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5日訊】「文革」中年青一代覺醒的心路歷程的本質與毛澤東的集權思想
作者說明：從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產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後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極權制度的沒落，並激發了中國獨特的民主運動。「文革」的結果無疑是災難性的，但它也使許多年輕人對共產黨政府及其意識形態產生了幻滅感，激勵了他們為中國的未來推動政治改革的熱情。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之一，無疑是想通過黨內外不斷進行的殘酷無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面而嚴密地控制人民的頭腦，為他本人樹立起中國新帝王的權威。然而，在整個動亂時期，在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人中間，始終存在著對毛澤東體制的懷疑與抵制。在這場大災難中，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判決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開批判過30到50株「大毒草」 （即贊成異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羅克的「出身論」（1966）和「李一哲」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1974），中共領導層對異端思想的出現極為驚恐。此外，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國各地的地下文學和讀書運動一直不絕如縷。1966年爆發政治和社會動亂時，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的街頭，激進的紅衛兵把各種書籍當作「封資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沒過多久，還是這些人，即所謂的「紅衛兵一代」，幾乎是在「文革」剛爆發的一年後，又開始熱切地尋找、閱讀和流傳這些所謂的「封資修垃圾」了。
從對這一現象的觀察中可以引出一系列極有意義的問題：「文革」開始時，中國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幾乎全都狂熱地擁護毛澤東，後來他們為何又變成了毛澤東的敵人呢？是什麼原因使他們對「文革」和毛澤東體制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在青年人的這一思想覺醒的過程中，在他們從激進到理性、從無知到成熟的轉變中，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過追溯「文革」時期的地下讀書運動，探討一代「紅衛兵」思想覺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過程，追尋他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跡。
一、令人驚訝的發現：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培育了自己的反對派
瞭解地下讀書運動的起源，關鍵是要認識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時期的異端思想，就會得出一個令人驚訝的發現：最先使中國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間產生異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革」時，固執地相信自己已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在黨內「失去了大部分權力」，他認為自己的政治對手劉少奇、鄧小平及其同夥佔據著全國的大部份黨政要職[2]。1966年夏，「文革」剛一爆發，劉少奇和鄧小平便立刻派出許多工作組，試圖控制住運動星火燎原的勢頭。毛澤東看到，整個黨政系統都處在自己對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認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眾運動了。為了在全國發動群眾運動，對抗劉鄧及其控制的黨組織和工作組，毛澤東把自己發動「文革」的真實意圖暫時掩蓋起來。與此同時，他向民眾展示了一幅有關未來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烏托邦藍圖，從而贏得了千百萬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澤東向人們許諾，經過「文革」之後官僚制度將被消滅，會建立一個新社會。他利用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民主要素來表達這樣的承諾，例如象1871年「巴黎公社」那樣人民享有罷免和更換政府官員的權利，在「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中毛澤東又正式向人民公開承諾，要實現「大民主」和「全面選舉」。[3] 其次，毛澤東為了讓人們追隨自己，還打出了人權牌。劉鄧派出的工作組迫害了許多「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將他們打成「反革命」，而毛澤東卻把劉鄧的政策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開展一場全國範圍的平反運動，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為了證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思想，毛澤東還鼓勵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對抗」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的黨組織。[4]
毛澤東這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權牌，本來只不過是以此作為自己奪回權力的權宜之計。可是天真幼稚的學生看不透這一點，他們把這當成了嚴肅探討政治改革、消除中國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會弊病的大好機會。「文革」時期主要的異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於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中。
喬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兩名學生，他們寫下了「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給黨中央、毛主席和國務院的公開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1966年10月17日）兩張大字報，討論如何改造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他們認為：「文革」前的中國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已經變成了官僚主義和奴隸制的溫床與社會基礎；應當號召人民通過「消滅黨的組織結構」，「砸爛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辦公室」，來打碎舊的國家官僚機器[5]；要採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來選擇幹部。用李文博的話說，「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應當是「改造」，即「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完善無產階級專政」。在李文博的大字報的鼓舞下，北京師範大學一群熱情的學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為《新思潮》的雜誌。這個雜誌主張「徹底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完善無產階級專政」，這大概就是其創辦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喬兼武的直接影響下[7]，北京市的兩名中學生伊林和滌西也貼出了他們的大字報「給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1966年11月15日）。他們除了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林彪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外，還認為林彪「沒有認識到自開展文化大革命以來變得日益突出的問題，即改進無產階級專政、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巴黎公社那樣的『東方公社』」。[8] 當局很快就鎮壓了這些學生，主要是因為他們將矛頭直指林彪。可是，他們以巴黎公社為楷模，主張建立一種新型政治制度的觀點，卻被當時上百萬「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風暴」後成功奪權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機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
毛澤東打倒了政敵、完全奪回權力後，便立刻放棄了自己關於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諾，這讓他的許多狂熱追隨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風暴」過後不久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毛澤東否定了關於人民普選原則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的構想，而是要成立被稱為「革命委員會」的權力機構，它以所謂「三結合」（軍代表、革命幹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組成。[9]
然而，毛澤東的變臉卻無法阻擋那些勤思好學的青年人的獨立思考以及他們探索中國前途的熱情。從1967年到1968年的混亂時期，中國的「新思潮」運動從理論上和組織上都有可觀的發展。北京和全國各地出現了20到30個獨立的研究小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師範大學的「造反兵團」、北京大學的「共產主義青年學社」、設在北京各中學的「《四三戰報》編輯部」、山東的「毛澤東主義小組」和「渤海戰團」、上海的「上海市中學運動串聯會」、廣東的「八五公社」、湖南的「省無聯」[10]和湖北武漢的「北決揚」[11]。
這一時期的「新思潮」討論中產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觀點。一批青年理論探討者在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日）中宣佈，在「文革」以前的中國，黨的幹部都變成了「特權階層」，「階級關係已發生很大變化」，「文革」就是一個把財產從特權階層重新分配給廣大人民的特殊過程。[12] 他們預言，今後的「文革」運動將繼續這一重新分配權力和財產的過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還抨擊「文革」前的國家機器，認為毛澤東批准的「革命委員會」是新的「至今仍在運轉的資產階級統治機器」。他們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群眾應當起來推翻」這些「革命委員會」[13]，因為它們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國家機器。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們對「文革」前的中國做了深入分析，認為存在著一個由90％中共高干組成的「紅色資本家」新階級。湖南省「省無聯」的楊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亞去世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在「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張徹底消滅這個「特權階級」，砸爛包括「革命委員會」在內的舊國家機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將來「實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這些理論類似於著名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異議人士米洛萬·德熱拉斯的名著《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一書中的觀點。楊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還表達了這樣的願望：把所有獨立的「新思潮」研究團體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新政黨，將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新軍隊，通過內戰奪取權力。[14] 這種革命行動計劃類似於毛澤東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紅色中國的理論。
人們或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新思潮」的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在追求烏托邦式的社會政治制度時嚴格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為何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卻把他們當成「極左派」和「極端反革命」嚴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實並不難找到。首先，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實踐實際上是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立的。當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在研究和討論他們所理解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時，往往發現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的政策和行動事實上偏離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馬克思主義，就越懷疑和反對「文革」及其理論。
其次，這些年青思想者過於天真，缺少政治經驗，看不透革命領袖的政治權謀，也沒有能力戳穿領袖們用政治宣傳高調掩蓋起來的真實動機。毛澤東在「文革」開始時出於權宜之計作了某種關於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諾，但這僅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權謀而已，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操縱群眾運動奪得政治權力。而青年理論探索者卻誤以為，毛澤東是在其政敵的壓力下不得不放棄他的烏托邦藍圖，他們認為，「毛主席一再向資產階級做出讓步，證明這種勢力十分強大[15]」。
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與許多熱衷於「奪權」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許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奪權，並不是因為他們想實現什麼崇高的革命目標，而是他們受到成為新的當權派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論探索者們所關心的是，「不僅要打破官僚體制，而且要創建一個新社會」，可以說，「他們是當時中國社會中最具批判性的頭腦，並不想順從地變成中央的消極工具的人」。[16]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