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一）本文繼續探索毛澤東到底是否知道葛佩琦的「身份」
本文繼續探索一個問題，即毛澤東、周恩來是否知道葛佩琦是中共派遣打入國民黨軍隊的高級特務？
在《千古奇冤葛佩琦》中，我推測道：「當毛澤東讀到葛佩琦源源不斷送來的情報的時候，按照情理推想，第一就是要辨析情報的真實性。要鑒別情報的真實性首先要調查清楚情報的來源，即提供者。因此，毛澤東、周恩來他們當然要知道葛佩琦這個人。葛佩琦這個響噹噹的名字，給了習慣於長夜工作的毛澤東多大的興奮啊！如果沒有葛佩琦、衛立煌這些‘無名英雄’的貢獻，毛澤東在東北戰場能夠決戰決勝嗎？」
但這只是假設。嚴肅的科學的歷史研究，常常採取假設。胡適不但提倡大膽的假設，還要求小心的求證。其實，我們對於某個論題提出「大膽的假設」的時候，已經有某種推理、推想、求證隱含其中了。
（二）為「特務」以及「高級」正名
「特務」本來是一個中性詞語，沒有褒貶，但是中共賦予了貶義，如《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參加國內或國外的反動組織，經過特殊訓練，從事刺探情報、顛覆、破壞等活動的人。」199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漢語使用詞典》解釋為「經過特殊訓練，從事刺探情報、顛覆、破壞等活動的人。」貶義減少，仍然帶有貶義。經過幾十年的薰染，積習成慣，大陸人就把「特務」當成十惡不赦的壞蛋。
其實，特務與間諜、諜報員、情工、情報人員、特工、特工人員、密探、鼴鼠等等都是同一性質的人員，也都是中性詞語。
如果我們站在中立的立場來觀察，國民黨的特務和共產黨的特務，實在是一丘之貉，沒有什麼不同。如果說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情報戰線上，共產黨是大贏家，贏得缸滿瓢溢，國民黨是大輸家，輸得一塌糊塗，一敗塗地，慘不忍睹。
本文所以要使用「特務」一詞來稱葛佩琦，就是要恢復它中性的地位，也使我們自己站到中立立場來觀察歷史，儘量減少主觀的褒貶，以求得事實的真相。
中共為什麼要把自己派遣的特務稱為「情報人員」呢？這是因為在道德上可以擺脫手段卑劣、下賤的地位。所謂「情報人員」，顧名思義是企圖限定只「竊取」情報，不搞顛覆、破壞等下三欄的事。其實，據說，毛澤東終身沒有放過一槍，你說他殺過人沒有呢？竊取情報是高尚還是低劣，確實涉及到道德與法律的問題，本文不節外談論。
其次，「特務」大概也可以籠統地分出高、中、低級。舉凡進入對方較高部門，獲得較高職位，尤其是有機會接觸或刺探核心機密的人員，不論其本人原來的級別高低，都可以稱為高級特務。葛佩琦以「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的頭銜混進對方，然後獲得很高的職位，後來又送回大量核心機密情報，當然應該稱為「高級特務」。
退一步說，葛佩琦如果不從事地下工作或沒有發生「脫黨」的意外，以「一二九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的領袖人物身份、1938年入黨的資歷而言，參照他的同時的一些人，解放後也都是身居司局或省部一級的官位，都是屬於高幹。所以葛佩琦無疑是「高級特務」。
因此，在毛澤東、周恩來直接掌握的高級特務名單上，葛佩琦無疑應該列名其中。
（三）身負重任赴東北」
葛佩琦在回憶錄中說：「根據抗戰勝利後的國內形勢，黨中央決定：搶先接收東北，並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因此第一條戰線（軍隊）和第二條戰線（地下工作）上的人員，都要儘快向東北轉移。」
以東北為根據地，奪取全國政權是毛澤東夢寐以求的戰略宏圖。遠在抗戰勝利前，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提出：我「準備二、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二十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洲去」，「得到技術條件」即先進的武器裝備。「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因為東北不僅有大工業，而且背靠蘇聯與外蒙古。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等離開延安赴重慶談判。第二天，根據商定的方針，中央書記處發佈了一項關於迅速進入東北的重要指示。指示去東北的部隊與幹部立即出發，可用東北義勇軍名義非正式進入，不聲張，不登報，走小路，控制蘇軍未駐之城市、鄉村；部隊不能去的城市，派幹部去與紅軍作非正式接洽。指示強調：「蘇方不干涉中國內政，我在東北活動只要不直接影響蘇方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取放任態度，我有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毛澤東對東北是志在必奪。
中共軍事史上那個十分著名的「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就這樣提出來了。這一方針的核心，就是表面上向國民黨讓步，不惜放棄部分南方根據地，其實是將部隊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萬主力控制熱察，爭取東北。毛澤東從來不做賠本的買賣。
194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給中共中央東北局下達《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個》的指示，「此次我軍十餘萬人進入東北和熱河，新擴大者又達二十余萬人，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加上黨政工作人員，估計在一年內，將達四十萬人以上。」可見對東北，毛澤東是志在必得。
那時，中共各根據地的人馬是晝夜兼程，星夜行軍，條條通向東北的大路上是如潮水一般的人流擁向同一個目標，彙聚到山海關前。據說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三分之一派到了東北。總之搶在國民黨的軍隊前佔領東北城鄉，從蘇軍或日軍手裏接收能夠裝備幾十萬人員的武器，成了十萬火急的任務。為此毛澤東都積勞成疾，臥病離職休息。
因此抗戰勝利之後，中共把爭奪東北根據地當作重中之重的重任。為此，獲取東北軍事全局的情報成了戰略決戰是否能夠取勝的關鍵。這時怎麼會把打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的一名少將葛佩琦當作「閑棋冷子」乃至等閒之輩呢？
總而言之，我堅信，毛澤東、周恩來直接掌握的在東北地區的高級特務名單上，絕對有葛佩琦這個名字。
（四）中共高級特務的前後「三傑」與葛佩琦
我用e-mail發出了文稿《千古奇冤葛佩琦》，隨後翻開中共高級特務熊向暉寫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從圖書館借來這本書，是因為張戎揭露說胡宗南是中共臥底的高級特工，而熊向暉是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周恩來佈設在胡宗南身邊的「閑棋冷子」，因此產生了讀一下熊向暉的回憶錄的興趣。
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感到實在值得一讀。1947年6月，熊向暉「歸隊」，回到北京，去見派遣他的領導人周恩來。周恩來興奮地說：「西安的情報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羅青長說：還有陳忠經、申健，一共三個人。周恩來說：在我們黨的情報工作中，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可以說是‘前三傑’，你們三人，可以說是‘後三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都為保衛黨中央做了貢獻。毛主席曾設想，如果發勳章，也要發給你們。」（凡引文出自《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的，只加引號，不加注釋。）
其「前三傑」中的陳忠經就和葛佩琦有極為密切的地下工作關係。
在爭奪東北中，第二戰線也是快速跟進。當時中共西安地下情報組織的負責人趙耀斌派葛佩琦乘美國軍用飛機捷足先到北平，開設了地下聯絡站，作為派員到東北的橋頭堡。
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陳忠經被選為學生會主席。這時陳忠經已經在國民黨內立足站穩，有的人就是經過經過陳忠經的介紹，打入東北國民黨軍政要害部門。1946年新年過後，由趙耀斌派遣、陳忠經「舉薦」，李年、邢國彥、王書鼐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報工作。接著，趙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東北，陳忠經也向這個政治部的主任余紀忠作了介紹，余紀忠也立即表示歡迎，並送來了「派葛佩琦為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的派令。
明白了這個關係，對於我們大體把握葛佩琦在中共地下工作系統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看一個地下工作人員的地位與作用，首先是看他「喬裝」以後可能達到的身份與地位。這決定他能夠收集到何種秘密等級的情報。其在敵營的身份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收集到越機密的情報。葛佩琦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的軍銜是少將，當然是高級特務了。
周恩來提到的前後「三傑「中沒有葛佩琦，不等於他在情報戰線上的地位低於他們。建國後,「後三傑」均擔任重要職務，熊向暉、陳忠經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申健任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但是，因為葛佩琦不是周恩來直接掌握、派遣的特務，所以把他放在其外，但是「三傑」獲得的情報，主要是胡宗南部隊的情報，葛佩琦獲得的是東北國軍的情報，兩者不可互相取代，或互相褒貶。
我們也可以斷定，中共在東北的特務，絕對不只葛佩琦一個人，即使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裏，也可以還有第二、第三、第四個，但是這絲毫不能貶低葛佩琦的地位和作用。作為情報，不但多多益善，而且還要互相印證。作為情報人員，時刻都有被捕犧牲的危險，因此也要準備後繼有人，但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貶低葛佩琦是高級特務的地位與作用。
（五）葛佩琦送交了哪些情報
葛佩琦在東北的時間大約是將近3年，到第二年末，他的直線聯繫人李年被捕，從此斷絕了發送情報的通道。在前一年半當中，他提供了哪些情報？這些情報起了什麼作用呢？
根據《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身在「曹營」心在「漢」，萬死而不辭》記載，「這些情報，對東北人民解放軍奪取許多重大戰役的勝利，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功效。」現在讓我長篇引用該書——當葛佩琦得到「派葛佩琦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的派令，之後：
正當其時，報載杜聿明下令在東北通遼槍殺中共地下黨員二十九人，妄圖恫嚇我地下工作人員。葛佩琦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為革命而死，無上光榮！」他毅然去了瀋陽，坐進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紀忠任命為政治部第一組代理組長。
這個組，專管東北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工作。那時所有從關內調到東北的部隊，都要把部隊的番號、駐地、人數、編制、主管姓名等等，書面報送長官部政治部。第一組依據這些書面報告，編成國民黨東北全部駐軍一覽表。這個「一覽表」，立即成了葛佩琦送給自己地下情報組織的重大機密材料。
國民黨駐瀋陽的重要頭目——如省党部主任委員、省政府主席、保安長官部長官、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經濟委員會主任等人，每兩個星期都要舉行一次聯席會議。葛佩琦每次都跟隨余紀忠參加這種會議。這也成了葛佩琦向地下組織報送機密情報的重要源泉。
1946年冬天，葛佩琦兼任國民黨旅大接收委員會的宣傳組長，率領宣傳組進駐遼南國民黨新六軍防區的熊嶽鎮。他及時將新六軍在遼南的部署和動態報給了地下情報網。
1947年春，東北人民解放軍即將發起遼東南攻勢時，葛佩琦代表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到安東（現名丹東）視察，將那一帶的國民黨軍隊部署及新修的防禦工事等情報，立即報送我黨地下組織。
1947年6月1日，北平學生發起「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遊行示威，瀋陽學生定于6月2日遊行回應。國民黨東北軍警、教育當局匆匆組成了制止學生遊行的所謂「學生指導委員會」。葛佩琦與李年、邢國彥、王書鼐同志及時打入這個「委員會」的會議。會上有人主張對不聽勸阻的學生可以開槍制止，葛佩琦等四人堅決反對。他們說，無論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但會議決定：當夜逮捕各校學生會負責人。一散會，葛佩琦就火速通知東北大學的三名進步學生。他們於當夜就離開了學校，敵人撲了空。
7月，東北解放軍圍攻四平守敵新七軍。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副長官鄭洞國任前進指揮所副主任，率領榴彈炮營和坦克大隊離開瀋陽前往增援。擔任這個前進指揮所新聞組組長的葛佩琦，在進達鐵嶺的當天夜晚，用軍用電話向我黨瀋陽地下組織密報了這一情報，使圍攻四平的解放軍及時採取了應急措施。
不日，葛佩琦當年的北大校友傅汝霖，率領南京的國民黨中央慰勞團到達四平，專要葛佩琦陪他一道看了幾處傷兵醫院，又一同坐飛機到了國民黨新一軍困守的長春。在對高級軍官慰勞會的交談中，葛佩琦獲知了新一軍的城防部署的動態，一回到瀋陽，就向地下組織報告了這一切。
總之，在1946年春天到1947年秋天的一年半的「深入虎穴」中，葛佩琦儘管隨時都有被捕殺的危險，但仍恪守一個黨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動守則：靜似處女，動如脫兔，機智果敢，沈著冷靜地獲取了大量情報。這些情報，對東北人民解放軍奪取許多重大戰役的勝利，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功效。
但是，既然是「虎穴」，就難免受到「虎狼」的傷害。1947年10月初，西安情報站被西安國民黨軍統特務發現，趙耀斌被捕。趙耀斌在西安新華巷一號的住宅，打著胡宗南或三青團陝西分團旗號開辦的《新秦日報》、西北通訊社和研究書店，都遭到了特務們的徹底搜查。被周恩來稱做我們黨情報工作後‘三傑’之一的熊向暉的真實身份已完全暴露，只因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等人與胡宗南的關係至為深厚，他們為保住胡宗南的「聲譽」，才沒有向蔣介石報告，而讓大吃一驚的胡宗南親自處置，而這時，熊向暉已被胡宗南保薦去美國留學，並已經到達大洋彼岸；胡宗南為保住自己不被蔣介石痛駡一頓，也只得給這位幾近十載的「親信助手」網開一面。但是，對由西安而北平而瀋陽的我們黨的地下情報網的其他人員，軍統特務們則力爭搜捕無遺。對這種突發的危急事態，遠在瀋陽的葛佩琦等人卻全然不知。
在1947年10月10日參加了「國慶紀念會」的當天夜晚，擔任「國民黨東北行轅政工處第二科科長」的李年同志、掩護地下電臺的「瀋陽警備司令部新聞處副處長」兼「東北通訊社」社長王書鼐同志、住在王書鼐隔壁的「遼北省長嶺縣縣長」邢國彥同志，同時被國民黨軍統特務系統的「行轅二處」的人所逮捕。葛佩琦接到了李年的愛人——地下電臺譯電員何英芬的告急電話，立即作了急速考慮：如果黑名單上也有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沒有，也不會因為「為朋友說了幾句好話」而被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
第二天，他就打聽出了事變的根底：「案子」是北平方面來人辦的，行轅二處只是奉命協助；「案由」是共黨嫌疑，被捕人員下落尚不可公開。
同時他還得知：從西安來到「東北通訊社」電臺的台長，十天前就失蹤了。他估計，問題可能出在這個台長身上。
得一位老朋友的幫忙，他與這位老朋友一道去拜會了東北行轅的崔處長。這位崔處長說，在行轅內部出了共產黨的「案子」，陳（誠）代主任很生氣。你們過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要特別小心自己的言行。
經過多方努力，葛佩琦終於從一名特務的妻子口中，探聽出關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點：瀋陽市昆明街八十一號——國民黨軍統特務在瀋陽的秘密監獄。他立即通知三位被捕同志家屬，給他們送飯送衣物，從而得知這三位同志都已受到了嚴刑拷打。
不久，他的那位老朋友告訴他：據西安來人談，趙耀斌也被捕了，「研究書店」和《新秦日報》被搜查了。同時說，他已向軍統特務中等頭目、瀋陽市督察處處長打聽過了，北平來人辦了「案子」就回去了，看來不至於再擴大。督察處長知道你是程潛將軍的老部下，不會因為你與李年有過來往就懷疑你。葛佩琦這才明白自己的真實身份還沒有被暴露，決心留下繼續為黨做出新奉獻。
但是地下組織和電臺都被破壞了，所獲新的情報統統發不出去。1948年1月中旬得知，李年等蒙難的同志，都被國民黨用飛機押送到南京。到了南京，李年還給他的妻子何英芬來了信。這表明這三位同志只被當做一般的「嫌疑犯」，而且經受住了生死考驗，不禁為他們慶倖！
其時我們的黨在東北，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瀋陽的解放指日可待。葛佩琦利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的身份做掩護，繼續堅守在瀋陽孤軍作戰：
——東北大學的幾名進步學生被逮捕，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身份，把他們全都救了出來；
——他以山東同鄉會理事的身份，公開向同鄉中的大戶募捐，救濟失業同鄉，並暗地動員生活困難的同鄉去解放區參加大生產；
——他又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名義，多次召集瀋陽各報的進步記者、編輯開會，要他們揭露國民黨統治區的社會黑暗和抓壯丁、拉民夫、搶征農民糧食等苛政……
在這些孤軍戰鬥的過程中，李年的妻子何英芬帶著孩子去南京營救李年，邢國彥的妻子生了孩子後去北平，接著王書鼐的妻子也去了北平與家人聚會，葛佩琦都一一幫助她們買了非常難買的飛機票和托運行李，給予精神鼓勵和物質援助。
孤軍戰到1948年10月，葛佩琦終於迎來了可以亮明自己本是一名鐵骨錚錚的共產黨人的曙光：10月16日，東北解放軍攻克錦州，全殲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傑及第六兵團司令盧泉以下十餘萬人；10月29日，在黑山、大虎山地帶，又全殲國民黨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部十餘萬人；長春守敵也起義的起義，投降的投降。
11月2日，瀋陽解放。葛佩琦懷著無比興奮的激情去尋找黨的領導機關，面無愧色地回到黨的懷抱。因為深入虎穴多少年一直對黨的耿耿忠心，是蒼天可鑒的。
（六）我們還要追問
以上事實可以確鑿證明，事實上葛佩琦是名副其實的中共高級特務。當他送出的情報擺放在延安棗園毛澤東窯洞的辦公桌上的時候，毛澤東當然會喜不自禁，但是他首先要聽取對情報的真偽鑒定，包括瞭解情報提供者的姓名。
中共情報部門是一個壁壘森嚴的部門，但這是對外，對內，對毛澤東則是公開透明的。毛澤東對於所派遣的高級特務是瞭若指掌的。因此，對於葛佩琦這個名字要說一無所知，在邏輯上情理上是無法解釋的。
我們再退一步推理。即使毛澤東不知道葛佩琦其人，可是1957年當葛佩琦發表了那麼多那麼嚴重的「反動言論」而自己又聲稱是共產黨地下人員的時候，總該查一下真偽吧。如果是冒名偽造，豈不是可以罪加一等。對毛澤東來說，只要說一句話，馬上就有人去查，簡直是易如反掌，唾手可得，但是直到這時也不查。這是什麼原因，實在無法解釋。
我們偉大的英明的領袖啊，你怎麼這樣毫不負責冷酷無情地對待為「黨」出生入死地奮鬥的同志啊！對待他們的政治生命，他們的肉體生命怎麼能夠這樣地糟蹋呢？僅僅為了抓到右派典型，為偉大的反右派運動火上加油，你御筆一揮，給葛佩琦戴上了三頂帽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極右派，而且判處無期徒刑。
毛主席啊，1953年9月16日，你站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講臺上，義正詞嚴地痛斥思想反動的梁漱溟。你氣勢洶洶地說：「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但是，你，毛主席，到底還有一點慈悲之心，沒有判處葛佩琦死刑。你沒有成為「殺人犯」。阿門！
至於身負地下工作總責的周恩來，記憶力特別過人的周恩來，我們實在不必再追問什麼了。他知道不知道，還需要問嗎？
（2006/1/5于山東大學附中）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