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
「體制內」與「體制外」本是中性詞
「體制外思維」第一次出現在雜文理論中
蕭功秦論證中國近20年時興「體制外」
陳小平論證清末的「體制外」和「體制內」
詩壇熱議「體制外思維」：《體制外寫作：遲到的命名與籲請》
劉洪波對「體制外思維」的理性批評
在敗陣中走向告密和投井下石
「體制內」與「體制外」本是中性詞
在「食人之年」高唱「人權巨大進步」領「魯迅雜文獎」的鄢烈山，2006年元旦前後又開始開始了痛詆「體制外思維」——他花六天時間精心撰寫了一篇5000餘字的反批評文章：《麵糊一團的概念：體制內（外）思維》（1），先後在《東方早報》、《羊城晚報》等紙媒摘發，又在網路全文「亮劍」，以反擊「起訴」他「誤導雜文案」的「原告」（朱健國）及諸多知名「體制外思維」者。有人說，這是鄢烈山以「公民寫作」批判「魯迅風」雜文、以「公民」貶損「精神界戰士」後（2），又一次弘揚其「焦大」精神，是中國特色的「體制內犬儒」對「體制外思維」的新一輪封殺信號。
剔除鄢文中「一坨爛泥」、「謬種流傳」、「裝愚賣傻」、「無事生非」、「沒話找話說」等「憤青火氣」、「土太子架子」，忽略文章對「在境外媒體發表‘出位’、犯忌的言論也未必出什麼大事」的「體制外」的舉報告密，人們還是可以發現，鄢烈山畢竟在該文中第一次旗幟鮮明地炫耀了他的反「體制外思維」的「焦大觀點」：「提起所謂‘體制外（寫作者）、體制內，我感覺好似捧起了一坨爛泥，說品評太噁心，說掂量也生厭。我本想不予理睬，卻不樂見其謬種流傳。促成我寫下這篇文章的是，近期我看到網路上和報紙上都有智商並不低的人採用了這對莫名其‘沙’的概念。」鄢文以「我的定盤星」、「為什麼要來討論這個無趣的話題」、「誰在‘體制’之外？」、「人的思維也分體制內外嗎？」幾個段落，反復強調：中國不存在什麼「體制內」與「體制外」，更沒有什麼「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
作為鄢文矛頭所向的「第一目標」，我對鄢烈山第四次食言「不屑與朱健國爭論」，第三次「自己打自己嘴巴」承認「朱、鄢之爭」的核心是「思想異同」之爭（3），是「學術觀點」之爭，是「體制內思維」與「體制外思維」的「主義與問題」之爭，我的第一態度是歡迎認錯！（雖然鄢烈山是在「網路上和報紙上都有智商並不低的人採用了這對莫名其‘沙’的概念」的新形勢「兵臨城下」才「痛改前非」。）第二態度是：繼續爭鳴——鄢烈山雖然用行動承認「朱、鄢之爭」並非是「人身攻擊造謠中傷」，回到學術研究層面，但其極力否認中國存在「體制外思維」的「學術觀點」，委實有成為「糊不上牆的爛泥巴」和「謬種流傳」的危險，特再商榷如下。
竊以為，「鄢烈山病態」的癥結在於，不知「體制」可有多種：世上並非只有「依‘君臣之義’建構的」「專制體制」，也有「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專制體制」有「王道」與「霸道」、「開明」與「腐朽」之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和「朝鮮特色」、「古巴特色」，「憲政體制」也有「君主立憲」與「民主約法」之分，有英美傳統、法國傳統、北歐傳統、日本傳統等等，因而「體制內」與「體制外」本是一個極具開放性無關乎褒貶的中性詞。且不說「好體制」的「內」，多有健康人（如美國），「壞體制」的「外」，也多「亞健康者」（如中國）；即使是「壞體制」的「內」，也不乏追求公平正義為民請命的改革者，「好體制」的「外」，也大有告密同志賣友領獎的「偽現代化者」。「體制」並不能必然決定人性、道德的善惡高低，主義的不同，也並不一定就能保證人性、道德的優劣不同。魯迅早說過，團體不是豆莢，讓包在裏面者始終都是豆。「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只能說明思維的空間大小寬鬆緊張而已。就概率而言，大空間中的思維可能比小空間的思維更多元一些，但這也並不能保證，一個「體制外思維」者的思維必然一定優於一個「體制內思維」者。猶須注意的是，「體制內」者可有「體制外思維」，「體制外」者可陷「體制內思維」，「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的產生，並不完全決定於是否身在體制內外。「體制外」者不會「自來紅」產生健康的「體制外思維」，「體制內」者也非「新階級成份」，必然會陷入惡毒的「體制內思維」。而且，人是複雜多面的，「體制外思維」者有時會用「體制內思維」辦事，「體制內思維」者也會會時常冒出一些「體制外思維」。
中國自古就有「天高皇帝遠」之說，「廟堂」與「江湖」，「朝廷」與「民間」，「體制內」與「體制外」之分從來就沒有在中國徹底消失過，即便文革時也天天有「反革命」。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始皇可以焚書坑儒，明萬曆可以下李贄於詔獄，但哪一個君王管得住人心的「腹誹」？「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背棄孔孟，非毀程朱」的「體制外思維」，從來就沒有在中國斷根。君不知中國三千年的文字獄史？
鄢烈山豈能因為自己今日身囿「體制內」，害怕人說自己是「為五斗米折腰」的「體制內思維」，而乾脆「閉著眼睛說瞎話」——否認中國今日存在「體制內」與「體制外」？莊子雖然當過幾天管理漆園的小官，但爾後一直掛官歸隱，一生居於貧民區打草鞋為生，楚威王重金聘他為相，他卻堅辭不就，潛心探討朝廷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逍遙游」（《南華經》）。如此「體制外思維」的莊子，鄢烈山居然要以一句斷章取義的「莊子語錄」來判莊子為「體制內」，以此證明中國從無「體制外」。這實在是黑白不分，製造一個太「無趣的話題」。固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也不該犯如此低級的病態。
「體制外思維」第一次出現在雜文理論中
我與鄢烈山爭論的關鍵問題是：中國有沒有「體制外思維」？我說有，鄢說沒有。
中國文化界誰最早提出「體制外思維」，尚未考證。我只記得，自己是在1998年9月第一次對鄢烈山提出了「魯迅雜文的本質是‘體制外思維’」（似乎受有人說朱學勤是「軌道外思考」啟發），這可能是「體制外思維」第一次出現在雜文理論文章中。
事情緣于鄢烈山要我為《20世紀中國雜文史》（4）一書寫篇讚頌性廣告書評，他已留好版面等稿子。但我讀了全書，覺得該書實乃「一部官修的雜文史」，「他們並未真明白什麼是‘新基調’，什麼是魯迅。對‘新基調’作了抽象的否定，具體的肯定。」我以為，「什麼書都可以官修欽定，但雜文這種‘體制外思維’，可是只能在天高皇帝遠的山野之處才可自由自在。對於一本通行官話，濫采偽學，遵命顯學的‘雜文史’，實在少讀為好。」於是寫下《20世紀中國雜文真相隨想》（刊于《文學自由談》1998年6期），既對該書進行批評，又藉以闡述雜文的「體制外思維」原則——
「為何李贄、公安三袁、龔自珍、魏源、梁啟超、魯迅等人能寫出那樣的好雜文呢？就在於他們寫雜文時，只是以自由之精神，寫獨立思考之批判━━雜文的本質是反代聖人立言，我手寫我心的獨立思想。這種獨立思想，既不聽命於當朝，也不是事事代表什麼反對派在野派的利益，而是一種超越任何黨派、任何團體的獨立意見。它既不是為了推翻當政者，也不是為了建立新王朝，純粹是一種對人性、對社會的獨立思考。而這種獨立思想又以短小精悍、文采盎然、生動活潑而區別於學術與文學的其他體裁。」
「在‘體制外’和顯學外獨立自由地思想、批判（並非一定就是真理），衝破壓制、阻礙曲折隱晦勇敢藝術地表達發表，這就是中國現代雜文的本質和標準。」
「而一切‘體制內’的雜談，不論其是‘缺德’與‘歌德’，都只能是代聖賢立言的‘新基調’，是准雜文、偽雜文。‘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這才是真假雜文的分水嶺，試金石。」
鄢烈山當時只是泠泠地表示了無可奈何的反感，斃掉了我的稿子。後來便直言：他反對什麼「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之說。於是有人告訴我，鄢烈山是《20世紀中國雜文史》的「顧問」，許多內容徵求了他的意見，書中對鄢烈山進行了「擁立」性讚揚，你這樣唱反調，鄢烈山惱火得很。我才知道，自己無意中破壞了鄢烈山的「擁立」夢——原來「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也是會傷害朋友的。
爾後鄢烈山一再用各種方式暗暗表示對我「體制外思維」的反感，並在他的版面上封殺我的一切文章。其最新的反駁是：「所謂‘體制內（外）’的概念謬種，就有可能像禽流感病毒不遭阻擊一樣傳播開去，損害健康的話語環境。我們通常說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等等，涵義明確，指的是一套權力結構以及保證其有效運作的相應的法律、制度和不成文規則。但那些言說‘體制’內外的人所謂的‘體制’，卻似‘第22條軍規’若隱若現教人捉摸不透。如果是指‘飯碗’的‘屬性’，根據是否在國家機關、國有單位工作來區分體制內外，那倒也簡單明晰，但搬用者似乎又不是這樣界定的。如果是指不便於明言的政治體制，則舉凡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範圍的人，無人能置身於這個‘體制’之外。‘體制’是根據一套政治原則、政治文化和社會倫理建立起來的，只要還沒有徹底崩潰，它的力量在它的勢力範圍內無遠弗屆，豈是你可以隨意‘外’之的！」
蕭功秦論證中國近20年時興「體制外」
事實到底如何呢？幸而在我之外，已有許多學人開始研究「體制外思維」。比如，著名學者蕭功秦先生在《書屋》二〇〇二年第一期發表《當代學者的社會定位》（5），專題論述了當代中國已在時興「體制外思維」和「體制內思維」兩種知識份子。
蕭功秦發現「體制外思維」知識份子是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
「長期以來，從事學術研究的中國知識份子的謀生處所是大學、研究所與各事業單位。數十年來，他們領取的是政府給予的工資與各種津貼與研究費用，並通過體制內的學術評估體系獲得相應的職稱、學術地位與榮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以前，幾乎所有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份子都可以說是體制內知識份子。這種情況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開始發生變化。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學術分工以及在社會上的自我定位都出現了新的分化，相當一部分學者在體制外、在民間社會從事著自己選定的課題研究。他們從社會上取得研究所需要的研究經費，他們的研究成果通過自主出版與在刊物上自由發表，同樣取得社會上的學術評價，從而獲得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我們可以根據一個學者從事研究的課題是否被體制內的評估體系所包容這一標準，把學者的研究分為體制內研究與體制外研究兩種類型。」
蕭功秦認為「體制外研究」包括一些關注公共性的重大學術話題——
「我們可以把那些不能納入到政府評估體系內來予以評價，並不從體制內獲得資助，但在民間社會中自主生存的學術領域稱之為體制外研究。這種體制外研究包括一些關注公共性的重大學術話題。例如，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當代知識份子的話語問題、自由主義、新左派思潮、新保守主義問題、中國當代政治結構與政治形態、當代中國政治精英的形成方式與領導風格、社會階層分化中出現的不同的政治態度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上的新思潮與新觀點、對國際突發事件與中外關係所提出的不同主流觀點的論文，等等。」
蕭功秦注意到「體制內」與「體制外」各有特點——
「體制內與體制外這兩種不同的領域內都可能產生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學術產品。關鍵在於，人們應根據自己的特點來進行選擇。不要對不屬於自己類型的研究「文人相輕」。每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走自己的學術道路。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應該根據自己的條件來選擇適合於自己的發展道路。」
蕭功秦最後強調「體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們理解、支持與尊敬」——
「在我看來，體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們理解、支持與尊敬。人們要理解體制外學術研究者的獨立性、尊重他與學術主流保持著相對的距離感。他作為知識份子所體現出來的邊沿性，不但在古代重要，在現代世俗社會中同樣重要。恰恰此類體制外研究，往往會產生很多思想性很強的東西。因為它涉及的是一些公共話題，問題比較尖銳敏感，但卻往往由於涉及社會重大的矛盾、困境而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些領域的課題往往需要學者以特立獨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識份子的激情，以獨立的態度來提出自己的看法。」
陳小平論證清末的「體制外」和「體制內」
陳小平先生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學者，他在1999年11月18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舉辦的《中國憲政轉型與改革》會議上，專題論證了清末的「體制外」發展：
「為什麼在清末憲政化過程中，中國就體制外力量能夠成長？這是因為當時體制外的變革力量擁有政治自由。」
「清末‘體制外’的代表力量是立憲派和革命派是兩股主要力量。立憲派是清末推動改革的主導力量。他們的活動主要是面向體制內。革命派是當時在體制外活動的主要力量。在1905年前後，立憲派的梁啟超與革命派的《明報》的論戰是立憲派與革命派形成的標誌。兩派在憲政化問題上沒有區別。他們都有憲政化的趨向。所不同的是在實現憲政的手段和整體選擇上。立憲派主張用和平方式在中國推進民主立憲；革命派主張靠暴力這一革命手段走民主共和道路。……立憲派中以楊度、梁啟超、張蹇為代表，並且人才濟濟。他們在中國的立憲過程中做了七件大事∶倡導立憲，主張立憲；倡導建立英國式的議會政治制度，也就是虛君式的政治體制；倡導並參與地方自治；建立立憲社團與政黨；開啟民智；在咨政院和諮議局的活動；領導被看作導致清政權滅亡的導火索的保路運動。」
「梁啟超說「學會之風遍天下」便是說的當時的結社自由情形。1906年9月預備立憲諭旨頒佈及省諮議局和資政院的建立，激發了公開的政治團體的形成。據不完全統計，在清末憲政運動中，僅各地（包括海外華僑、留學生）建立的立憲團體將近80個。其中鄭孝胥、張蹇預備立憲公會、梁啟超的政聞社、楊度與熊範輿的憲政講習會是其中的佼佼者。到1911年的時候，中國的第一批合法政黨開始出現。正是這些體制外社團‘興風作浪’，才會有清末憲政化的大好時光。」
詩壇熱議「體制外思維」：《體制外寫作：遲到的命名與籲請》
在今日中國文壇，可能只有詩壇的「體制外思維」討論最為熱烈深入。
2003年12月15日，詩人趙思運博士在網路發表《體制外寫作：遲到的命名與籲請》（6）將詩壇熱議「體制外思維」的新潮進行了深入闡述——
「我一直認為，中國的非非主義是中國近20年詩歌史的縮影，儘管它不能代表中國文學史。它所走過的路，其價值轉型的之字形發展軌跡，對於中國文學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啟示。2000年「非非」再度復刊，相繼出版了《2001非非主義流派專號》、《非非2002年體制外寫作專號》，基於對後極權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價值清場，明確亮出了「體制外寫作」的主張。這種‘深入骨頭與制度’的詩寫，為他們的詩作注入了血性與力度。在很大程度上說，是對‘紅色寫作’的接續和深化。‘體制外寫作’是從‘紅色寫作’（1992）的基礎上明確出來的，這是一次更為自覺的命名，因為紅色創作還只是一種比喻性概念，而到了體制外寫作，則是有特定內涵與外延的概念了，體現了一種價值觀念——自由、獨立，這種價值觀念在文學上外化為人與藝術的雙重自覺。在當下自由而浮躁、缺乏深層價值根基的詩壇上，‘在我看來，這個同仁雜誌成了秩序與責任的象徵，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羅斯文化精神，雅斯貝爾斯之於二戰後德國知識界的沮喪、混亂一樣，它無疑成了一盞照亮泥濘的中國詩歌的明燈。’（借用程光煒語）‘體制外寫作’的概念，不僅對於詩界、文學界、乃至學術界、思想文化界意義，都具有反省的意義。」
趙思運論述了「體制外寫作」與「地下寫作」和「潛在寫作」的概念區別——
「體制外寫作很容易讓我們想到‘地下寫作’和‘潛在寫作’兩個學術概念。其實它們之間的內涵不完全一樣。地下寫作和潛在寫作，是在狀態層面的命名，而且是對特定語境下文學狀態的事後命名和被動命名；而體制外寫作是在價值層面的命名，既可以是對文學史的事後命名，也可以是對文學史的前瞻定位，不僅僅是被動命名，更主要的是一種主動承擔，以一種獨立人格和詩性方式去介入現實，不是遊弋於飄渺的白色幻夢，而是深入骨頭的在場召喚，召喚‘人’的出現和‘詩’的出現。」
趙思運欣賞「體制外寫作是一種恒久的姿態與立場」——
「關於體制外寫作個體存在問題，龔蓋雄說：‘從根本上說，人類的整個歷史就是一個制度化與非制度化衝突的歷史。’因此，他認為，體制外寫作是一種恒久的姿態與立場，非體制化寫作是一個不斷抗爭的過程。周倫佑則說：‘從機制上考察，凡是權利染指文學的地方，就必然會有體制內寫作。體制文學只會產生於一個封閉的體制和社會’，因此，他認為體制外寫作是個別文學傳統、個別政治體制下的特殊寫作現象，不是人類普遍現象。」
趙思運強調「無論什麼體制，都需要一種非體制的力量與之制衡」——
「體制有它的兩重性：既有專制性體制，也有民主性體制。它是一柄雙刃劍，民主體制促進社會的發展，專制體制則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在現代社會，體制是不可消滅的，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關鍵是，我們又不能這麼簡單化地二分法地對待體制問題。我們說，即使民主體制，它也不能保證自身的絕對純潔，那種‘自證自’的思維方式是自欺欺人的一相情願的虛妄。因此，無論什麼體制，都需要一種非體制的力量與之制衡。體制存在本身的合法性就需要體制外的東西存在。能不能容納或者容忍體制外的思想正是該體制是否健全的重要表現。」
劉洪波對「體制外思維」的理性批評
「體制外思維」與任何思維一樣，都不可能完全正確，自詡絕對真理「獨打鼓獨划船」。「體制外思維」需要在批評與爭鳴中前進，需要與「體制內思維」合作共生。
2006年1月6日，劉洪波在自己的博客上貼出2003年7月29日寫的《新派「自來紅」》，對「體制外思維」進行了一些理性批評——
劉洪波反對「按‘體制外’與‘體制內’來分派光榮與恥辱」——
「我知道現在談論體制，也是一個人人都會一兩句的事情。只看現在大興大旺的時評，每一篇將要結束的時候，差不多都要發幾句體制的感慨，就知道談論‘體制’是一個多麼不足為奇的認識。但談論體制，到底是要做什麼的呢，不是為了按‘體制外’與‘體制內’來分派光榮與恥辱的吧。」
「過去搞階級鬥爭，有所謂‘自來紅’和‘黑五類’。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好打洞，現在講，符合遺傳學，驗之生物種群，確實是不假的。而用之於人的社會行為，會搞成什麼呢？‘自來紅’們是很光榮的，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文可攻之，武可衛之，豪氣幹雲。‘黑五類’呢，日子就不好過了，只好永遠被攻下去，永遠打洞洞去。‘自來紅’與‘黑五類’，也是由‘體制’來區分的，在‘一個階級向另一個階級’進行專政的體制之下，‘自來紅’乃是內，‘黑五類’乃是外。」
劉洪波以天生的幽默感調侃「‘體制外’便成了‘自來紅’，‘體制內’便成了‘黑五類’」的新悲劇——
「時移矣，事異矣。現在再沒有‘自來紅’，也沒有‘黑五類’，至於體制，根據共識，是要‘轉軌’，要完善。然而‘體制內外’的區分仍然存在著，而且根據某種見解，‘體制外’是很光榮的，而一旦向誰發一個‘體制內’的牌牌，這個人就‘不值得讚美’了。體制內外又怎樣區分呢，也不看其思想與行為，只看其領工資的處所。理論雲：人可以分為既得利益者與非既得利益者，在哪里領工資，便是在哪里得利益。因為領工資、獲得生活來源的處所不同，‘體制外’便成了‘自來紅’，‘體制內’便成了‘黑五類’。」
當然，劉洪波的批評也有一些值得再商榷的地方，如「論體制，則大陸之內，法度如一，誰真正生活在體制之外？」似乎忽視了「比天空大的是人心」，人的思想可以「坐地日行八萬里」，超越體制的束縛。 又如「就算真有體制的內外對立存在，難道就真有什麼可以自許的嗎？對立面並不見得是可以引導新局。」好像與歷史事實有所出入。
雖然由於「存在決定意識」的影響，劉洪波對「體制外思維」的批評並不全能站住腳，難以讓「體制外者」全盤接受，但他充滿知性與幽默的理性批評精神，讓人可以平和而深入地繼續探討問題。而鄢烈山的批評則多見「憤青火氣」、「土太子架子」，少有將事實上升到概念的知性，更缺少真知灼見的幽默和理性
在敗陣中走向告密和投井下石
2006年1月8日，我在網上搜索「體制外」，結果得到156000多條，可見「體制內」與「體制外」、「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的的確確存在於今日中國，絕非鄢烈山「噁心」、「生厭」就能消滅的；「體制外思維」也並非如鄢烈山想像的是因為有人「像學結巴說話一樣，自己不知不覺間也被結巴話語‘克隆’」而出現的。
如果真的如鄢烈山所說，「體制外思維」只不過是個別人「癡人說夢」，「裝愚賣傻」，子虛烏有，上焉者一定皆大歡喜，再給鄢烈山一次重獎或一頂「弼馬瘟」。然而鄢烈山自己最終也明白，事實會逼得他雖然「鄙棄‘體制內（外）思維’這種毫無意義的概念」，但又不得不在「勉強接受體制內（外）這種‘兩分法’的條件下」，用「同樣的思想觀點可以選擇‘體制內’或‘體制外’兩種不同的話語系統來表達。這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是言說策略的選擇而不是思想差異」之說掩藏敗象。
或許因為從小生為「土改根子」、「村支書世家」長子，養成了「我可批評任何人，誰也不能批評我」的「土太子脾氣」，鄢烈山一步步敗陣的同時，又掙扎著放出幾支告密和嘲諷的暗箭——他一再提醒「有司」不要寬容一些「有‘算計’」的「個別自命為‘體制外’的寫作者」，別讓有些「超拔於‘體制’之外」的「體制外‘鬥士’」「仔細預測了安全係數，反復評估了成本收益率」，得以「在境外媒體發表‘出位’、犯忌的言論也未必出什麼大事，仍然可以出國訪問、演講」。他似乎希望會「算計」安全度的「體制外‘鬥士’」都不安全地生活或死去才好，那樣就可由他佔領所有媒體的言論空間？！
鄢烈山一面放幾支告密暗箭，一面還要嘲笑、暗示「挑戰‘體制’」的「體制外思維」者得「輾轉彙來的稿酬」雖是在「拿盧布」，但也不要忘記感恩這「是‘體制’意在改善國際形象（人權紀錄）的表現」——
「就算你當真去搞什麼‘體制外寫作’，挑戰‘體制’，所有文字只在境外發表（姑且不論完全發表於境外的言論對中國社會的實際影響有多大），你在國內總有生活來源吧？而這生活來源，不論是輾轉彙來的稿酬，還是出於何方饋贈，縱然是來自海外慈善基金或個人的純人道主義捐助，也仍然與‘體制’權衡利弊得失之後的容忍有割不斷的聯繫：是‘體制’意在改善國際形象（人權紀錄）的表現；甚至是‘體制’本身（作為國際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部分。」
鄢烈山痛恨「體制外思維」的臨床病態已經了然了，但他何以對「體制外思維」如此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要像「土改根子」殘害「地富」一樣整治「體制外」？這有待學人深入研究。
以「共生主義」看來，鄢烈山再怎麼假厚道真陰毒，也只是一個「偽現代化患者」，並非「體制外思維」的敵人。願他早日康復，告別「憤青火氣」、「土太子架子」和「病態自尊」，重返雜文新銳之營，加入「魯迅風」與「公民寫作」的「合作化」，「體制外思維」與「體制內思維」的「共生態」。
注：
（1）詳見2006年1月《世紀學堂》網，1月5日《東方早報》、1月7日《羊城晚報》。
（2）詳見鄢烈山2005年2月在《真名網》發表《告別「翻身」觀——論「公民」與「戰士」的分別》，在2005年1月在《雜文選刊》發表《一個公民的雜文寫作》。
（3）鄢烈山雖然於2005年2月24日在《世紀學堂》網先後四次發表了《鄢烈山請代帖》、《告別「翻身」觀——論「公民」與「戰士」的分別》等文章回復朱健國的批評，卻一再欺騙公眾說「不屑于與朱健國爭辯」。
（4）《20世紀中國雜文史》系姚春樹、袁勇麟合著，1997年8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5）（6）網上可搜索。
20065年1月7-8日於深圳「早叫廬」一稿，9日修訂。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