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7日訊】11月10日，日內閣總務相菅義偉召見NHK會長橋本元一，要求其短波國際放送（Radio Japan）節目對朝鮮綁架問題做重點播報，引發了關於“命令放送”的爭論，在日本輿論界掀起了軒然大波，不僅NHK改革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大眾傳媒的使命及其與政治、權力的關係這個老掉牙的命題也被主流社會舊話重提。
NHK的“正體”
NHK，日本放送協會（Nippon Hoso Kyokai）的簡稱，是日本惟一的國家廣播、電視網，除放送事業外，還涉足出版、教育、電影、文化等諸多產業，甚至擁有自己的交響樂團（即“N交”，著名日裔指揮家小澤征爾赴波士頓之前曾就職於此），是舉世罕見的巨無霸傳媒巨人。從戰前到戰時，NHK完全被置於政府管轄之下，其放送事業承擔了戰爭動員者的角色，尤其是海外放送，更是直接的國策宣傳機器。
戰後，NHK在戰爭反省的基礎上告別過去，以“絕不屈從權力，惟奉獻民眾”（原東京大學教授、戰後首任會長高野岩三郎語）為宗旨重新出發。其國際放送基於1950年制定的“放送法”於1952年重開，以多語種覆蓋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
為什麼是“命令放送”
據日本“放送法”第33條、35條，內閣總務相有權命令NKH國際放送節目播放指定的內容，其費用由國家負擔。但歷代總務相在行使這項行政權利時，一般習慣用比較抽象、籠統的措詞，如“時事”、“國家重要政策”、“對國際問題的政府見解”等，回避在放送命令中指定具體內容，旨在體現對公共放送事業“自主性”的尊重。
儘管在事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總務相本人出面表態說，針對國家放送機構NHK的放送命令將不會擴大到民間放送，但依然無法阻止新聞界對政府公權干預報導活動的批判及對言論自由價值本身的反思。日本新聞協會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為維護報導、放送自由計，無法讓此次事件輕易蒙混過關。”在敦促政府“自律”，停止對新聞機構政治介入的同時，呼籲修改與“命令放送”相關的“放送法”。
從事後披露的材料看，開始時，對就某項具體國策下達放送命令的做法是否構成對新聞報導自由的侵害的問題，政府並沒有十分的把握。因此，11月8日，菅義偉曾向主管國家放送廣播事業的獨立行政管理機構“電波監理審議會”諮詢該命令的合法性。但是，由5名成員組成的審議會僅用了不到1小時的時間，就得出了“命令適當”的答復。正是基於這個答復的精神，菅義偉做出了放送命令。因審議會的審議過程是非公開的，詳情不得而知。但從審議程式所花時間和在整個審議過程中從未向NHK方面確認任何情況這點來看，所謂“審議”，究竟是否經過了充分論證，其實相當可疑。
按政府的解釋，此次之所以出臺如此具體的放送命令，是因為一些朝鮮官員也是NHK短波國際放送的聽眾，有必要向他們傳達綁架問題是日本最重要課題的資訊，以強化對朝施壓。可問題是，放送命令一旦涉及具體播放內容，且以“國家最重要課題”的名義加以貫徹實施的話，客觀、中立的報導原則就難免受到傷害，言論自由未嘗不會成為政治的犧牲，這不僅與“放送法”一向弘揚的所謂“不偏不党”、“政治中立”及“編輯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馳，而且離新聞媒體監督公權力、滿足公民知情權的天賦使命也相去甚遠。
事實上，為鼓勵在朝綁架受害者勇敢地活下去，進一步加深國際社會的同情和理解，促進綁架問題的徹底解決，NHK國際放送所起的作用不可謂不大：從今年1月到9月，NHK國際放送報導的約2000條關於朝鮮的消息中，與綁架問題有關者就占了700條，但離對朝強硬的安倍政府的要求顯然還有相當距離。
但是，在民主主義社會，作為社會公器的大眾傳媒畢竟不是國家的喉舌，任何國家利益的達成和國家戰略目標的實施雖離不開新聞媒體的輿論造勢，但卻不應當是代表國家的政府公權力單方面強制的結果，否則便是媒體的失格、墮落。對日本來說，尤其要警惕借所謂“國策”綁架民意的做法——沒有什麼“國策”具有高於言論自由價值本身的權威。
“NHK事件”凸現病灶
此次事件，表面上是作為新聞媒體的NHK受到政治壓力，報導自由受到行政權力侵害的問題，其背後則暴露出代表國家的政府在新聞自由價值理念上的模糊認識及新聞媒體本身與體制、權力的某種含混不清的“粘連”。換句話說，NHK既是新聞自由權利遭侵害的受害者，某種意義上，也是把自己的權利拱手讓渡他人的始作俑者，至少是“共謀者”。
該事件之所以迅速引起輿論關注，是因為有去年的“NHK事件”在先——作為輿論監督機關，NHK已不止一次被反置於輿論批判的視野之下。
2005年初，NHK拍攝了一部以戰時從軍慰安婦和天皇的戰爭責任為題材的電視片。投入正式放送前，NHK的幹部把樣片作為“徵求意見稿”呈給政府重要閣僚和自民党高官們“審片”。也許是時任內閣官房長官、自民党代理幹事長的安倍晉三和時任經濟產業相的中川昭一等實力派政治家施加了某種壓力，也許是基於NHK單方面的“自肅”，審來審去的結果，44分的片子被剪掉4分，成了40分的片子，乃至有些地方內容的銜接和連貫出了問題。事件被《朝日新聞》曝光，引發了兩家媒體之間一場曠日持久的口水戰。《朝日新聞》在朝日系學術月刊《論座》雜誌上，組織了一組重磅批判文章，作為“緊急特輯”推出，總標題開宗明義《NHK是媒體嗎？》，致使NHK前會長海老澤勝二黯然辭職。
對於這個事件，儘管事後包括安倍晉三在內的政府高官一致矢口否認“壓力”說，並對《朝日新聞》等媒體的輿論攻勢做出強硬姿態，但NHK當局對公眾的陳情說明到底還是洩露了天機：就製作中的節目內容，由NHK高層將樣片呈送有關政治家，進行“事先說明”，乃業務範圍內的“理所當然”，“在談預算問題的時候，順便端出了片子的話題……”對一向提倡報導自由、自主編輯的媒體來說，這等於變相承認了政治壓力的存在。不僅如此，所謂“事先說明”，就是接受審查，無異於實行新聞檢閱，而新聞檢閱是違憲行為。
眾所周知，與一般商業電視臺不同，NHK沒有廣告，完全靠國家預算和直接從電視受眾徵收的“受信費”來維持運營。預算、決算和高層人事都要通過國會審議，因此，為確保順利過關，由精通國會運作、能輕易搞掂政治家的人出任會長，是一條“潛規則”，這就是為什麼NHK會長多系政治部出身的原因。可以說，這種構造的形成、坐大和定型化，才是NHK最大、最本質的問題，它註定了NHK的攝像鏡頭所聚焦的，不是視聽受眾，而是政界。
不過，儘管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NHK作為日本的國家電臺、電視臺，依然承載著國民不薄的期待。人才濟濟加製作預算的豐厚，一些巨額投入的鴻篇巨制，如災害、戰爭題材的節目，幾乎非NHK莫屬。承擔這種角色的“NHK特別放送”（“NHK Special”），為一個必要的場景，不惜派遣大隊人馬長駐現場（有些是海外現場），追求專業效果到了近乎偏執的程度。這種大製作當然是那些靠廣告收入維持運營的民間放送吃不消的。所以，在某些報導領域，NHK沒有對手和競爭，完全是獨佔的。這也是國民對其期待甚殷的原因。日本的電視觀眾，不僅希望看到來自伊戰前線的最新戰況和美國中期選舉的選情，更關心日本國內政治的內幕，而後者，恰恰是在政界人脈、資源應有盡有的NHK所能為而不為的。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社會要求NHK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加之近年來，NHK內部接連曝出財物醜聞，人們審視它的視線也變得越發嚴峻，拒繳受信費者也越來越多，已到了足堪影響運營的嚴重程度。據說，由於有太多的受信費難以入賬，NHK不得不一再削減員工工資、壓縮經費開支，以最少的人員投入來謀求最高的製作效率。對此，總務相菅義偉明確表態說，作為對受信費拒繳的應對，將檢討受信費滯納金制度。但是，受信費拒繳問題的實質，是受眾對放送內容的政治介入和NHK自身的財物醜聞、與政治家“粘連”的不滿，引入滯納金制度不僅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反而有可能激化矛盾。
NHK的問題，是結構性的，非一日之寒，有積重難返的一面，其本質是獨立性的問題：靠公共資金運營的媒體能否維繫獨立於政治的尊嚴？這方面，一個常常被用來比照的案例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圍繞伊戰問題，與英政府當局尖銳對立，為此，BBC高層去職。但繼任者如法炮製，並明言將繼續為媒體的獨立性而戰。
從機制上說，BBC有獨立的經營委員會，從而保證了新聞獨立的貫徹。更重要的，在體制架構之上，還有一種基於自由主義歷史傳統的、根深蒂固的社會共識，那就是：成為政府的附庸，是一切價值淪喪的開始。
冷戰後，日本新聞界兩極分化，形成了《朝日》、《每日》VS《讀賣》、《產經》的格局。廣播電視媒體也自動站隊，基本上構成了兩種勢力對峙的構圖。如系基於各自政治理念，本著公平、公正的遊戲規則相互辯論的話，倒還算是公民社會應有的差強人意的姿態。但更多的情況是利益集團和政治團體的利益先行，媒體跟進、造勢，挺不同勢力的媒體互相攻訐、拆臺而已。在表面不可開交的你來我往之間，對大眾傳媒來說最重要的社會共識反而倒無從孕育，甚至漸行漸遠。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媒體，雖規模龐大、總量驚人，但其紮根于現代公民社會價值理性的根基尚淺。無論是對於此次“命令放送”，還是類似去年“NHK事件”中的新聞檢閱，只有全社會媒體人不分政見、立場，一致大聲說“不”，才能形成對抗反言論自由勢力的統一戰線，才有望構築符合大眾傳媒和公民社會恒久利益的社會共識。
(12/6/2006 2:41)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