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9日訊】亡國奴和有國奴
當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權受到內敵或外敵侵略而面臨危機時，他的人民願意效死出力以捍衛它的安全。因爲他們知道，一旦被異族或本族的狂妄分子奪走王位，他們的自由和民主將隨之不復存在。因此，這時他們保衛的不是一個抽象的、空洞的、沒有實在價值的文化概念，而是具體的、實際的民權和自由。也就是說，他們保衛，是因爲他們認爲這個國家有他們認爲值得保衛的東西。
反之，一個獨裁的專制的政府，當外敵或內敵侵犯，儘管它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許諾出最動聽的華美預約，但人民爲他去流血出汗是有條件的、被迫的。因爲他們知道，法西斯不論是外國的，還是本國的都一樣可怕。慘死在本族的君王劍下，並不比慘死在異族的侵略者劍下舒服。
「亡國奴」這個詞給人造成的歧義在於，似乎只有亡了國才能爲「奴」。但實際上「有國」同樣可以爲奴，而且「有國奴」比亡國奴更加可恥。
中國的百姓無論是漢族人統治還是異族人統治，區別無非只是「有國奴」和「亡國奴」而已。
還是……主義好
對於一個現代的法制社會來說，解救突發災難，本來就是一項義不容辭的職能。而在我們這裏，做的正好相反。個體生命卑微、渺小，一切都被視爲國家的恩賜。洪水泛濫時，解放軍從水裏撈出一兩個小孩，家長必含著眼淚說：「還是社會主義好」──仿佛資本主義遇到這樣的天災人禍就坐視不管似的。
實際上，即使在封建社會，不僅每朝都設有賑災機構，而且遇到緊急情況還開倉放糧，包公不就幹過那樣的好事嗎？如果那時有報紙的話，端著稀粥的百姓，一定含著熱淚說：「還是封建主義好」。
不僅封建社會，原始部落時期也莫不如此。大禹治水就是明顯的例子。可惜甲骨文還沒有記錄得那樣早，不然郭沫若之流一定會發現，那時黃河沿線的饑民，紅著眼圈說：「還是原始社會好」。
農民與黑奴
當前中國農民的地位低於美國上世紀五、六○年代黑人的地位。因爲上世紀五、六○年代以前的黑人雖然是被「隔離」的──類似於中國的城鄉二元對立──但至少和白人是有著表面上的平等的。因爲種族隔離的依據是《獨立宣言》中的「分離並且平等」。在這種規則的制約下，你可以說這是「事實上的不公」，但你無法否認一個契約社會給黑人提供的「機會平等」。不錯，在一個種族隔離的公共車上，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座位，可白人也不能坐黑人的座位；在一個種族隔離的社區，黑人孩子不能到白人的學校就讀，可白人也不能到黑人的學校就讀。可當代的中國農民在分房、養老、醫療、保險、就業等諸多方面連表面的「機會平等」都沒有，難道「歧視」還有比這更明顯、更赤裸裸的嗎？
因而，中國需要一批理想主義者，拿出當年美國北方自由主義者解放黑奴的勇氣來關注和解決農民問題，靠誇誇其談或躲在書齋裏揮拳揎袖肯定不夠。
制度與腐敗
對於權力可能造成的腐敗，東西方的開國者們都意識到了，但對這種腐敗的來源及解決方法，思路卻完全不同。美國制憲會議的代表們考慮到權力會對人的品質構成腐蝕，因而必須設計一種互相制約的內部規則來防止和杜絕腐敗。但東方的開國者們卻並不擔心來自自己制度本身的腐敗，口口聲聲揚言要防止的是來自於權力外部的「資產階級糖衣炮彈」。並聲稱只要繼續發揚「艱苦樸素、不驕不躁」的作風，就會萬世太平。這就使後來的貪污腐敗成爲一種制度性的痼疾，而且失去了自我修復、自我反思的可能。你說我腐敗，是的，可這不是由我的制度本身帶來的，而是由你們，「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帶來的。我所要做的不是修復我的制度，而是給我們的幹部進行「共産主義」教育，並正好把你們作爲反面教材──你看，「資產階級」不僅壞而且狡詐，連「炮彈」也是拿「糖衣」裹著。
「性惡論」與民主
現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對人性不信任的基礎上，而先秦法家的「性惡論」卻沒有推導出民主與法制，倒是加固與強化了一統專制。何也？立場使然也。荀子、韓非只知人民「性惡」而不知君王「性惡」也。他們只知道百姓趨利避害，逸好聲色，故要嚴刑峻法來制馭，可君王「性惡」呢？他們沒有說，也不願說。
其實，人性即使是惡的，也只有借助權勢才可以肆無忌憚，毀家危邦。比如，鄰家張寡婦「性惡」，頂多偷兩顆土豆，摸一點地瓜，養兩個漢子，可君王要「性惡」，那禍害就遠遠不只如此。
神話與民主
從對神話人物的想象中，可以推測每一個民族現實的政治制度和風俗習慣。雅典在西元前五世紀就創立了自己的「城神」（城市的保護神）：民主女神倍多和議會之神宙斯阿戈拉奧斯；而中國不用說在西元前五世紀，就是現在也斷然不會想象出這樣兩個維護個人尊嚴和權益的神。他們能想象出的，在天上是玉皇大帝，一個狹隘、自私、無能、顢頇的人間皇帝化身；在地下是閻王──更是一個粗暴、兇惡、反復無常、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傢夥。現實只給他們提供了想象玉帝和閻王的材料。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