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中國人什麼時候起和西方列強仇深如海？標準答案就在大陸的學校教材裏――民族仇怨始於１８４０年，西方強盜的堅船利炮撬開中國國門，龍脈蒙塵，割地賠款、民生凋敝…..近代史的篇章由民族的苦難堆積而成。這個歷史公式就這樣灌輸給一輩又一輩的中國人，仿佛我們的父兄和子孫永遠和西方有解不開的冤仇，所以要強國，要翻身，臥薪嚐膽，韜光養晦，最終中華重光，君臨世界！
在中國人精神信仰資源日益稀薄的今天，上述那個「強國夢」卻一呼百諾，從者如雲。於是，要戳穿這個迷魂大法的朱砂符咒，還須從拆解那個欽定的標準化歷史公式開始。
一、西潮的拍擊
自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體系的發育，中華大帝國固有的朝貢體系必然和自由貿易的新時代發生衝突，這是兩種制度、兩種文明價值乃至是新世界與舊世界的衝突。中國從開始落後於人，便步步落後於人，既然對新世紀的曙光視而不見，自不免更深地沉淪於舊時代的黑暗之中。
西元１７９３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特遣使節馬戈爾尼伯爵和副使斯當東爵士率領高規格的使團來華，送來滿船禮品，為中國皇帝祝壽（其時乾隆八十大壽已過），並懇請兩國建立邦交，互派使節，請求大清增開通商口岸，且在廣州允許自由貿易。諸項提議均遭乾隆皇帝拒絕。中英兩國史書載，原先英使不肯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令乾隆與朝臣不悅；後英使同意行跪拜禮，條件是中國使節將來到英國也對女王行此禮。此屬兩個平等國家的正常外交禮儀，而在「邦交」即是「朝貢」的皇帝看來，則為匪夷所思，何謂「平等」？這完全不符合天朝思維對固有「世界秩序」的認知。跪叩之禮僅為外在符號，內裏卻是小農經濟大帝國拒絕自由貿易，儒家思想之重農抑商的價值取向。英國和平通商的請求，卒遭清廷拒絕，誠然乾隆皇帝也下旨「賜予」英王豐厚的禮品，價值遠勝於英使的「貢品」，這是中國自漢唐以降的成例――恩澤四海，王化蠻夷。在清國天朝眼中，自也只有「朝貢」，而不知「貿易」為何物，你有求於我，我無求於人，這是男耕女織的農業社會心態。英使團欲求平等相待而不得，悻然而歸。而這年歐陸爆發了法國大革命，國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拿破崙大軍席捲歐陸，英法旋即開戰。與中國的通商事宜被耽擱下來。事隔２３年，歐洲戰事平息，英國於西元１８１６年（嘉慶二十一年）再派亞墨哈斯爵士來華遞交國書，再度因為跪叩之禮談不攏，嘉慶皇帝龍顏大怒，將來使的禮品和國書退回，把英使押解至廣州驅逐出境，中英關係遂比乾隆朝更糟。
西元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國律勞卑勳爵被委任駐華全權大臣，他再度帶來了英女王的國書，卻一樣得不得到平等國的來使待遇，非但國書遞交不出去，連廣州城也不得其門而入，兩廣總督盧坤根本不承認他為外交官，只貶為商人身份。1836年，律勞卑被驅逐出境，在澳門鬱鬱而卒。
故此１８４０年的鴉片戰爭，是一個已經老態龍鍾的大帝國與如日東升的新銳工業強國的註定要發生的衝突。這場戰爭，英國史稱「通商戰爭」，中國史稱「鴉片戰爭」，因為這更符合以道德論史的中國傳統，可惜這與事實有很大出入。關於這點，民國時期羅家倫的《中國近百年史》、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美國學界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臺灣柏楊的《中國人史綱》、陳致平的《中華通史》均有客觀分析。平心而論，鴉片輸出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抹不掉的罪惡，是次戰爭的起源雖與鴉片有關，但英國卻不是為鴉片而開戰的，歷史記載十分清楚，英女王斷然拒絕從事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的啟戰請求，稱英國不會為了非法貿易和無良商人而打仗。那位在謝晉的「史詩電影」《鴉片戰爭》被渲染為元兇的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在大英帝國的檔案裏恰恰留下了最多的反對鴉片貿易的訓令，他一再申明女王陛下和英政府「絕不懷疑中國政府有禁止將鴉片輸入中國，並且有權查獲和沒收那些外國人或中國臣民不顧禁令而輸入中國領土內的鴉片。」措辭相同的訓令不但發給義律本人，也發給義律遭免職之後的新任全權大臣。而那位被中國的歷史課本漫畫化、臉譜化的義律，又恰恰是鴉片非法貿易的強烈反對者，不論是他發給英商的通告還是呈遞給英政府的報告，都嚴厲譴責鴉片走私，他還希望能和中國官員聯手去查禁鴉片。甚至在他被林則徐驅趕到外海漂泊時，他給巴麥尊的信中仍不減對鴉片貿易的憎恨，他表示自己「對於在中國沿海進行的這種強制貿易所帶來得恥辱和罪惡抱有更深刻的厭惡態度，我不知道在該貿易與海盜行為之間有何區別。」指出這點，決非為這些歷史人物添加道德光環，而正是為了摒棄史學當中的「泛道德主義」。林則徐、鄧廷楨與巴麥尊、義律，都是盡忠職守的官僚，詮釋著歷史限定的角色，卻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
事實上，當時傾向禁煙的道光皇帝和英政府，對禁煙運動的結局都難有決定性的影響，所謂賠錢的買賣沒人做，殺頭的買賣有人做。林則徐一直到被流放新疆時才明白，禁煙是註定要失敗的。而義律當時也見不及此，從他對英商發出措辭越來越強硬的指示（義律警告本國商人，任何走私鴉片行為遭中國政府捕獲與沒收，英國政府決不干涉；任何本國人對中國緝私禁煙的武力抵抗，要承擔後果和接受懲罰，其罪與在英國武力抵抗政府相同；任何本國人因鴉片走私而造成中國人的死傷，被判有罪之後，將受懲罰，其罪與英國法律管轄下所犯的罪責相同）便可得知。
自不待言，中國的禁煙派官員和英國無良商人（還要加上中國鴉片二道販子的龐大勢力）對義律所代表的政府立場都不領情，林則徐禁煙之義舉，在具體操作的法理和技術層面上，不幸玉石俱焚地傷害了多國商團的正當利益。至於被驅趕的義律，他確乎不滿意英政府消極無為的對華政策，於是在他的報告裏，英國為商船護航的兵船和大清水師的衝突，被誇大為中英已經發生事實上的戰爭。就在此際，清廷再度鑄成大錯，林則徐虎門銷煙之餘，道光皇帝再接再厲，降旨驅逐所有外商和永禁與英國的貿易，這便是「朝貢體系」的又一次發炎高燒。中英之戰，英議會反對者頗眾，最後僅以九票之多通過。禁煙糾紛為表，通商糾紛為裏；先皇乾隆及嘉慶兩朝不肯給外夷以平等地位為因，中國此後被列強施與不平等的苛待為果。總之，在時代大變遷風起雲湧之際，農業帝國的閉關自守和工業革命新貴的「叩關索市」，訴諸戰爭萬難避免，其結局亦不可逆轉。
二、專制的冷土
中國的朝廷和中國民間曾經得出結論，何以堂堂中華上國由強轉弱，以致一蹶不振？就是因為西方列強一再欺負中國。工業化強國有沒有「欺負」中國？當然是有的。資本的擴張，強烈沖刷著世界上多種不同類型的舊式文明，大浪淘沙，被淘汰的不僅僅是諸多落後野蠻的觀念與陋習，有許多並不能簡單作是非善惡之區分的傳統，如耕讀傳家；如鄉紳制度；如宗法社會；如禮孝仁義等，都是與小農經濟相匹配的文化鱗片，它們其時光澤猶存，卻也被時代洪濤無情地裹挾而去，化為敗鱗殘甲。舊文明被新文明欺負，那是一定的，那不獨體現為強者對弱者的欺負，更多時候則為先進對落後的欺負。如中西摩擦的火星之一――酗酒的英國水手誤殺了九龍尖沙咀林姓中國人（史稱林維喜事件），清朝地方官府便要施行斬首，蓋因以中國傳統觀念及天朝律例，「殺人償命」理所當然。而英國自１３世紀就有了巡迴法庭制度，１４世紀人民陪審員制度已定型，自然不能交人讓你斬首，於是衝突即起；又如招致英法聯軍侵華的導火索――「通州談判事件」，清廷將前來談判「到期換約」的西夷使者關押虐待甚至被折磨致死；又如廣東炮臺守軍炮擊英國打著白旗前來送信的兵船，諸如此類的事件，都是蒙昧的老大帝國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和敵意抵觸。說到底，這是兩種文明的碰撞，腐朽脆弱的一方自然被輾為齏粉……
今日重讀《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第一波不平等條約的文本，裏面都有強迫中國政府要將締約國的一方視為「平等國家」的條款，或許頗令時人所不解，明明是外夷不平等待我，何以反來要求以「平等國家」稱之？事實恰恰是大清國長久以來不肯平等待人，最終自取其辱。關於天朝對夷狄的蔑視與羞辱，乾隆朝的英國特遣使節馬戈爾尼伯爵以及道光朝的英國律勞卑勳爵均有日記與回憶錄存世。中華上國對四海夷狄而言，有著不證自明的文明優越感，而朝貢制度則是顛撲不破的世界秩序。據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所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美國即向新敗的中國示好，願意提供西式戰艦和大炮的圖紙與技術，卻遭天朝峻拒—-它還不肯從那個虛榮的夢幻中醒轉過來。
中國的洋務運動（自強運動），就是中國人第一次勉強放下天朝帝國的架子，扭扭捏捏地向西方學習。即便如此，為時約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亦令中國發生了頗大變化，惜乎「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之訓，窒息著國人變法的思路與進取心，不得觸及政治制度的革新――這也是專制皇權的必然選擇。於是，國力仍遠勝於日本的大清國，終於慘敗於東瀛島國，這昭示著日本「明治維新」制度變革的勝利，亦是中國在近代化競爭中落敗的標誌。
又經庚子拳亂，國人痛定思痛，總算徹底放下身段，不能再倚「中學」為體，「西學」也不僅僅為用。這第二波向西方拜師取經的浪潮，建樹良多，康梁的立憲思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共和思想，都是「西學為體」。不消說，無論立憲抑或共和，清皇朝一概不予「恩准」。若指清廷王族貴胄顢頇昏聵，那放在道光、鹹豐年間也還說得過去，而在晚清，「顢頇昏聵」近乎道德批判語彙，甚至是精神心理的醫學名詞，不入歷史研究的學術之門。其實，權力者們明白著呢，國脈微如縷，在於「洋人欺我」，此為第一遁詞；妄顧國情國本的康黨、革黨作亂，此為第二遁詞（換成現代語言，就是「反華勢力」的圍堵遏制，以及國內推動政治改革的民間力量在「製造動亂」）。說穿了，「改革救得了中國，卻救不了大清」，這是皇室與貴族參悟得十分透徹的道理。怎能指望壟斷一切權力的統治集團放棄既得利益以慰蒼生？可歎的是，這亦系當下中國變革的死結。
康梁已矣，孫文已矣，他們的政治理想固然仍有諸多不足，但令人感觸頗深者，至今中國民間流派紛呈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理念，其制度變革的藍圖其實並未能超越康梁和孫中山，而在極權專制文化盤根錯節的國度裏，那些先賢的思想卻始終未能得以實踐。康梁的制度改良南柯夢碎之餘，孫中山的制度革命又成畫餅。整個民族反而墮入迷思，誤入歧途，墜落更黑暗的夢魘之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氏的暴烈革命是一劑虎狼之藥，國人真的以為「推翻三座大山」，把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掃地出門，再吞服社會主義這顆十全大補丸，便能祛百病，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再不受別人欺負了。結果卻是，跌宕的國運又完成了一個歷史迴圈，重新回到高度集權和閉關鎖國的老路，外來的以及本土的資本主義確實被剷除了，共產專制和封建專制得到完美嫁接，然後在這沒有天敵的土壤上瘋長、蔓延和膨脹，直至文革，喪亂不止，國將不國……這條死路總算走到了盡頭。
三、畫符的歷史
其間值得深思的是，此前清末與民國在民族厄運中幡然覺醒的知識清流，他們對歷史的反思被毛氏革命所徹底拋棄，毛澤東遠在執政之前就深知掌握歷史解釋權和話語權的重要性，他日理萬機之餘仍十分關注如何去「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適逢其時，範文瀾投奔革命來了。範為浙江紹興人，出身書香世家，北京大學文本科國學門畢業，後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秘書。范國學根基深厚，１９２６年時在南開大學教書的範文瀾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脫黨。１９３８年在抗戰期間投入新四軍，次年重新入黨。１９４０年一月，范到達延安，馬上得到毛澤東器重，登時風雲際會，範被任命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次年再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他在毛氏的直接關照下開始整理自己以往的史稿，毛澤東親自劃下規矩方圓，指示「略前詳後，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範的《中國通史簡編》成書，原先不過是為延安窯洞裏「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但旋即被毛推為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通史的著作，該書便先後分兩冊在延安出版。１９４５年範文瀾在延安再奉獻出「馬列主義版」的《中國近代史》（新華晉綏分店１９４７年出版），本書重新解釋了中國自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０年)義和團運動這六十年間的歷史。
範文瀾的歷史著作在中共執政後被欽定為「正史」，而且範還被黨要求繼續改造思想，政治上要不斷進步。範文瀾便一再作自我檢討，今是而昨非，他的自我批判是：以往的著作仍存在「非歷史主義的觀點」，於是他提出了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階級鬥爭論是研究歷史的基本綱領。自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５年，範文瀾致力脫胎換骨地重撰《中國通史簡編》，這回不再是「簡編」了，而是分多冊出版，寫到隋唐五代，因文革狂潮驟起，範被批判鬥爭，全賴毛澤東禦賜的「丹書鐵券」，卒能全身而退，１９６９年範文瀾病逝，時值亂世凶年，幸得天顏眷顧而尚有榮哀。
範文瀾僅系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先行者之一，此外還有呂振羽和翦伯贊等公，關於翦伯贊，章詒和有長篇回憶文章，頗值一讀，翦公1937年加入中共，為地下黨員，屬周恩來派系，新中國成立後即被黨派遣到燕京大學，以馬列史觀去「改造舊史學」，其中關於近代史部分，出自翦伯贊之手的就有《戊戌政變》和《義和團》等冊子。翦伯贊與毛澤東欠缺直接親緣，其馬列主義的學養修為也不能「與時俱進」，所以自五十年代起便一再被「拔白旗」，他在文革中的命運較之範文瀾亦判若雲泥（詳見章詒和文章）。此外還有一位代表更純正毛澤東「階級鬥爭史學觀」的胡繩，代表作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他較之范、翦尤為激進，其基本立論是：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三大革命高潮」，是唯一的歷史推動力，而洋務運動是封建地主階級「代理」帝國主義去統治中國；至於戊戌變法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在胡繩的論說中，義和團運動要比戊戌變法偉大得多！所謂「三大革命高潮」說，何止是階級鬥爭為綱，簡直就是暴力革命為綱了！
這是對歷史的學術研究抑或給歷史畫符？然而，這就是黨對中華歷史的正統詮釋，因為它恰恰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在哲學領域的核心學說是強調對立、矛盾和鬥爭；在社會學領域的核心學說則是「階級鬥爭」。(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