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這是個不幸的人：做右下肺切除手術，被醫生不慎切開了肺動脈；補肺動脈的時候，又被不慎將右全肺切除；切右全肺的時候，又被醫生割破了食道。
更為不幸的是，對這場簡單確鑿的醫療事故的最終鑒定，竟用了7年時間！
1998年8月22日，46歲的南京棲霞區農民張家福胸悶、咳嗽、發燒，村醫建議他住進南京 市胸科醫院治療，因為南京胸科醫院是三級甲等的專業醫院，治療肺部疾病是專長。胸科醫院檢查結果顯示：張家福支氣管擴張、右下肺不張。在醫院治療一個多月 以後，醫生建議他將右下肺切除。
手術讓張家福緊張，醫生安慰他：放心，這樣的小手術，在我們醫院也就是小菜一碟，跟割闌尾手術一樣簡單。有了醫生給的這顆定心丸，張家福與家人一商量，答應手術，施行手術的醫生就是張家福入院時為他治療的胸外科副主任醫師趙某。
同年10月16日，是張家福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的日子。當天，他被施行全身麻醉送上了手術臺，而從手術臺下來以後，他的生活從此被改變了。
有關這一天，他愛人丁治鳳記憶猶新。當時她跟張家福的哥哥在手術意見書上簽完字後，就焦急地守候在手術室外，張家福被送進去沒多久，另外一位白大褂匆匆趕來，在手術室門口，醫生特意停下腳步，問道：“你們誰是病人家屬？”
丁治鳳緊張地站起身來，“我是。”
醫生說：“你丈夫出事了，大出血，別急別急，我就是趕來搶救的。”
當時，張家福的肺動脈在手術中被割破，出血量達3800ml，肺動脈離心臟很近，不及時止血，幾分鐘內就有可能因失血過多而死亡。這位後來趕來的醫生搶救還算及時，他把張家福的心包打開，主動脈紮死，控制住了失血，同時輸入2600ml血液，後續的手術部分仍由趙醫生繼續主刀。命大的張家福總算活著被推出了手術室。
術後兩個月，張家福還在靠鼻飼輸入流質，他納悶：“別人肺部手術以後很快就可以吃東西進補，我怎麼只能從鼻子裏輸流質呢？”他幾次詢問趙醫生，問得多了，趙醫生脫口說出一句：“你食道通掉了，怎麼吃東西？”
張家福吃了一驚，接著又問：“那我的食道怎麼會通掉了呢？”
醫生回答：“你自己發燒燒通了。”
做賊偷病歷
發燒能把食道燒通掉？並不具備多少醫學知識的張家福左思右想，總覺得不太可能。可是自從手術以後，醫生就把他的病歷收了起來，不給他看。病房裏的人出謀劃策：要不到，就偷。如果你硬跟醫生要，他把病歷藏起來，你連偷都偷不著。
丁治鳳老實，“我這輩子在農村，連根稻草、棍子都沒得偷過，字也識不了幾個，知道哪個是他的病歷？實在是不敢。”
沒辦法，張家福只好自己動手。
“當時我肩膀上，插著根管子，身上掛了個桶，不停地朝胸腔裏面灌水清洗。然後，肚腸這裏，做個空腸造口，戳一根管子到腸子裏，靠這個來進食。”張家福掀起衣服，瘦骨嶙峋的左下腹部有一個錢幣大的深褐色傷口。“她不敢，我就只好一個手抓住這個桶， 另外一個手抓住這個管子，自己去偷。”
“護士值班室有兩間，裏面是休息室，外面是治療室，我趁晚上下班以後，護士在裏面房間休息 了，就偷偷到外面一間找我的病歷。我是第13病床的，病歷在一排抽屜的最下面一格，我跪下來，一個手伸出去夠——不能蹲，一蹲這個管子會戳疼腸子——心裏 面很怕，好在我的病房就在值班室的斜對面，一拿到病歷，馬上連滾帶爬，跌跌撞撞爬回自己房間。”
回到病房，張家福反身關上房門，讓病友拉上窗簾，自己躲在角落翻看。病歷上的手術記錄如同晴天霹靂。原來，在修補肺動脈的時候，醫生切除了他的右全肺，而且由於食道粘連，食道也在手術中被割破了。
“當時我捧著病歷，也不知道這些字是自己看到的，還是做夢夢到的。”
大夢方醒後，張家福囑咐兒子將病歷拿去複印，他要為自己討個公道。
醫生碰巧出國去
張家福向醫院出示了病歷，院方因此同意免收他以後的治療費用，醫院裏的醫生護士還不忘批評他，“張家福啊，我們醫院四五十年了，第一次遇到偷病歷的！”至此，張家福的手術費已經交掉了五萬元。
張家福在南京胸科醫院一住就是五年多，而他的劫難，才剛剛開頭。
手術10天以後，張家福發生了嚴重的胸膜瘺。為了促進食道的生長癒合，1998年12月，趙醫生在張家福的食道中植入了記憶金屬支架。
“這個金屬支架，中間是一層金屬的膜，兩頭是活動的，有彈力的。按照規定，記憶金屬支架在人體裏只能存放最多6個月，時間一到，必須取出來。”張家福在凹陷的喉嚨口比劃著。久病成醫，七年下來，他已經可以非常熟練地引述各種相關的醫療術語了。
胸科醫院張伯生醫生為張家福做了檢查，發現支架“內徑偏小，彈力不足”。用鋇餐檢查，白色的鋇餐試液順著食道外壁向外滲。張家福提出將支架取出更換，醫生答覆：誰給你安的，誰給你取，別人誰負得了這個責？
然而這個時候，趙醫生已經遠赴國外學習心臟手術去了。留下張家福和他嗓子裏那副叫人疼痛難忍的支架，成為醫院的“老大難”。止疼片劑量一加再加，最終失去效力，張家福只好依靠打杜冷丁來抵制痛楚。
“我在醫院住了這麼多年，醫生護士個個當我是過街老鼠，但我都從來沒跟哪個醫生護士紅過臉吵 過架。包括這個趙醫生，他傷害了我，我不恨他，因為他不是有心傷害我的。手術臺上會發生意外，但是，沒有哪個醫生會故意傷害病人。我只恨他一點：他怎麼可以出了問題不認賬？有我這樣一個重病人沒有治癒，他怎麼可以不負責任地自己出國去？”
雖然沒有證據，但張家福堅持認為，趙醫生是為了躲他才出國的。其他醫生護士隔三岔五地跟他說：“趙醫生在國外還關心你，打電話回來問你的情況呢。”他就在心裏嘀咕，“是問我死沒死吧？”
張家福命大，他偏要活著。
坐著睡覺躺著尋死
1999年底，趙醫生“學成歸來”。
這時候，張家福的支架，已經在他喉嚨裏住了快滿一年了。他再次要求，取出支架。
“兩個醫生一起用力，用鐵鉤子，從我的嘴裏伸進去鉤住支架往外拽。我人本來是平躺在病床上的，最後把我整個人都拽坐起來了，支架還沒拉出來。”回憶這段往事，張家福乾瘦的臉完全皺縮起來，“把我疼死了”。
這一年裏，食道上新長出來的肉芽全部扣到支架的網狀金屬膜中，把支架完全包死，無法取出。張家福不得不接受又一次手術——將食道完全切除，把整個胃提升到胸腔。
“現在我的胃就在胸口這裏。連覺都不能睡，靠左邊睡，我的胃會壓著心臟。靠右邊睡，我的胃會壓著肺。平躺著睡，整個人就像一個瓶子不蓋蓋子。倒下來，吃的東西會往外面漫。我只能靠在椅背上，坐著睡覺。實在累了，就到床上墊個枕頭半躺著。”第二次 手術後的張家福基本成了一個廢人，他從105斤掉到了74斤，全身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
他一邊適應這種痛苦，一邊和醫院進行協商，指望能有一個說法，甚至幾次找到醫院的院長，“賠我五萬塊，我馬上回家。”醫院斷然拒絕了他。
1999年3月，張家福將南京胸科醫院告上了法庭。同年6月1日，鼓樓區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通知南京市胸科醫院提供本案病例相關資料，胸科醫院一直沒有提供，事情拖到2000年底，仍然留在醫院接受治療的張家福無奈撤訴。
他幾次想到了死，在他躺的病床的床杆上有一根繩子，以往他在床上氣悶了，想坐起來就拉一把繩子，將自己拽起來。
他趁妻子打盹的時候，把繩子套到脖子上，三次都被妻子發現了。她哭著求他，“孩子還沒成家，你不能死。”
“後來她就不敢睡覺了，硬看著我。”實在累了，丁治鳳就枕住他的手臂眯一會兒，不讓他能騰出手來尋死。日積月累的疲憊，這個質樸的農村婦人也病倒了，子宮大出血，最後子宮全部切除。看著為自己而累垮了的妻子，張家福放棄了輕生的念頭，他要為殘疾的自己，討一個公道的說法，為貧困的家人，討一個穩定的未來。
2003年10月18日，醫院突然中斷了對他的治療，理由是張家福已拖欠醫藥費用10多萬元。張家福沒有因此而離開醫院，“處理結果不出來，你哪怕沒有床位，讓我睡過道，睡太平間，我都要住在醫院裏。”
法醫懂法又懂醫
“市信訪辦、區衛生所、市衛生局……這些地方，我分別跑了不止六次，沒有一點回音，沒有人找我談過一句話！找到胡志強做我的代理，是福氣，這個胡律師，是老天爺派來幫助我的。”
2003年，求告無門的張家福再一次外出上訪。途經廣州路的時候，無意中看見一處法醫門診。他心中一動，能不能請法醫給他做個傷殘鑒定呢？
做鑒定的時候，他跟法醫述說了自己的遭遇，隔壁診室的法醫胡志強在一旁聽見了，忍不住問他，“你這是看病還是講故事呢？故事很有趣。”張家福來了力氣：“什麼故事，都是真事。”
胡志強聽完事情的詳細經過，問他，“想過找律師打官司麼？我願做你的訴訟代理人。”這位南京醫科大學法醫司法鑒定所的副主任法醫師，業餘尚在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兼職受理醫療案件。張家福自然情願，他暗自琢磨：“法醫法醫，不就是懂法又懂醫嗎？”
要申訴醫療賠償，關鍵是要拿到醫療事故鑒定。在胡志強的幫助下，2004年，南京市醫學會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對張家福醫療糾紛出具了鑒定，鑒定雖然承認醫生對病情的嚴重性、複雜性估計不足，但最終結論卻是“不屬於醫療事故”。
張家福不服，繼續申請更高級別的醫療鑒定。江蘇省醫學會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也出具了一份鑒定書，鑒定書中指出，“肺切除發生食管損傷是一種少見的併發症”、“手術誤傷食管”。但最終結論依然是“不屬於醫療事故”。
上告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
還有一線生機
還有一線希望，就是中華醫學總會，全國最高級別的醫學會。“中華醫學總會很少受理醫療鑒定，即使受理，費用也很高，要8500塊，這對我簡直是天文數字。”
張家福召集全家開家庭會，跟兒子說：“去北京做鑒定，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但我抱了百分之百的希望，如果這一步，我不走到底，會是終生遺憾。等我死了，也要跟著我，到火葬場裏去燒。”
胡志強為他申請到了中華醫學會的受理，兩個兒子借了一萬兩千元的高利貸，張家福和他的代理人買了最便宜的硬座火車票，進京去了。
張家福盛讚胡志強，“跟我坐火車硬座擠公交車，吃最簡單的麵條，連夜趕路，一點怨言都沒有，我覺得他素質真好。”胡志強為張家福查找了大量的醫療文獻，甚至敏銳地判斷出手術方案中有一句話是醫生在手術失敗後另外添寫上去的。
“手術議定書上要有家屬簽字的，醫生在後面寫了一句‘可能行右全肺切除’，而前面幾頁裏卻根本沒有提到，胡律師就此判斷，這句是手術失敗以後加上去的。中華醫學會的專家質問趙醫生的時候，他也無話可說。”
中華醫學會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結論：“本事故爭議屬於二級丁等醫療事故，醫方應承擔主要責任。”
他被叫去等候醫療鑒定結果，結果出來了，要先簽字才能看。他央求工作人員：“先讓我看看行嗎？我等了七年了，一分鐘都不能再等了，看不到結果，我簽不下去。”
故事並未結束
張家福與胸科醫院糾紛一案，經南京市鼓樓區法院審理並協調，南京市胸科醫院一次性賠償張家福人民幣六十三萬元，經扣除張家福數年來的住院治療費用後，實際支付四十六萬元。
對此結果，南京市胸科醫院拒絕接受採訪。醫務處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工作人員代表院方表示，無法對事件經過給予說明。“都是七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們不瞭解當時的情況。”
坐在自家的小沙發上，張家福手裏拿著三張截然不同的醫療鑒定對比，“腦子像過電影一樣，一幕幕閃過”他不明白，同一個手術，怎麼到了不同的醫療鑒定者那裏，結果就天差地別。“一會是措施得當，一會成了少見的併發症，一會又成了處置不當？第一次鑒定就給公正的結論，還用得著費那麼多事嗎？”
他更加不知道的是另外一個事實：從2002年到2004年8月31日，中華醫學會共鑒定37起醫療爭議，並否定了其中30起省級醫學會做出的醫療鑒定（包括事故等級與責任程度），否定率占鑒定總數的82%。
醫院，你的名字就是苦難？
此時的張家福，正半坐在家中的床上，等著度過餘生。他的胸腔裏仍有大量積液，走動的時候，能聽到晃蕩晃蕩的響聲。他剛剛吃過午飯：三片冬瓜，幾根海帶，一隻小小的肉丸子——不能再多了，多吃就會漫出來，水也不能喝，一喝水會滲到胸腔裏，渴急了才抿一點點水。
門外，是他家的幾畝瘦田，因為無人耕種，快要荒蕪。妻子丁治鳳收拾罷午飯，坐在小板凳上看兒媳逗弄孫女，黑紅的臉上露出笑意。她的身體也被拖壞了，一下田勞動就會胃出血，檢查下來是胃潰瘍，醫生叫她動手術切除，她不願意。她說：提起醫院就害怕。
“不能既是運動員
又是裁判員”
——代理律師胡志強談醫療事故鑒定
“2002年《醫療事故鑒定處理條例》出臺以後，成立了醫療事故鑒定的專家庫，隨機抽取。一般地方性的專家庫有1000-2000人，這樣雖然能保證公平，但是實際操作起來有不少弊病。這些專家平時就是地方上的醫生，互相之間都熟悉，這就造成了‘運動員’同時又是‘裁判員’，缺乏一個客觀的第三方。而且鑒定是採取過半數、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方法，這套方法作為行政管理是可行的，但是用來處理科學 問題卻絕對不科學，因為真理並非總掌握在多數人手裏。另外，我們法醫出具法醫鑒定是要簽署法醫姓名、隨時準備出庭作證的。而醫學會的醫療鑒定只蓋公章，不署參加鑒定的個人姓名，在法律上，鑒定人既非自然人、又非法人，就不合證據法。這也造成了鑒定專家下結論輕易、難以對證等弊端。”
這位同時身為中國衛生法學會理事的法醫，在2001年中國衛生法學會的會議上就起草並提交過一份《醫療糾紛處理法》，提議設立衛生仲裁庭，由法醫學學專家和社會鑒定機構進行醫療鑒定。這一提案跟歷史上的許多提案一樣，紛紛叫好，但遙遙無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