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繼「端午節」歸屬權之爭和「泡菜摩擦」之後，中韓之爭擴展到影視領域的「韓流」。
近年來，韓劇在大陸電視上掀起的「韓流」，可謂洶湧澎湃。首播之後還要不斷再播，幾乎每晚都有數家電視台播放「韓劇」，尤以《人魚小姐》和《大長今》最為熱播，為引進兩劇的央視和湖南衛視賺了大錢。而國產劇的收視率卻日益萎縮，讓大陸的影視人和影視衙門臉上無光。
面對滔滔的「韓流」，大陸的某些影視名流和愛國憤青祭出愛國主義這一絕對的「政治正確」，公開指責播放「韓劇」過多。比如，影視界名流張國立甚至說：中國正成為文化進口大國，看韓劇是賣國行為。現在，中共廣電管理部門終於出面，作出減少韓劇播出的決定：今年將嚴格審查韓劇，最多把播放量減至去年的一半。
壟斷性行政衙門介入韓劇之爭，標誌著中國廣電界開始了文化上的全面「抗韓」。
在全球化時代，如何應對某國文化產品走紅國際市場，大致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尊重平等競爭原則的開放心態，致力於提升本國文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種是基於貿易歧視和愛國主義的保守心態，既要對外來文化產品的風行橫加指責，又要動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法國知識界就為了保護本國電影，曾呼籲政府出面抵禦好萊塢電影，讓自我吹噓的大法蘭西氣派露出小家子氣尾巴。
顯然，前一種方法是正途，後一種方法是歧途。中國影視界及影視衙門太沒出息，放著正途不走，卻偏好歪門邪道。影視人不思如何創作出更具競爭力的影視作品，更不敢向影視衙門爭取更寬鬆的創作環境，而只知道求助於狹隘的愛國主義，毫無道理的貶損外來影視產品；影視衙門不思如何為影視界提供自由創作的制度環境，更不願意放棄影視審批的壟斷權力，而只知道動用壟斷權力來限制韓劇的引進。
如此抵制外來文化和保護本國文化的歪門邪道，表面效應確實能夠為韓劇熱降溫，但實質效應卻是中國影視的自戕，非但無助於國劇質量的提升，反而讓國劇在壟斷權力的庇護下不求進取。
比如，廣電總局為了抵制好萊塢大片對國產電影的衝擊，不僅在進口數量上作出嚴格限制，而且為了拿出國產片票房過億的政績，不惜動用行政權力支持張藝謀的大片《英雄》，人民大會堂的首映式，似乎是在炫耀張藝謀的「國導身份」；下令所有院線空出一個月的檔期，標誌著由影視衙門撐腰的張導在中國電影市場上的霸主地位；果然，《英雄》創造了超過兩億的票房，為廣電總局創造了「空前政績」，也為中國電影贏得了「票房尊嚴」。然而，就《英雄》的美學的文化的評價而言，首創國產片票房奇跡的大片得到的卻是惡評如潮。有人說，《英雄》不過是陳腐歷史觀的現代包裝，甚至就是獻給暴君的「賀年卡」；有人說，即便從製作技術的角度來評價，《英雄》連「唯美主義」都算不上，至多是像明信片一樣單薄的「唯漂亮主義」；有人說，《英雄》是對觀眾的不尊重，甚至就是在褻瀆觀眾的智力和審美能力。
要我看，中共電影衙門幫助《英雄》創作「票房奇跡」，為中國商業電影開創了極為惡劣的先例——既是對其他影視人的歧視，也無助於中國商業電影的質量之提升。君不見，《英雄》之後，張藝謀的《十面埋伏》和陳凱歌的《無極》，儘管也都創造了過億的高票房，但大多數評論家和觀眾都認為，兩部大片皆是高投入而低質量的劣質品。有影評人甚至說：為這樣的大片寫影評，即便是惡評，也是一種浪費。
更可悲的是，在官民共同「抗韓」的背後，隱含的是傳統的大中國傲慢。曾幾何時，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中國一直東亞的主宰者，朝鮮自然也不例外。在文化上，朝鮮曾屬於儒家文化圈；在政治上，中國曾是朝鮮的宗主國；以至於，中日兩國在近代的交惡，恰恰開始於爭奪對朝鮮的主導權。大中國敗於小日本，讓出對朝鮮的主導權和割讓台灣，既是大中國落伍的最醒目標誌，也是「大中華文化圈」解體的標誌。
現在，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大國崛起」的歡呼聲，中日的「東亞老大之爭」愈演愈烈，中韓之間也時有齟齬。韓劇的熱播凸現了國劇的清冷，這是剛剛重新找回帝國驕傲的國人所無法忍受的。
更令人憂慮的是，近年來，中、日、韓三個東亞大國，皆陷於病態民族主義的泥潭，在縱容極端民族主義上，獨裁大陸和民主的日本南韓並無多大區別，三者都把民族利益作為凌駕於自由和人權等普世價值之上的最高價值，陷入只問民族國家而不問是非善惡的新一輪道德蒙昧之中。如果三國繼續放縱已經有點走火入魔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無法處理好棘手的台灣問題和北韓問題，而且很可能引發東亞局勢的長期動盪。
2006年1月10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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