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4. 中譯本：博大出版社（美國），2005年6月出版。本文系作者應邀爲該書中文版所寫的序言。
一、 中國再度成爲“冒險家的樂園”
在世界上，曾兩度成爲“冒險家的樂園”的國土不多，中國卻有此罕見幸運。20世紀30年代以前，中國的上海曾有幾十年黃金歲月，那黃金歲月就是上海成爲“冒險家樂園”的時期，至今那段時期形成的文化已經化爲上海人永恒的家園之夢。
只是強弱易勢，在七、八十年前的“冒險家樂園”中，外國人是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權者，中國的官員們見了洋人得卑躬屈膝，恭敬有加，“官怕洋人”之謂即指這種現象。而數十年過去，鬥換星移，棋枰翻覆，“中國政府終於站起來了”。從上一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再度成爲“冒險家的樂園”，只是中國政府官員與洋人們的地位正好倒了一個過，凡洋人們見了中國官員得打躬作揖，中國官員們得考較考較洋人們對他們的“態度”好壞，以決定給他們設置的“市場准入門檻”之高低。這“態度”一詞含義豐富，具有物質利益等實際內容。“態度”好，市場准入門檻低，商人們則財源滾滾；態度不好，那就卷鋪蓋走人。在中國的外商們沒有人敢與中國遊戲規則對著幹，因爲那等於拿自己的錢包開玩笑。
因了這一地位變異，冒險家的樂園也就演繹出無數以前沒有的新故事與新風情，伊森·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真要算是一本此中奇書。該書以亦莊亦諧的敍事方式，展示了衆多冒險家的故事，尤其是外國商人們如何被“中國特色”同化的過程，更是描繪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讓人讀來解頤之餘，又不免難受。比如我輩爲華夏文明之子的人會想：中國竟然墮落於斯！而外國人讀後，除了吃驚之外，定然生出想親身體驗一番的願望。畢竟和平民主國家，那種必須奉公守法的人生也太乏味了一些，而遙遠的中國，對於挾資而去的外國人，酒宴、美女、各種對人類經商智慧形成挑戰的奇譎變幻之商戰新技、不知什麽時候以什麽身份出現的安全部特工人員，所有這一切，實在太有吸引力了呀。尤其是想到一個即使不名一文的外國人，在中國只要有足夠的聰明與妥協精神，掌握了“登龍術”之一種（書中介紹三大類，每類別裏當然有百變千幻之各種技巧），努力爲自己創造機會，時機一到，定能蠶蛹化蝶，成就一番事業。而且只要這些大大小小的冒險家願意，抱得無數中國美人歸臨時香巢更是小菜一碟。
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腐敗
外商去中國當然不是爲了探險，而是爲了賺錢，但一個被翻來複去討論的問題卻是：外資在中國到底賺不賺錢？
該書作者給出了結論，這個結論與中外媒體的結論不一致，但與筆者的研究結論相似：“在北京的企業首腦私底下沒有人認爲中國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最多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公司，能夠有季度性的獲利，如果連首期的投資也計算在內，那麽只有大約5%的公司賺錢。”該書作者認爲，“對在華的絕大部份美國公司來說，中國這個市場是個無底洞：一個由口是心非的中國搭檔、死板而粗暴的官僚制度、根深蒂固的盜版産業（根據有關資料顯示，盜版産業占中國經濟産出的三分之一）和在政治意願驅使下，連GDP增長這樣的數位都不能使人信服的無底洞。面對這些問題，爲什麽還要繼續捲入中國市場？如果我們不能獲得大額利潤，到底是什麽支撐美國在北京的新兵訓練營並使其相信中國有著光明的經濟前景？”
說穿了，原因非常簡單，因爲在中國市場上折戟沈沙的外資企業用謊報業績的方法來矇騙美國總部。作者告訴讀者：“過分強調在中國經營的虧損對美國公司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因爲美國金融界認爲，在世界上最後一個尚未完全開發的也是最大的市場──中國投資，是企業對自身未來發展信心的重要體現。你可以關閉一條生產線或者賣掉一座工廠，但是從中國把投資全部撤出會給企業的整體形像帶來不成比例的損害。”而“公司形像”是公司的股票在股市保持升值潛力的重要因素，爲此，許多大公司的中國代表都對總部說謊，聲稱自己贏利。書中生動地敍述了作者所在的公關公司與各大公司駐中國代表處一起，在母公司的總裁與財務總監之類來檢查工作業績時，如何運用各種技巧愚弄上司，以華而不實卻又頭頭是道的解說包裝自己的“業績”。
爲什麽美國的企業在本土大都要講誠信，而一到中國就大都變成精明的說謊者？這實在是“淮桔成枳”，環境使然。作者在第五章裏談到了自己的觀察與經驗，“共產黨把自己改頭換面，變成了國家壟斷資本的政黨，爲了避免承認過去三十年的所爲都是錯誤的，他們自稱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爲一個外國僑民，我認爲這句話有雙重諷刺意味。在商場上，中國特色代表著徹底貪污腐敗”。作者聲稱，感到擔憂的不是偶然發生的賄賂事件，而是此類非法行爲已經被認可爲商業活動的組成部分，“若想在華成功經商必須要做出許多妥協，那些不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競爭中注定要遭到失敗”。
三、中國：外國商人事業的墳墓
簡言之，外國商人挾資來中國，有如拎著滿口袋的金錢來到拉斯維加斯賭博。但是否能夠賺錢，卻不取決於他們在本國煉就的經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們到中國後的“悟性”──能否儘快悟出結交中國政府官員的門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將這類事務交給“公共關係公司”去打理。公共關係公司的職員人手一本《遊說者手冊》。
作者總結說：“對在中國進行商務活動的美國公司來說，有兩個重要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在這個沒有真正法制和腐敗猖獗的社會中，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美國商界根本沒有選擇忽略中國政府部門的餘地。事實上，要想在中國獲得營業執照──即加入遊戲──不僅僅需要與上面人士拉關係，還需要與幾個下面的人士同時打通關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員。一個公關公司如能吸引有龐大關係網且有相當級別的前政府官員加入（用我們的行話），就能爲公司加分。一些象摩托羅拉、思科和柯達等大公司都有專門的強大的工作部門負責與中國內部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但這只是例外。大多數公司需要通過我們去與中國官僚隊伍建立關係和依賴我們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們從中抽取傭金。”
“其次是就是與公司總部的關係，儘管在我們的手冊中沒有列出。當某個公司總部的執行總裁或者更糟糕一點，是財務總監宣佈即將到北京來，很多公司駐華代表都會不露聲色地陷入緊張之中。爲避免被問到一些有關盈利方面的問題，第一道防線就是準備大量的套話。因此，我們會爲他們預備大量的簡報和幻燈圖片：都是高質量的、謹慎樂觀卻又模糊不清的關於市場發展機遇的長期計劃，同時又靠指出與當地政府交往中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而爲自己留有迴旋餘地。第二道防線就是雇傭幫手，那就是我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公司會議上我們扮演獨立的審計角色，表示在經過多番精心調查和驗證後，十分贊成公司首席代表的市場計劃。第三道防線是，總之，要執行總裁或財務總監忙不接暇。這又會用到我們：我們知道如何把他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不僅僅是娛樂，還有與中國同行舉行座談和宴會，讓他們産生一種滿足感，即便所討論的細節沒有一項落實到實處（在中國，要想細究一個問題可能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
良好的關係是不是意味著必然賺錢？答案也是否定的，作者終於道出了外國商人的感受：“他們與令人厭惡的強盜般的中國搭檔共同經營齷齪的合資企業，他們需要解除合約後仍舊能夠繼續維持自身生存。他們在5─10年期間金錢損失得好比人體大出血，即使不斷調整自身的燒錢率也無濟於事，直到最後，公司總部不得不說，夠了。”
中國已經成了“不少外國商人事業的墳墓”。
四、“站起來了”的中國政府
上一世紀的“冒險家的樂園”中，洋人們不需要扭曲自己在本國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觀。但今非昔比，中國到底不是當年那種半殖民地，“官怕洋人”的光景早已經“俱往矣”，“站起來了”的中國政府既然能將臣民治得服服貼貼，還怕洋人不成？洋人如果要想在中國成就一番事業，除了見官恭敬有加，賄賂有術，還必須伴以“思想改造”，承認“資本主義的雜交理論”，即“中國的市場經濟並不需要西方資本主義的三個必備條件，即自由放任、民主和言論自由”，並無條件論證今日中國必須要排斥掉這些因素，而且排斥掉這些因素也能夠進步，成爲一顆正在冉冉升起的世界之星，如果能夠用英文寫上與《人民日報》步調一致的文章發表在西方報刊上，比如批判法輪功是邪教，證明自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那麽，中國政府絕對不會虧待這些“中國人民的朋友”。尤其是，作爲美國商人，一定要在中美衝突或者兩國外交利益發生衝突時，能夠論證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霸權主義的表現，至少也得溫和地指出從策略上來講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不明智的，這樣更能夠爲“中國人民的朋友”之形像加分，而成爲中國政府的“鐵杆”朋友。
外國人對這點並非“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而屬於“困而知之”一類，暫且讓我們回到書的開頭。
書的第一章是作者對“炸館事件”後中國政府發動反美遊行的近距離觀察，2005年中國政府執導的國家遊戲“反日遊行”與當年如出一轍，連手法都一點未變，包括一些小細節：警察讓一批人進去示威，投擲石塊後，再讓另一批人進去。2005年反日遊行這一細節被《紐約時報》記者維妙維肖地寫出來，讓人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智慧與操控能力有足夠的瞭解。
五、外商在華成功的“葵花寶典”
作者以此情節作爲開篇第一章並非無因，因爲一個政府能夠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緒與行爲，這樣一個國家的社會控制之嚴密可想而知，而一個外國商人想在這樣一個國家裏做生意發財，“想不與政府官員做交易，基本上沒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來，作者寫出了外商們煉就“中國特色”神功的“葵花寶典”：
“新到的外國僑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就必須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接下來就意味著你要被認作是中國的朋友。中國領導人至少建立了三種方法讓你顯示友善。”
“第一種，夏皮羅和李敦白式，即緊緊跟著党走，永遠爲黨的目標奮鬥。但這不僅僅是動動嘴皮子般的簡單，經過了50年的曆練，中國領導人雖然在處理公共關係方面還是生手，但卻能熟練地判斷出一個西方人所說的話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種，即用之于亞洲地區皆准的商務活動──送禮（投資、政治優惠或者是技術上的援助）。如果貝彼得能爲中國引入投資，並願意在其他外國企業紛紛撤出的時候表示對中國的局勢有信心，那麽他將會立即得到部長們的接見。如果通過他的公共事務機構進行運作，起碼要花上數年的時間。”
“第三種，學者或記者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拍馬屁，對中國文化大加讚賞。這種方法如果運用得好，會被認爲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對中國的向往。”
“每一個成功的外國商人都會用一到兩個上述的辦法。”
讀到這裏，真要感謝作者的坦誠，上述3個辦法確實是外國人在中國獲得成功的“秘笈寶典”，但因對本身形象有損，很少有人會將自己的秘密公之於衆。
六、外國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人”
中國被渲染成夢幻式的東方黃金夢，這個尋夢的過程不僅改變了許多外國商人的生活方式，還將商人們從思想觀念上改造成“中國特色的新人”，這種後共産主義時代的“中國特色新人”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原則，唯利是圖。中國一些冬烘學者至今還在那裏津津樂道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能夠成功克制人的貪欲，希望中國人能夠學習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國人哪怕在西洋留學多年，也並未能將馬克斯·韋伯津津樂道的西方精神學到，倒是研究中國的學者不少染上了“中國特色”（這是本人親自觀察這個群體得出的結論，連他們自己也多少承認這一點）。中國文化充滿了對權力的膜拜與歌頌，這種膜拜經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國人投身中國並生活於其中，這些人在本國耳濡目染幾十年之教養，最後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國文明。
作者講述了一個商人在中國的成功故事，這位叫做龍安志的商人想盡辦法在中國阿諛奉承，以便撈取好處。這位商人90年代是中國政府的顧問，曾運用他的學識幫助許多軍工企業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場上市，妻子是中國軍隊的高幹女兒。龍安志除了長袖善舞，在中國賺了不少錢之外，最特別的是，他還是一位寫了20本書的多才多藝的作家，比如《中國第一》，還有歌頌香港巨富李嘉誠的《紅都》，這些書熱情歌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香港的回歸。而《龍安志的中南海》一書則刻意吹捧中國領導人。最讓中國政府滿意的是龍安志經常爲英文報刊撰寫與《人民日報》論調類似的文章，作者總結說，龍安志“用盡三個方法來證明自己是中國的朋友”。
龍安志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個讓他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熱愛呢？儘管這個國家充滿了種種不公平與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廠裏的工人們正在超時工作，爲那微薄的工資（每小時25美分－35美分）而辛苦勞作，但龍安志的筆下，中國仍舊是一顆熠熠生輝、冉冉上升的國際政治明星與經濟明星，那裏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滿意，尤其是中國政府對龍安志的滿意，那真是許多外商夢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國能夠以“扒糞者”自居且自傲的無冕之王們，到了北京“也不得不象美國商務代表那樣在中國政府官員前做出畢恭畢敬的樣子，只報導一些日常的大衆化新聞。記者和商務代表在這方面都學得乖巧了”，因爲“他們不僅要對付他們老闆的刪節和中國政府的監視，還必須在一個難以獲取真正資訊（統計數位、公衆態度、所有權、投資規模、消耗和利潤甚至包括規範用語等諸如此類的新聞報導最基本的要素）的環境下工作。事實上，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新聞，只要出現一則對中國政府或者對美國在華商界造成威脅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聞調查報告，該名記者得到的回報就是被打入另冊。”
這個由自由人變爲半臣民的過程是痛苦的，每個外國人都有過程度不同的掙扎，諸多外國人都被“弄得疲憊不堪，道德繼續淪喪。作爲個人而言，我們的防波堤差別很大。一些人緊緊地抱住了中國政府這塊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則與海岸保持一種不切實際的距離；一些人在市場裏恐嚇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卻收養他們，但壓力仍舊存在。”
一向被國人嘲罵爲沒骨氣的中國知識份子看了這一段以後，或許會獲得心理平衡？甚至還可以爲中國人有面對中國冷酷現實而保持一顆堅硬無比的心靈而感到自豪？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學東亞系的辦公樓走廊裏懸挂的一幅字：“東方無窮”。
真正是神秘莫測，度人無數的“東方無窮”呀。
與上個世紀的冒險家樂園相比，中國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世界發生的變化比中國更大，不過中國媒體更樂於談中國的變化）：矗立於各大城市的高樓大廈，連通全國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國歐洲的物質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國政府站起來了”，還有世界上最先進無與倫比的網路監控技術，挾鉅資出國定居的中國精英（他們遠比當年國民黨潰敗時倉皇出逃的上層精英氣定神閑）……
但中國也還有不變的東西：官僚們貪污腐敗橫行，國民依舊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農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廠裏打工，新聞自由依舊渺然難追，“富人一席酒、窮人半年糧”的情況遍及中國，窮人的孩子依舊無法讀書，女子迫于貧窮而爲人妾侍（現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見了官依然矮三分，最重要的是，我們號稱已經學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連民主的第一要義程式正義還沒學會遵守……
讓中國人驕傲的是，中國政府站起來了，所以中國政府官員也站起來了，官員們成了“能夠造就國王”的人，外國商人到了中國，也得依靠官員們的恩賜才能發財，能說我們的祖國沒有變化？
還是借那首傳唱了二十來年的“新編社會主義好”做爲本文結尾：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吃不飽。 反動派，被打倒，
帝國主義夾著皮包（或說是“翹著尾巴”）回來了。
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社會主義性高潮。”
如此中國，我，還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們能發自內心地擁抱它嗎？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