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希望之聲記者蔡紅 雅梅報導)近日中共高調紀念中共前党魁之一的周恩來去世30周年。除北京、南京等地隆重舉行各种紀念活動外，國內的主要報紙和网站均出現大量官樣紀念文章。而与之相差几天的1月17日則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一周年忌辰。中共當局對悼念趙紫陽和周恩來持明顯不同的態度，如此一個決策背后，也可說中共政權是煞費心思。
三十年前周恩來之死触發了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運動：當年民眾于清明節自發到天安門紀念周恩來，并有人寫詩諷刺四人幫。結果有人發動目不識丁的農民暴打參与悼周的群眾，而被指為悼周背后的“幕后黑手”鄧小平也被迫下台。后來四人幫倒台，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鄧小平也成為中國實質上的最高決策者。
著名政治評論家胡平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此分析說：現在中共當局高調紀念周恩來的原因是把周恩來當成一個帶有相當正面意義的中共領導人的形象。但實際上我們看的很清楚，當年紀念周恩來的那場活動，三十年前周恩來去世引起的那場盛大規模的民間自發的紀念活動，實際上人們主要是通過那种方式來表達對毛澤東的不滿，所以當時就有一個很著名的口號，就是“秦王時代一去不复返了”。可見那場運動所包含的實際內容，并不是簡單的紀念周恩來。另外我們也可以從事后的情況看到，紀念周恩來在1976年那場（運動）是那么盛大，可是等到那一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打倒，然后沒到兩三年，民間就再也見不到這种比較有規模的紀念周恩來的活動了。這一方面反映了人們的思想認識在此有了很重要的進展，同時也有力的證明了當年他們紀念周恩來主要是一种指桑罵槐，是用紀念周恩來的名義去表達他們對毛澤東的不滿，這是在當時為什么會造成那么強烈的好像億万民眾都怀念周恩來的現象，這點我覺得就是必須要說清楚的。事實上隨著八十年代到來以后，大多數人越來越對周恩來的情況有了更正确的認識，連鄧小平也都不說周恩來當年文化革命中說了很多違心的話，做了很多違心的事情。也就是說在八九之前在這段時間之內，連中共當局的領導人也不好再把周恩來的形象捧的那么高了。那么中共現在紀念周恩來，別看它調子唱的很高，但是它內容相當空泛，几乎沒有內容，給一大堆很空洞的形容詞，缺乏具體的內容。
胡平繼續說道：事實上我們都很清楚，周恩來當總理的那么多年，恰恰是中國各方面相當糟糕的。別的不說，光是一場大躍進，三年大飢荒，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那么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不可避免的就負有極大的責任。在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人一方面飽受各种政治運動之苦，另一方面物質生活上也相當的貧乏。這樣一种情況，那作為當時一直擔任總理的周恩來，你怎么能推脫掉你的責任呢？怎么能說還有這么好的一個總理呢？所以這本身就根本站不住腳。
另外從文化革命，從很多情況可以看出來，周恩來實際上他和毛澤東這种很特殊的關系，這點在高文謙先生那本《晚年周恩來》中有了很具體的描述。我在評論《晚年周恩來》這本書中也談到，這點恰恰表明了共產党這种制度的一個特點，在這种制度之下，哪怕你也是中共最高層的領導人，你也必須服從“偉大領袖”這种權威，不能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見。一旦提出不同的意見，那就象彭德怀這些人把你打倒，所以在這种情況之下呢，周恩來就扮演一個完全順從毛澤東的這么一個角色。對此，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中他的表現連共產党后來的領導人鄧小平他們也覺得很難替他辯護。那么現在人們談到這個問題，包括官方也之強調他是為了顧全大局，為了讓党不分裂等等。那么這种說法本身就很可笑，為什么你明明知道毛澤東做的是錯的，你作為那么高級的領導人，為什么你一批評一反對，這個党就分裂了呢？為什么你一批評一反對這個大局就沒有了呢？這本身造成這么一种最高領袖明擺著大家看的是錯的，結果誰也不敢去反對，誰也不能去批評，這种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罪過，那這种制度是誰造起來的呢？恰恰就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這么一批人建造起來的，哪怕是一些很同情周恩來的人所說的，周恩來晚年的境況是個悲劇，是個制度造成的悲劇。
胡平表示：問題在于那個制度本身就是周恩來們所建造起來的，所以他自己就是那個悲劇的制造者，就不能再把他當成僅僅是一個是悲劇的受害者，問題在這個地方。他和那些別的人，那些官職不高的人，更不用說普通老百姓，他們在共產制度之下，有時候也要說假話，有時候也要做一些違心的事情，但他們是被動的犧牲品，而周恩來呢，恰恰是這种罪惡的專制制度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所以這件事本身就不能再用這個制度的原因替他的行為做辯護，因為這個制度就是他造起來的。這一點一旦明确下來，那我們就對周恩來在整個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責任就會有更清楚的認識。
中共在各种紀念活動之外，還高調推出《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一書，介紹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為周恩來辯誣和正名”，以反擊高文謙的著作《晚年周恩來》認為周是文革“幫凶”的觀點。
胡平表示：第一，連它們自己也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而你周恩來是整個浩劫中一直是個前台人物，是毛澤東左右手這么一個重要地位，那怎么能說你是清白的呢？官方的辯護無非就是說他是不得已，他是忍辱負重，是為了顧全大局。就象我剛才講的，為什么你就不能去批評去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呢？如果說是那個整個制度造成的，在那种制度下你沒有任何力量去糾正，或者說在那個制度之下，如果你試圖去糾正就會引起更糟糕的后果，假如這么說的話，拿這种理由來為周恩來當時的這种做法辯護的話，那恰恰就證明了這個制度本身有多么可惡。可惡到這种程度，以致于你作為總理的人都不能提出任何的批評任何不同的意見，以致于那么多所謂無產階級老一代革命家就只有听任毛澤東這么胡搞一气，給整個民族包括也給他們自己帶來這么大的災難，那么這個制度是誰建造成的呢？不就是你們建造起來的嗎？所以這件事情他們就更沒有為自己辯護的理由。
胡平說：當年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談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的時候也提到，他不止批評斯大林在那場大清洗中所犯的殺人魔王暴君的那种角色，同時也批評了當時那些俄國共產党領導人，批評了這個党。他說的很對也很清楚，要搞這樣一個清洗，需要一個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一個党。在這樣的党里頭大部分掌權的党員，直到自己被打倒的前一刻還在毫不留情的把別人給關進去，遵照同樣的指示消滅自己的同類，把任何一個昨天的朋友或者是戰友交出去送懲辦。所以今天這些帶著受難者光環的老布爾什維克都充當過殺害別的布爾什維克的劊子手，至于他們還是殺害非党人士的劊子手那就不用說了。所以索爾仁尼琴說：也許正是需要一個1937年才能表明它們神气活現的標榜的世界觀原來是多么不值錢。
胡平繼續說道：就象中國你也可以這么說：也許正需要一個文化大革命，你才能看這個党有多丑惡，你才能看到這些所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多么的不公允，多么的窩囊，在這個暴君之下是多么的卑躬屈膝，所以它們平時所宣傳的各种各樣的高尚美德是多么的不堪一擊、多么的虛假。就象索爾維尼琴講的：從1937年斯大林大清洗，令人厭惡的主要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幫手，而是那些所謂包括那些被整的人、被斯大林清洗的那些人，因為他們在這种清洗面前所表現出的那种精神上的卑賤就令人作嘔。中國文化革命中也有同樣的問題，周恩來也有同樣的問題。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毛澤東在這場浩劫中做了那么多的錯事，你作為党內那么高地位的人，你不敢進行任何正面的批評，不能去糾正，還不得不去順從，還不得不一起舉起小紅書去歌功頌德。周恩來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是高級領導人中唯一一個沒有被打倒的人，當然他怎么保住自己地位的呢，就是不斷的出賣別人，凡是毛澤東想打倒誰，他就舉手表示贊同去打倒誰。哪怕對他身邊的人，對他干女儿，對他的親弟弟，一旦看到毛澤東要整了，或者根本不是毛澤東就是江青想整了，他也毫不猶豫的把別人送出去，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哪能看到什么高風亮節呢？這完全是個諷刺嘛。
胡平在談到1月17日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一周年的忌辰。周恩來的死忌日和趙紫陽只相差几天，中共決策者對悼念周恩來有這么明顯不同的態度時表示：這兩個不同正好說明了這兩個人在當前對于維護共產党專制他們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意義。它現在這么高調紀念周恩來還是為了維護它的一党專制。而現在對民間紀念趙紫陽這么恐懼，這么去加以打壓，那正好它知道趙紫陽，當然我們這里指的是晚年趙紫陽，他的所作所為是和共產党的專政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所以恰恰從中共當前對周恩來的忌日和趙紫陽的忌日是完全不同的態度，那么你可以看出這兩個人對于中共專制這种罪惡，他們具有怎么樣不同的意義。
去年11月份中共紀念了胡耀邦90周年的誕辰，有分析指出，周恩來的“沒有一句空話”正好可以跟胡耀邦的“敢于講真話、講實話，勇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相呼應，而中國官方表示周恩來“人格風為人稱頌”，也正好跟胡溫認為胡耀邦“樹立了共產党人始終以党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的榜樣”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中國容許网民討論周恩來去世三十周年，也有間接地推銷了胡溫路線的用心。
對此胡平表示：現在中共把周恩來和胡耀邦作為一种相提并論，其實是不倫不類。周恩來怎么不說一句空話，他滿嘴都是空話。你查查他的講話，朝重處說，那根本都是謊言，按照最好的解釋也是違心之論，說他是空話已經是很輕的指責了。跟胡耀邦相比，胡耀邦作為共產党的高級領導人，他也是經過文革這种沖擊，才痛定思痛，對這個體制的錯誤有所認識，因此在台上的時期試圖推行一种比較寬松的、更有改革色彩的政治路線。人們之所以肯定胡耀邦，其實主要是在于這一點。那么這一點在周恩來身上恰恰是看不到的。周恩來一直到死我們都沒有看到任何他有要改革制度的這么一种愿望。就是因為紀念胡耀邦，胡耀邦去世曾經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八九民運。在這一點上和當年周恩來去世引起一場大規模的四五運動有類似之處。因此你乍一看去，這兩個中共的領導人都是能夠得到民間民眾的自發的尊敬的人物，所以這也是中共為什么借這個題來發揮，把這兩個連起來。當年人們紀念周恩來，實際上主要是用這种方式表達他們對毛澤東的不滿、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因此隨著四人幫的打倒，毛澤東的去世，在以后那么多年民間再也沒有自發的紀念周恩來的活動了，盡管那個紀念周恩來的活動到后來變成完全正當了、完全合法了，但是民間再也沒有這种運動了，反而民間對周恩來批評的聲音是變得越來越多了。那么這個和八九民運，和人們當時紀念胡耀邦的情況就不一樣，人們紀念胡耀邦恰恰是對他當時堅持自由化，主張政治改革的這么一种路線，表示一定程度的認同。而且當時人們紀念胡耀邦其實也含有這么一個意義，那就是說以紀念胡耀邦作為一個聚集點，從而把人們聚集在一起，表達他們在中國實行自由民主這么一种愿望的一個机會。所以八九民運之所以從紀念胡耀邦很快就變成了一個明确的以自由民主為訴求目標的這么一場民主運動，道理就在這個地方。在過了十几年之后，八九民運的意義，它為什么以紀念胡耀邦作為事件的導火線、一個出發點，就應該看的更清楚了。
在談到胡溫目前的一系列舉措，是否与現在全球700万的退党大潮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時，胡平說：總的來說，中共領導人試圖把這些死去的所謂老一代的領導人想當然隨便加以運用，宣揚他們的种种功績，有些宣揚他們种种的崇高美德，這一方面是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統治，維護它們自己的地位，當然也是鑒于現今中國共產党在人民中間的威望那簡直是一落千丈，完全成了反派力量的一個代名詞。越來越多的人對共產党采取譴責、批判的這种態度。不要說在組織上，尤其是在思想上，對共產党說不的人是越來越多。當然在這种情況下，現在共產党領導人想抬出一些經過精心打扮的亡靈，試圖給共產党這种形象加以某种裝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同時可以肯定它這個完全是違背事實，是徒勞的。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寫到，在中共党內斗爭史上，“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總算善終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啊？對自己同類的不斷的出賣──從彭德怀、彭羅陸楊，到劉鄧、陶鑄、賀龍、楊余傅。毛要打倒誰，周就出賣誰（有的人還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賣自己的干女儿孫維世和親兄弟周恩壽，可以出賣自己的衛士長成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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