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3日訊】「反對者？就像英國的那樣，行嗎？拿破崙泡在浴盆裏，懶洋洋地問道：「我還沒有發現，反對者能給我帶來什麼好處」。
應該理智的維持異議者保留合法的地位。法國大革命後的幾十年,合法的反對這著一觀念一直困擾法國人。讓他們感到既費解又陌生。
徐明從「將革命進行到底」變為「理解足協」、「不要把11年的問題都希望在一個晚上解決」，這種變臉不是專利。古今往來大凡革命派和保皇派從來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革命派一開始激流急下，一瀉千里，但一遭遇上阻礙和挫折，就立馬轉為保皇派。 徐明從革命派轉為保皇派讓我想起張藝謀電影《英雄》中的刺秦劍客，顧全「天下」讓他們放棄了革命暗殺。徐明的心中也有一個「天下」不成？
刺秦劍客的「天下」是朝向和平和秩序的，是經過戰亂以後人心思定的「天下」。可是徐明的「天下」確是相反，中國足球是人心思變，盡可能變革才是大局。看來徐明的大變臉搞錯了。
作為一個商人，在商言商。七君子之所以敢革中國足協的命，是這樣下去他們沒有辦法活了。原來他們能夠容忍，甚至參與同流合污，是因為他們認為還有成本低於效益，還有利可圖。可是現在他們已經過了心理臨界點，徹底絕望，這時候是鐵下心來鬧革命。
革命肯定是你死我活的，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階級矛盾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在這場革命中，革命者和被革命者是不可能一致的。
這11年的問題，都歸結為體制問題。體制的變革並不是天大的難事，造成體制變革的原因是「全中國皆知的秘密」——既得利益集團中國足協和官員不肯放棄。作為一個行業協會，也食人間煙火，脫離不了利益二字。中國足協和官員都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對他們進行說理肯定是秀才遇兵，只有讓他們認為不改革會造成利益受損，不改革的也就是說成本高於收益時，他們才會像擠牙膏那樣改革一點點，或者做出虛假的改革姿態。中國足協就是一隻病入膏肓的老馬，你不用辮子抽它他肯定不動，如何拉動中超這輛破車？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只有對立，才能推動改革。只有革命者堅持自己的立場，這樣道義資源才從中國足協轉移到革命者手上，讓革命者成為民意，如果被革命不尊重民意，不順從民意，就沒有了合法性。這樣才能讓中國足協和官員覺得政治上的虧損將超過經濟上的利益。
寧可少要一點安寧，寧多要一些革命，甯要不太平的自由，而不要專制下的秩序，不要作穩的奴隸，甯要患難中的主人，與其在腐敗官員面前彎腰低頭，不如容忍可與之作鬥爭的強盜。
馬基雅維裏在《羅馬史論》中認為，一個共和國因為衝突而獲得活力，沒有衝突就沒有政治與自由，羅馬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甚至要求了羅馬共和國內部的爭執。中國足球要想翻身，就要有內鬥，必須有對中國足協的可持續性革命。如果改革不是由革命者像馬虻一樣不停地叮咬，26日的四點意見恐怕就成了革命者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他們只能繼續往黑洞裏燒錢，退又不能退出，結果耗盡家財，中國足球社會還是一團漆黑，要大白天打燈籠。
或許有人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假設說足球改革確實有個過程，可是並不能說中國足協的四點意見就是當下最好的，沒有其他選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中國足協提出的方案肯定是有利於他們，而最佳方案至少應該是按照目前的現實可能，讓革命者利益最大化，所以中國足協提出的方案肯定不能要求「理解足協」。
不管徐明的初衷如何，他的變臉作用是負面的，抵消了革命的動力。這樣會讓中國足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從而減緩了革命的進程，讓中國足協心中輕鬆，更傾向不改革，或者改革力度不夠，所以徐明的大局感還不如不要好，這樣會造成放棄對中國足協方案的理性審查：到底是不是當下最佳的。
難道中國足協拿出的方案就天然是最合適的嗎？要知道最佳的改革方案的形成，類似於市場買菜，是雙方對立，一直討價還價的結果。中國足協的大白菜實際價格只要兩毛錢，徐明才剛開始討價還價，就說中國足協1塊錢很公道。其實沒有必要替中國足協去擔心，做好商人的本分，把這次革命當作商場競爭好了。最佳的方案不一定是革命者的，而是經過搏奕的結果，所以革命者只管在底線以上堅持自己好了，沒有必要杞人憂天。站在賣方立場為賣方說話實屬不該。
在這樣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爭中，要想找到中庸立場那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你站在了中庸立場，實際上就有利於了中國足協。 美國建國先賢麥迪森認為，在不同利益的爭吵中，希望有一個中立的、不帶感情色情的仲裁人是徒勞的。只有「偏執」才能最大程度的促進改革。衝突的存在並非取消了改革，衝突本身就是改革，而與中國足協一致客觀上的效果就是阻礙改革。 徐明的「保皇」可以被美曰其名「漸進」，但是他的「漸進」其實是「不進」或「慢進」。
其他人要求有一個時間表，這一點值得讚賞。徐明的「保皇」 就取消了這種要求。沒有把中超改革納入理性的視界之內，而是置於希望的未來，是極度危險的。中國足協的意圖在於把改革拋出的地平線之下。如果監視著，被置於地平線之下的改革進程會被抹掉。不將改革交由理性監理，而必然交給歷史的偶然和暴力，也就是說會造成崩盤，崩盤再來重建。
徐明可能擔心一味激進下去，可能造成崩盤。但是激進和崩盤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在激進和保皇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如果擔心目前過於激進，可以調整一下，變為溫和點或理性點，沒有必要轉向保皇。
這11年的問題，都歸結為體制問題。只有不停地擠牙膏，體制才能盡可能快地變革。讓「天下」觀念支配的徐明，確實不像個商人。要活命，要改革，就別學《英雄》。
一個健康的社會秩序需要秩序，需要有思想、想像和利益的衝突才能和諧。這種和諧是動態的，運動中的。這樣把秩序和衝突罪和的結合在一起，將衝突納入制度之中，把握住衝突的脈絡，讓制度來容納駕馭。只有讓制度容納衝突，才能經受考驗，減緩避免社會震盪。這樣的政府在其他地方處於動盪不安時，能夠穩穩的把握住船舵，依舊保持沉穩、有序的作風。而偏面追求秩序， 把衝突扼殺在搖籃中，或者不西一切後果攆出，是怯懦和無能的體現，其結果誰巨大的社會動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