麼界線。他的大腦在黑暗中苦苦思索，一遇到陽光就變成肉體的顫抖。現代人的焦慮與迷失，既沒有傳統的形而上學的統一，也沒有頹廢化虛無化的對統一的反抗。
如加繆的局外人，現代性帶來的極端冷漠，貫穿於主人公莫索爾的一切言行，對死去母親的冷漠，對熱戀情人的毫無激情，對被殺的阿拉伯人的無動於衷，最後是對自己生命的毫不在乎，可視為人性冷漠的抽像化極致化。
在令人目眩的明亮陽光下，莫索爾失手殺了阿拉伯人。過於強烈的陽光使海灘幻化為起伏的波浪，沙礫的錯覺和人的幻覺交織在一粒子彈的閃爍中，對自己生命的冷漠猶如旁觀者在旁聽審判。他拒絕律師的辯護，拒絕一切好心的救援，甚至拒絕法庭上的指控和陳述。在此意義上，不是法官宣告莫索爾的死刑，而是莫索爾宣判法律的死刑。局外人的冷漠具有了形而上學的殺傷力，同時宣判人性本身的死刑。泯滅一切人間的熱情和慾望，如同醫生的手術刀割除一個腫瘤。
這一切與卡夫卡的《審判》恰成鮮明的對比。在加繆，所有的一切——包括放棄為自己的生命進行辯護——都基於一種自主的選擇；而在卡夫卡，Ｋ所遭遇的一連串毫無緣由的荒繆審判及死刑，皆為某只神秘之手所強加，Ｋ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罷了。莫索爾完全主動，一步步把自己帶向死亡，每一步都是由他自己設計的實施的，最後執行死刑的，與其說是劊子手，不如說是他自己。而Ｋ沒有任何自主性，如同機器上的某個零件，只要有一隻手按下開關，它就只能隨整個機器運動，Ｋ在絕望中連自殺的勇氣都喪失了，一切都要由那只看不見的手來幫他完成。
然而，自主地把握命運和宿命般地任由擺佈，其結果竟是完全一樣——死亡。那麼，存在主義肯定的「向死而生」的本真存在之勇氣，與卡夫卡式的無力逃脫更無力反抗的懦夫行為，實際上存在的荒謬性這枚硬幣的兩面，二者以截然對立的方式共赴陀氏的地下室。
小小的地下室裡，住著猥瑣的小人物，以他卑賤的生活和發霉的問題，向現代的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發起了一次毀滅性的衝鋒。他懷疑任何確定的自明的結論，不相信類似２+２=４就是真理。執著於如此極端的懷疑的人，他的生命中一定有某種更堅強更硬朗的內在支撐。但是，他不懷疑生命的極限，因為他自知無力超越這一界限。他想尋找到一點燭光，洞照陰鬱、潮濕和霉爛的靈魂空間。
在腐朽的邊緣小心翼翼行走的地下室人，居然預示了２０世紀人類的命運——在２＋２＝４的真理主宰人類的思維之時，種族大屠殺和共產極權橫行於世，而閃光的真理或良知卻對此無動於衷。信仰在哪裡？上帝在哪裡？如果把二十世紀的各類大屠殺解釋為上帝對人類的考驗，這樣的考驗豈不是過於殘忍了嗎？
形而上學的渴望愈高舉，猥瑣的行為愈卑下，堅實的土地上爬滿了以頭行走的顛倒人物；人們在信念的沼澤中陷得愈深，現代人的形象就越清晰越豐滿。自由帶來的不是恆定的幸福，而是飄泊的苦旅；個人主義帶來的不是尊嚴，而是殘酷競爭中的攀比、羨慕、嫉妒及其背後的怨恨。英國王室的貴族傲氣，被兩個平民女子攪得醜態百出（溫莎公爵的未婚妻和王妃戴安娜），皇家的威嚴成了大眾文化中一出笑料迭出的肥皂劇。
孤獨的個人反抗全體，成功的自我感覺必然伴隨著現實的失敗，幽默被自身的毒汁所反諷，個人主義的野心被整合到理性主義的秩序之中，非理性主義的吶喊更近似於理性主義的悲鳴。西西弗斯的荒謬源於地下室人的漫畫臉譜。一些偉大的知識分子在高倡平等和公正的同時，卻恭恭敬敬地接受獨裁者款待（比如羅曼·羅蘭、薩特等）；最具顛覆性的思想怪傑在批判知識—話語權力的同時，為爭奪體制化的學術榮譽而心懷嫉恨（比如福科競爭法蘭西學院院士的頭銜）；啟蒙時代的知識良知之神，只是在極權主義國家才顯出固有的神聖，自由世界的左派知識分子所頂禮膜拜的，不是《我控訴》中的左拉良知，而是東方共產極權的虛幻光環；啟蒙運動對正義的召喚恰好否定了召喚本身，高高刺向等級制的匕首，由於用力過猛，在洞穿貴族心肺的同時，露出的刀尖正中資產階級暴發戶的心臟。結果，為黑格爾掘墓的叔本華，也為自己準備了把智慧的骨灰撒向虛榮。現代人的死亡遠不如昔日的貴族體面。
尼采說：上帝死了——死於一切價值的重估中。
福科說：人死了——死於權力和知識的共謀中。
利奧塔說：知識死了——死於後現代的解構中。
而以上三位傳統價值的顛覆者的結論，早就蘊含在陀氏的地下室和卑微的小人物之中。小人物的自我反思，比陀氏其他作品中的所有議論都冷靜，但他的反思卻是反理性的；《地下室手記》的敘述之混亂，也打破了陀氏慣用的復調手法，所以在美學上具有鮮明的反風格的顛覆性；小人物本身的卑微，也一反他的其他人物的布道者角色，無法用上帝的真理拯救他人，而只能靠靈魂自虐來自我拯救。
貫穿陀氏全部敘述的是一種膽怯而卑微的瘋狂，一種內向的語無倫次，一種自戕的歇斯底里，而決不針對任何外在的威逼。在此意義上，卑微者的癲狂恰恰是反癲狂的：因為，在傳統的美學譜系中，癲狂似乎是貴族階層的特權，是那種衣食無憂、地位尊貴之階層的靈魂困境，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或毀滅」的精神憂鬱症，是李爾王式的大夢初醒後的歇斯底里；也是盧梭式的自然狂野和維特式的愛情絕望，是平民子弟在貴婦人沙龍裡的膽大妄為和貴婦人投入平民懷抱的錯亂激情，……
表面上看，在貴族式的癲狂中似乎顯露出存在的根基和意義，似乎頭戴假髮僅僅是為了凸現真實的面部表情，但高貴與卑微之間的二元對立始終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在陀氏的卑微者的癲狂中，沒有高貴背景的烘托，沒有強烈的貴賤對比，也沒有反叛的浪漫悲情和絕望——無論是平民反抗等級還是貴族的自我叛逆——而只有卑微的生存本身。如此卑微的癲狂反而釋放出罕見的清醒——對人類處境的清醒。
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發展的世紀，也是人對人的征服空前慘烈的世紀，理性主義的真理所導致的是道德的徹底墮落。而陀氏的故鄉俄羅斯，東正教教義被共產教義所吞沒，人們生活在瘋狂的革命和極端的恐怖之下，帶來的是人的尊嚴的徹底掃地，甚至連地下室人的尊嚴都被掃蕩一光。
東方最古老的帝國，自我陶醉地悠閒了幾千年，突然被一隻強有力的鋼鐵之手擊醒，它昏昏沉沉地只是模擬了一下西方人的手勢，便重新回到自己的閹割文化之中，繼續閉上眼睛自吹自擂。沒有上帝的土地，才會樹起「至聖先師」、「偉大、光榮、正確」之類的牌坊。地下室人再猥瑣，卻保持著對榮譽的病態敏感，而住在土谷祠的阿Ｑ則連這種猥瑣都無從企及。他也虛榮，卻麻木不仁，他臨終前一定要劃得圓的虛榮，被發抖的肉體之手所粉碎。除了對死的恐懼，曾經極度虛榮的他，再沒有屬於自己的真實意識和情感。阿Ｑ是一無所有的赤貧，沒有物質世界也沒有精神世界，只有自欺卻欺不了別人的虛榮幻覺。
阿Ｑ的命運是一個民族的寓言，用自欺欺人的謊言寫成的寓言，連他的死也被整體的謊言所吞沒。當過處決人犯的熱心看客的阿Ｑ，終於成了被其他看客們觀看的焦點，如同幫助毛澤東弄死了高崗和彭德懷的劉少奇，最後也在幾億看客的注視下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在這裡，吃人與被吃之間沒有固定的界線，毋寧說，吃人者被吃和被吃者吃人，是所有中國人的雙重命運，無一人能倖免。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２日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