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訊】
草庵：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前几天，中國一些經濟學者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研討會，主要是討論了中國未來几年的經濟走向問題。其中一位主要的學者林毅夫做了一個悲觀的總結。伍凡兄，林毅夫是位您認識的朋友。
伍凡：是。我們曾在ＵＣＬＡ与林毅夫有過一場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辯論。林毅夫原來是國民党軍官，也是蔣經國重點培養的台灣十大杰出青年。后來他叛逃到了中國大陸，然后又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是位經濟學家，目前在大陸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草庵：受人民幣升值及宏觀調控的雙重影響，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國將出現生產過剩引起的「停滯性通膨」。同時，多位經濟學家也一致認為，若當前經濟仍得不到改善，明、后年的經濟增長將不容樂觀，恐出現低經濟增長的局面。中國自1998年以來，大部分制造業過度生產，2003 年及2004年某些行業過度投資，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將出現生產過剩引起的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問題。
伍凡：林毅夫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通貨緊縮的跡象，如果其背后的運行机制沒有改變的話，今年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很可能會出現緊縮的情形。中國央行也發現經濟趨冷現象，在六月分采取适當的貨幣寬松政策，六月分人民幣貸款達到4,653億元人民幣，為五月分的4.3倍。
草庵：中國大陸商品市場供過于求持續惡化，大陸39個工業行業今年前五個月的產品庫存量平均增加一成九，尤其鋼材、水泥等過量供應，連帶影響下游消費品的供需關系，國際分析師指出，產能過剩將使大陸下半年通貨緊縮，經濟成長趨緩，中共商務官員則預計，產能過剩高峰期將于2007年出現，更可能触發三兆元人民幣的坏帳危机。
伍凡：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花旗集團的經濟學家對中國大陸經濟減速表示擔懮后，雷曼兄弟在最新的研究報告中也表示，該報告還強調，中國大陸強勁的增長掩飾了供過于求的經濟問題，多年來的過度投資導致多個上游產業產能過剩，尤其是工業材料及用來生產資本密集產品的机械設備。當這些產品最大的需求市場：房地產市場冷卻時，問題即開始浮現。
草庵：另外在會議中還有位大陸的重要學者兼官員王建先生參加。他是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同時也擔任國安部所屬的經濟安全委員會的主任。為中共重要經濟決策顧問之一.曾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揮影響力.
伍凡：在王建看來，本輪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重工業的投資帶動。重工業的建設平均周期是5年，從時間序列來講，這輪投資起于2003年，到2005年，土建建設階段已基本過去，下一階段將主要進入設備的安裝調試和試生產，而2007年將是本輪投資高峰的收尾期，將會出現大量的生產能力投放的狀況。但是由于目前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被投資需求拉動的，而其背景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居民主體消費需求的下降，這樣就會在投資高峰過去后形成產出高峰，形成需求屏障，導致社會總供給与總需求之間循環關系的斷裂，其現實的表現就是出現生產過剩危机。以往在宏觀調控中我們主要面對的是供給不足問題，未來几年我們則可能要首次面對生產過剩問題，我們還缺乏解決這方面問題的經驗，這是對中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新挑戰
草庵：确實如此。中國大陸這几年經濟高速發展确實是掩蓋了很多問題。大陸經濟改革一直是以投資拉動為主，并不是以技術拉動經濟。政治體制上的問題有嚴重影響經濟發展。但中共一直掩蓋這些問題，并堅持宣稱中國經濟非常穩定健康。這次國內重要學者和官員的講話是個非常不同尋常的表態。我想，這說明了中國國內的經濟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上了。
伍凡：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看法一直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看好，但也有很多人是他要崩潰，大家都奇怪的是，從中國經濟數据上看，中國經濟非常糟糕，但中國一直沒有崩潰。很多學者都搞不清楚這里面的問題所在。
草庵：我對這個問題這樣看，我們不妨將中國的經濟改革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9，能力釋放型改革。第二階段：1990──1997，減壓卸責型改革。第三階段：1997──2005，資本輸血型改革
伍凡：如果我們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發現，當年中共進行經濟改革的最初階段，經濟改革是為了政治改革所配套的。是為了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就是批判毛澤東的清貧共產主義。為了這個目的，新的中共領導人就需要走一條与毛主義有區別的路線，讓百姓擁護的最好辦法就是改善生活。毫無疑問，中共的經濟改革的第一步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种政治目的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當年中共的新領導人几乎都是中共文革的受害者，對毛主義的殘酷几乎都是深惡痛絕，而對中國百姓的疾苦也比較了解。這樣的思想目的就奠定了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是釋放民間的生產力，從本質上講，它仍舊保持著維護党內利益和一党獨裁的最終目的。農村土地承包，工厂承包，建筑承包，商店承包都成為了當時改革的靈丹妙藥。這個靈丹妙藥從基層的農村和企業改革中得到了驗證，這就是可以在短時間內極大地調動各個階層的勞動積極性，中國大地四十年來第一次恢复了人的本性。這就是自私性和享受性。基層經濟改革以承包制度為代表，他的效用在短期內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中國社會出現了超常規的經濟發展，GDP產值以兩位數增長。而這個現象也讓中共在財政管理上加以發揮，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財政承包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流。浪費得以短暫的抑制，但這個財政承包的方式也遺留下了今日中國“財政聯邦”的后遺症。而財政承包的另一個問題是貪污，腐敗的公開化，利益的部門化。
草庵：是，第一階段屬于釋放型，他不需要資本的投入，基本上是政策的釋放。但第二極端就不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則是中共反思与對党內獨裁警惕的終結。民間与党內的健康力量的失敗造成了中共單一發展。這個發展是因為党內外信仰和道德的喪失所造成的。緊接著東歐國家全面資本主義化，政治与經濟上的雙重壓力導致了中共的必須采取重大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獨裁并很順利地找到一個“合理”的執政理由。這個理由就是“高速發展的經濟”。當時，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受到了極大的挫折，國內經濟也相當地沉悶。中共為了緩和國民的抵制情緒，改善自身形象，大幅度提高公共投資，以營造一個經濟發展的形象，中共企圖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方面用公共投資來拉動內需增長，保持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大力引進外資，用廉价資源，土地及廉价勞動力來促進外貿。在這個時期，我們從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据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以下几個特點：GDP大幅增加，公共投資增加，稅收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赤字增加。而另一方面，我門同樣可以看到的是：公共福利開支大幅度減少。
伍凡：到了第二階段經濟改革，他所面對的是大量的，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中共建政40年來的社會保障机制雖然存在，但几乎是現收現支，沒有任何的盈余，甚至是虧損嚴重。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大量的退休人員及老年醫療問題蜂擁而來。而從另一個角度上看，私人經濟的興起對中共的國有企業沖擊非常巨大，大量的壟斷利潤被私人截留，甚至被貪污。中央財政出現了巨大的赤字。而中共為了維護合理的政治統治而提出的 “大力發展經濟”又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資來帶動全國經濟的發展。這樣的形式，逼迫著中共不得不用以下兩种手段來維持：發行國債，消減公共福利開支。自 1990年開始到2004年，中國的國債發行增長都是以二位數持續的。這樣的經濟決策，讓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全球少有的景觀。一方面是公共投資加大，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全球的起重机聚集中國，全國一片繁榮景象。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百姓因為教育和退休金，醫療費而生活困難，甚至是走投無路。大量的貧富分化現象產生了。
草庵：中共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的特征很明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政府極度擴張，政府人員增長迅速，財政開支加大。而為了維持這個財政平衡，就必須要減少政府財政支出。于是，中共提出了教育市場化，醫療市場化，住宅市場化，在退休金方面將責任下放省市基層的經濟政策。而在政府開支方面，更多的財政收入采取了任由地方政府自己籌集的“經濟聯邦”制度。在這個政策的主導下，中共的教育經費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原來預算教育經費要達到GDP的4%，但中共沒有實現自己的承諾，教育經費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增長，反而呈停滯或下滑之勢，使中國的教育成為世界排名倒數的二十名之內。由1990年的3.04%到1996年的 2.5%，即便是2004年，也只達到了3.14%。相反，教育部門的市場化反而用非法手段吸收中國百姓8000億人民幣的資金。這筆資金很顯然是百姓的額外支出，而中國的教育成本在短短的几年內就上升了近20倍，成為了世界上教育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百姓受教育的成本遠高于日本，美國等西方國家，更使得中國的高等教育成為一种奢侈。官方統計數字顯示，農村小學生的人均公用經費一年是28元。農村學生人均公用教育經費每年低于20元的縣大約有30%，公用經費一分錢沒有的縣大約有10%左右。而另一方面，政府公布的全國平均教育成本則為：小學 865元，中學1383元，大學 12160元，總均4922元。政府給于的教育成本費只是實際教育成本的5%。
伍凡：在醫療保障制度上，中共由于采取市場化原則，使得中共建政几十年建立起來的初步的大陸醫療體系一夜崩潰。看不起病成為全國普遍的現象。根据大陸官方的統計，截止到了2004年，無法承擔醫療費用的百姓占据了全部病患人數的78%，更有37%的輕微病患不敢前往醫院看病，惡性疾病患者因無錢而無法得到完整救治，在家中病亡的更高達63%。世界衛生組織 2000年對全球191個成員國的衛生總體績效進行了排序，中國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亞（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蘇丹（134）、海地（138）還要低，而這些國家的人均GDP都沒有中國高。在衛生體系公平性方面，中國被排列在第 188位，即倒數第四位，僅比巴西、緬甸、塞拉里昂稍強。而一向被我們看作“貧富懸殊極大”的印度卻排名第43位，遠遠超過我國；其他發展中人口大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國前面。醫療保障系統的市場化，使得中共節省了3万億人民幣。當然，這种節省的結果是，百姓需要自己支付這額外的開支。根据中共官方資料，中共的稅收中，衛生，教育，醫療及社會保障系統的開支是7.4%.。而同期的英國，加拿大等國的比例高達50%以上。即使是美國，這几項開支的比例也高達42%。由此可見，僅中共以市場化為名，實際上甩包袱，推卸責任的政策，就為中共減輕了近万億人民幣/年的財政負擔。事實上，世界各國普遍將醫療保障制度作為全民公益事業，即使是俄國在經歷了劇烈的制度變化之時，仍未放棄全民醫療保障制度，更不論英美等國完善的全民醫療保障机制。
草庵：中共的經濟改革在這個階段實施的主要手段是甩包袱，將自己的承諾和責任推卸給百姓自己。教育和醫療問題不過是其中的許多問題中的兩點。他們將百姓手中的財富利用政府的政策掠奪走，維持自己的政權。僅僅從這兩項上看，中共就掠奪了四万億人民幣。這几互相當与當時一年ＧＤＰ的一半。不過今天時間要到了，我們先結束這個談話，下期節目我們繼續談中共維持經濟的錢是從哪里來。謝謝大家的收看，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