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三、地下讀書運動──異端思想的成熟與分化
在「文革」與這一代年青人的關係中，書籍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當1966年爆發了政治和社會大動亂時，成千上萬激進的「紅衛兵」把書籍統統當作「封資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的街頭付之一炬。迷信毛澤東的千百萬年青信徒認為，「紅寶書」已經告訴了他們指導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後這一代人中的先驅者卻開始如饑似渴地尋找、閱讀和傳播這些所謂的「封資修垃圾」。當時全國各地的圖書館都已關門，除了官方批准的極少數圖書外，大部份書籍遭到查禁。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為了滿足對圖書的渴求，不得不通過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地下閱讀網，交換和傳播他們喜歡的圖書。這種地下讀書活動的一個參與者回憶道：「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文革期間是我一生中最豐富多彩的閱讀經歷，尤其是西方和中國的古典文學。……讀書小組通過相互交流結為一體，最後形成了一個地下網，使他們能夠看到和交換各種書籍。這並非武漢的各別現象，全國都是如此。[25]」
從1967年到1976年，全國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了無數個地下讀書會。越來越多「文革」時代的青年人產生了與趙振開──即後來中國著名的詩人北島──相同的認識。趙振開說：「只有駛過知識的海洋，才能抵達真理之島。[26]」具有反諷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廣泛閱讀使他們用馬列原著對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提出質疑，用正宗的人道主義傳統去評估革命，以西方哲學和法學去批判整個社會主義體系。正是這種廣泛的地下讀書運動讓一代人告別了天真，形成了自己的異端思想，使他們走向「文革」的反面──民主和基本人權。
許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過系統地閱讀馬列著作尋找革命真理，可是他們真誠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終。梁恆是「文革」期間湖南省的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學生，他在「文革」後出版的自傳《革命之子》一書中介紹了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讀得越多，我就越是把書中所講的社會與自己的社會進行比較，頭腦也變得越發混亂。這當然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情況；有我這種問題的相當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報上的大話與我們可悲的現實之間的差距。[27]」
由於馬列主義的理論並不能充分解答他們的滿腔疑問，官方的正統宣傳又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困惑，於是這些青年人開始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著作之外尋找答案，他們的閱讀範圍逐漸擴大，涵蓋了所謂的「反動書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憶讀書經歷對他在1967年年底覺醒的影響時說：「我讀了當時在大學生中十分流行的兩本書，一本是錫蘭共產黨員古納瓦達納寫的《赫魯曉夫主義》，另一本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這兩本書裡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讓我渾身發涼，四肢麻木。我在頭腦中把斯大林的清洗與文革和毛澤東聯繫在了一起。我突然覺悟到，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暴君，他們都是用卑鄙無恥的手段維持著自己的獨裁統治。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下子煙消雲散了，那不過是些陰謀詭計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間的毛澤東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後塵。……我認為，自己的思想轉變在這個時期大學生造反派中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當局出版了大約1,041本專供高干閱讀的圖書[29]。這些「內部發行」的圖書分為兩類：一類是灰皮書，大都屬於政治、法律和文化的範疇，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蘇聯東歐各國的「修正主義者」所寫；另一類是黃皮書，主要是文學讀物。由於這兩類書有特定的封面顏色，因此人們簡單地稱之為「灰皮書」和「黃皮書」。在「文革」的動亂歲月裡，大量這樣的圖書散落到普通人手裡，它們很快就在學生中間成了「搶手貨」，這些書籍給地下讀書運動的興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書是一份十分獨特的書目，不僅中國現在的大學生未必知道其中的書名，當時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也未必全都讀過，但「文革」時期中國地下讀書運動的活躍成員們卻十分熟悉它們。
「灰皮書」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讀書活動中特別受歡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特加·古納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蘇聯的現狀與未來》，米洛萬·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共產主義制度分析》，弗裡德利希·A·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亞當·沙夫的《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馬迪厄的《法國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魯曉夫的《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拉扎爾·皮斯特臘的《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等。「黃皮書」中最流行的有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1891－1917年回憶錄》和《解凍》，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讓·保羅·薩特的《厭惡及其他》，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約翰·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薩謬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傑羅姆·大衛·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等。
仔細分析一下這個書目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書的大多數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熱拉斯、赫魯曉夫、愛倫坡、西蒙諾夫、薩特和索爾仁尼琴，實際上都是曾被共產主義運動稱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義者」的人。他們曾經是激進的革命派，覺醒之後又開始反對革命。他們的覺悟過程幾乎和「文革」時期中國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樣。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還應當提到，上述書目中有些書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與毛澤東1960年代發動的「文革」十分相似。而書目中那些西方的現代派文學作品則引起了這些異端學生的共鳴。20世紀現代派中的一個主要文學流派，即西方的現代派，突出表達了反抗傳統社會的青年一代的懷疑、失望與反叛。「文革」時期的中國青年人經歷了同樣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經歷，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中的這種情感對他們很有吸引力。
至於為何納粹德國的歷史會吸引許多有頭腦的中國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簡單。中國學者高瑞全在講述他第一次讀到《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的感受時說：「它就像一道劃破夜空的閃電。」對此書的閱讀引導他比較德國的納粹運動與中國的「文革」，結果發現兩者都會「使國家走上毀滅之路，儘管它們最初都得到了群眾的盲目擁護[30]」。上海復旦大學「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的胡守鈞對該書的啟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從政治制度的角度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進行比較。我們很快便發現兩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才從毛澤東的烏托邦美夢中驚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災難性後果也促使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識地從「革命的敵人」的作品中尋找啟迪。例如，一些「老紅衛兵」在1968年看了許多他們曾經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批判過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卻驚奇地發現，站在歷史正確方面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他的敵人們。
現任《中國稅務報》社長的張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讀書活動中的一位青年知識分子。他組織了一個地下讀書會，向他的同伴們介紹他對毛澤東及其在中共歷史上的錯誤的分析。他為當時自己的讀書會開列的閱讀目錄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拉扎爾·皮斯特臘克的《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張木生回憶道：「我也看一些所謂『右派』的講話和他們交給黨組織的有關自己思想進步的匯報。此外，我還得到了一份彭德懷在1959年的反黨信。根據我本人在農村的經歷，我不但認為彭德懷講的事情絕對真實，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觀。[32]」張木生在一次沙龍式討論中發表了題為「對中國農業制度的思考」的演講，把「文革」早期的異端思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對「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前的毛澤東體制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做了系統的批判。
由於參與地下讀書活動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開宣揚自己對「文革」的異端觀點，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間的中國政治舞台上，這些讀書小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國當局把大約1,600萬城市學生送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場所謂的「上山下鄉」運動對那些原「紅衛兵」來說是個明確的信號：他們對黨已經沒有用處了，因此不再是毛澤東的「革命小將」，而成了「再教育的對象」。社會政治地位的突然變化以及在貧困農村的艱苦生活使這些青年人既沮喪又困惑，這激勵他們通過探索性的閱讀來重新評價「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盧叔寧曾在日記中講述了那時他對書籍的「精神飢渴」，他讓自己的朋友給他帶來更多的書，因為「我們的知識極其貧乏；我們的精神胃口極其飢餓；我們讀書的願望極其強烈。我們必須抓住一切機會為自己尋找精神食糧──書籍。[33]」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生王申酉的不同尋常的經歷更生動地反映著他們對精神食糧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創辦反對「文革」的「反動雜誌」而被打成「反動學生」。他與另一些「反革命學生」組成了一個地下讀書會。為了找到更多有關政治、哲學、經濟學尤其是馬列主義的書籍，有一天夜裡他們潛入已被封閉的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偷」了二百多本書[34]。在當局及其信從者看來，「反動學生」的這種「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諒的，但對這些「飢餓」的真理追求者來說，他們就像是從天上盜火的普羅米修斯。王申酉熱衷於讀書和獨立思考，在給女友的長信中闡述了自己逐漸成熟的異端思想，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和中國的政治制度。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澤東意志的中共當局在毛澤東死後，以「反毛澤東思想罪」將王申酉處死。
從中國和海外出版的下鄉知青的大量懷舊文章和回憶錄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間下鄉知青把大批書籍帶到農村閱讀，回城時又常與朋友交流各自的獨立見解，這在當時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
儘管當局在1967年迫害過早期的地下讀書會，但這樣的鎮壓並不能阻止地下讀書運動的延續和擴大。事實上，在北京和全國各地一直存在著大量的地下讀書會，不過它們都刻意保持低調，沒有正式的名稱，很少組織公開的討論或交流活動，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
全國範圍的地下讀書活動主要有兩種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龍。
著名的通信式讀書團體的一個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復旦大學的「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它由上百名持異見的青年人組成。這個「小集團」包括上海的一些原「紅衛兵造反派」，他們曾兩次參與「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的行動，大多數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農村去。儘管這些學生在挑戰張春橋時受到挫折並遭到政治迫害，但他們並不氣餒。他們編輯了一份地下刊物《遠方戰友通信集》，在上面發表自己的讀書筆記。這些文章表明，他們已經超越了個人的痛苦經歷，開始嚴肅地探討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例如，這個團體的主要理論家之一方農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兩重性」觀點：這種國家的「政府一邊鎮壓人民，一邊保護官僚」。這個團體的另一名成員童允安主張，「用新的機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經過法院公審」，「人民選舉法官，全民選舉幹部」。[35] 這些想法往往來自他們讀過的馬列主義原著和西方哲學，甚至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綱領》這類「修正主義文獻」。
所謂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是又一個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鄉知青徐曉與一些青年工人和戰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組成了一個通信小組。「由於環境壓抑，雙方只能寫信。徐曉和他們通信，都是十幾頁紙。」當局拆檢他們的通信，指控這個鬆散的通信團體成員「搜集、流傳反動小說、詩詞；搞反動串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攻擊『批林批孔』[36]」，最後以荒謬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罪名將其成員悉數投入監獄，有兩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討論理論或文學話題的私人地下沙龍是地下讀書活動網絡成員的另一種交流方式。例如，趙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這種網絡的活躍成員之一，他就領導著一個這樣的地下沙龍，給朋友們提供一些「禁書」、「灰皮書」和「黃皮書」，並組織私下的討論活動。中國當代一些著名小說家和詩人，如史鐵生、北島、芒克和郭路生等，都參加過這類沙龍的活動。據他們回憶，「此時在沙龍裡瀰漫著一種偷食『禁果』時的犯罪欣悅感[37]」。
所謂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的組織者徐曉也是這類網絡的活躍成員。她後來回憶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書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司湯達的《紅與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徐曉寫道：「趙一凡和他的沙龍是我的精神導師，他使我認識了人的問題。知道還有一個人的問題存在。」這個沙龍開展的西方哲學和文學閱讀活動也影響了芒克和北島。來自白洋澱的詩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過地下文學交流活動，在西方現代派的啟發下開始寫新詩，後於1980年代形成了當代詩歌流派「白洋澱詩群」。出人預料的是，地下讀書運動也為1980年代中國的開放準備了人才。
活躍的地下沙龍也散佈在偏遠的農村。例如，河南省蘭考縣──這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就有一個地下讀書會。1968年該地某工廠的10位大學生和中學生組織了一個非正式的讀書會。90年代以來在中國很有影響的學者朱學勤回憶當時這個團體的讀書經歷時說：「[他們]過著一種既貧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面紅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舍，時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著這群白天還在一起幹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麼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38]」朱學勤後來把這些讀書者稱為「六八年人」。
這類的地下讀書會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別。例如，北京女學生「徐浩淵」沙龍的主要成員是過去的「老紅衛兵」，而「二流社」沙龍是由一些「文革」初期反對過「老紅衛兵」的前「四三派」紅衛兵組成的。這兩個讀書會的成員從前有過嚴重的過節，但此刻卻湊在一起讀書和討論問題。1969年冬，前「老紅衛兵」張木生和一位高干之子加入了一個由前「四三派」成員和知識分子子女組成的沙龍。家庭背景各異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國政治問題的解決之道和中國的出路，為後來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社會學者楊東平後來作過這樣的評論：「整整一代人在嚴酷的環境驅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這是一次擺脫了派別之爭的集體反叛。這一代人通過重新塑造集體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終完成了向人的過渡。[39]」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