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0日訊】瀋陽作家洪峰上街乞討，既對作家供養制度包含著期待和隱忍，又不乏不滿和抗爭。他曾經非常矛盾──依賴制度又不甘被制度羈絆。等到他在博客發聲明退出國家、省、市三級作協，人們終於讀到洪峰的覺醒和骨氣。他以「自找恥辱」的乞討手段消解作家光環的虛幻，原來他們得到的保護有名無實。退出作協的姿態很重要。
洪峰現在正式身份是瀋陽市文化局專職作家。作協會員是他的名譽身份。實質上供養方式一點沒有改變，至於他與文聯約定的作品數量、住房等待遇是另外一回事。當乞丐不恥辱，當作家不恥辱，作家乞討更不恥辱，被納稅人供養的作家才恥辱。洪峰沒有以上街乞討感到恥辱，乞討是他的自由和權利，單就行為而言，外人似乎沒有必要說三道四，人們只是懷疑他乞討的動機。實際上顛倒了。筆者以為，無論何種動機，都不值得懷疑和猜測，倒是一個中國作家乞討的行為，很值得關注、深思。他們永遠無法解決功名追求和創作自由的矛盾，他們首先是政治人，然後才是文化人。對政治風險、言語禁忌、意識形態考量，使得他們的作品遠離現實社會。創作技巧不是他們首先考慮的。那些作家的人格嚴重撕裂和扭曲。洪峰的恥辱感被隨後來自外界的批評和「辱駡」喚醒。證明他還是有恥辱感的人，對作家身份尚懷有虔誠和尊重。恥辱感是一種寶貴的氣質，對一個作家更顯得彌足珍貴。與恥辱感伴隨的是個人尊嚴。喪失尊嚴，作家的良知和人道情懷都會消失。
精神自由和獨立性，是作家賴以存在的唯一理由。這是說爛的話題，這裏不囉嗦了。現在大陸民間對主流話語權的不滿，通過惡搞、炒作、娛樂化、八卦等軟方式得以釋放和表達，有效消解了可能的政治風險，這是中國大陸文化繁榮的異化景象。洪峰乞討，可歸此類。惡搞、娛樂化、八卦、乞討……還有未知的什麼什麼，都是對話語自由權的另類訴求，太有悲哀的意味！
寫作是個人化行為，被世俗社會看作「知慧」的體面職業。好面子的國人，好面子的作家，究竟收穫了什麼，只有自己心知肚明。北大教授好面子，幾十年沒有一個教授捅破薪資低下這張紙。且不討論北大距離一個一流大學有多遠，且不論北大、清華能否代表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水準，能否代表學術知識水準。對知識和智慧的崇尚，應該是一個健全社會的基本共識。教授獲得公職人員中的高薪，是應該的。作家靠文字產品獲得高收入，而非靠供養獲得較高收入，也是正常的。大多數作家單純依靠稿酬趕不上教授的平均工資。不能因為有人吃不飽，就抱怨教授、作家收入太高，極端平均主義實際上是計畫經濟那一套，是社會倒退。高收入永遠沒有標高，而低收入總有一個底線。世俗觀念「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是知足常樂的自欺欺人說辭。沒有人知足，也沒有人常樂。這是常識。
西方社會非政府組織發達，民間基金、組織對文學多有獎掖。不象大陸官方只重精神獎勵，看輕金錢獎勵。國家供養作家，顯然負面作用更大，納稅人不會答應。新任作協主席鐵凝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不會取消專職作家。在這個體制下，哪個行業都打上制度的烙印。有人呐喊文學死了，有人呐喊解散作協，在於文學不能承受政治的收買和重壓。
文學需要來自人性的支撐，作家需要來自自由的力量。捨棄言論出版自由，文學和作家死不覺死。破壞未必不是尋找新生，墨守成規惟有死胡同。哪天由民間組織供養作家，哪天作家才能獲得解放。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唯一的目標，但卻是一個標準。
（2006年12月16日）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