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四、反對利用暴力來強行掠奪富人的財產
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儘管無政府的打砸搶逐漸過去，但隨之到來並不是和平的秩序，而是新政權有組織的暴力搶劫。十月革命剛剛勝利，布爾什維克就公開提出「搶劫不義之財」的口號；新政府發佈法令：「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於是，瓜分戰利品的搶劫全面展開，地主的土地被奪走，資本家被趕走，工廠被工人委員會佔領，那些來不及逃往的地主、廠主和其他資本家，統統被逮捕並送往「白茫茫的大地」，以後就沒有人再見過他們。
同時，列寧還發佈密令，要求「堅決、毫不留情、無條件、不停頓和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剝奪貴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貴重物品」的掠奪。
出身底層的高爾基，雖然對窮人充滿同情，但他還是能夠比較客觀看待私有財產和富人財富，所以，他堅決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平均主義，特別反對以暴力手段來剝奪富人和其他人的私有財富。他痛斥布爾什維克提出「去搶那些搶來的東西！」的口號，他說：「人們在掠奪，而且令人吃驚，極其出色。……人們在掠奪和出賣教堂、軍事博物館的東西，出賣大炮和步槍，肆意盜竊後勤儲備，掠奪過去的大公們的宮殿，偷竊一切可以竊走的東西，出賣一切可以出賣的東西。」
革命和掠奪帶來了大饑荒，對此高爾基指出：「……我堅定不移地得出結論：今天的饑荒並非自然災害。它是激進盲動的產物：勞動的自然法則遭破壞，壞分子、游手好閒的人為首當道……」「……曾幾何時讓人民相信，富人首先就是強盜。似乎一切都亂了，必然導致饑荒，因為人民中勞力最強的人，最有智慧，善於務農的人遭受迫害和殺戮……」他悲歎道：「毫無疑問，歷史將懷著巨大的激情來講述俄羅斯的這一自我掠奪過程。」
有鑒於此，高爾基向蘇維埃政權和全社會發出呼籲：「應當否定突擊式的共產主義」，「應當堅決否定沒收富農財產的制度。需要建立合理的貸款機構，而為了實行貸款，需要的是富余，而不是平均。」
五、譴責蘇維埃政權毀掉了文化和道德
作為人道主義作家的高爾基，自然對文化遺產和道德水準極為看重。他認為，沒有一定的現代文化知識的積累，沒有思想道德上的啟蒙，人類便無法走出黑暗的中世紀。具體到俄羅斯，知識的和道德的雙重啟蒙更為重要。因為俄羅斯的落後恰恰源於文盲太多、思想蒙昧和道德不彰。他所希望的革命，不僅要消滅經濟貧困，而且要消滅頭腦愚昧，提升思想、文化和道德的水準。所以，他珍視剛剛形成的現代知識分子階層、知識體系和啟蒙氣氛，珍視還不夠強大的現代知識群體在俄羅斯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替代的啟蒙作用。
布爾什維克宣稱：自己是在從事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創造新世界和再造新人性的革命，所以要掃蕩一切舊宗教、舊文化、舊知識、舊道德和舊知識分子。而在高爾基看來，革命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帶來的不是新文明而是新野蠻，不是進步而是倒退，甚至使俄國陷於比沙皇時代還野蠻的泥潭——血腥的暴力、刻骨的仇恨、普遍的饑荒、文化的凋敝、思想的混亂和道德的墮落。所以，當蘇維埃政權逮捕知識分子和關閉報刊之時，當士兵們洗劫文物和焚燬書籍之時，當革命中的人民陷於仇恨和嗜血的暴力之時，高爾基表現出憂心如焚的憤怒。
關於毀壞文化，他說：「我們現在幾乎完全停止了書籍印刷和出版工作，同時，極珍貴的圖書館一個接一個地被毀壞了。就在不久前農夫們洗劫了……一系列……的莊園。農夫們把所有在他們看來是有價值的東西都分運到各自的家裡去，而將藏書毀燒了，把鋼琴用斧頭劈掉了，把藏畫撕碎了。科學儀器。藝術品、文化用具在鄉下人的眼裡是無價值的，就是在城市老百姓的眼裡它們是否具有價值也值得懷疑。」
關於毀壞道德，他痛惜地說：「……最令我震驚，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並沒有帶來人的精神復活的徵兆，沒有使人們變得更加誠實，更加正直，沒有提高人們的自我評價和對他們勞動的道德評價。」「『新的開端』依然像過去一樣粗俗，只是表面上顯得更少教養。在現在的派出所裡，又是大喊大叫，又是跺腳，就像以前喊叫的一樣。撈起賄賂來還像以前的官吏們一樣，還把人們像牲口一樣成群地往監獄裡趕。一切舊的東西、醜惡的東西暫時都沒有消失。」
依靠烏托邦主義和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布爾什維克，維護政權的主要手段必然是恐怖和謊言，共產革命所倡導的革命道德，沒有對傳統文化的珍視，沒有對神聖價值的敬畏，沒有對愛與仁慈的提倡，而是釋放出人性中的魔鬼，敵視傳統、煽動仇恨、縱容暴力、抓人殺人、搶劫財物，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的變成了狼對狼的關係，高尚的共產理想所點亮的，恰恰不是新文化新倫理的火把，而是沒有倫理法則約束的滔天烈焰；焚燬的恰恰不是陳腐的舊人，而是人性本人，是人類社會公認道德底線。這是一種現代野蠻，甚至是比叢林時代更殘酷的野蠻。
早在1918年，高爾基談到十月革命的道德後果時說：「在爭取從肉體上統治人民的權力鬥爭中漸漸失去了人的面目。」
在30年代初，布哈林談到紅色恐怖的偉大成就時說：「契卡創造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奇跡：改變了俄國人的人性。」
兩位俄羅斯名流從正反兩方面道出了極權主義導致的人性後果：人性被恐怖政治扭曲為非人性，告密和監視成為革命壯舉，秘密警察成為革命英雄。
可以說，在共產世界剛剛興起之時，高爾基關於「紅色革命」將毀滅道德、文化甚至人性的論斷，也是極具先見之明的遠見。後來的事實證明，共產極權的再造新人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大規模的人性毀滅運動。正如哈維爾所言：極權制度的君臨，不僅是政治危機，更是文化危機或人性危機，正是人性的普遍犬儒化使暴政得以暢通無阻。所以，他提出了「生活在真實中」的良知不服從原則，旨在喚醒捷克人民的良知，用反抗謊言來化解人性和道德的危機，以恢復做人的尊嚴和應承擔的責任。反抗極權就是在公眾領域中公開地堅持人的自由、尊嚴和主體創造的政治，是一種為恢復政治自身崇高目的反政治的政治。他進而指出，捷克人所反抗的甚至不是現行政權，而是一種有辱和自辱尊嚴的非人生存方式，從而建立一個有尊嚴、敢擔當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不止是物質繁榮和技術先進，而是靈魂家園和精神歸宿。也就是哈維爾所言：「最好的抵制極權主義的做法是將它從我們自己靈魂中、我們周圍的環境中、我們的大地上徹底地驅逐出去，從當代人性中徹底地驅逐出去。」（《道德與良心》）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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