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1日訊】 編者按：20歲的打工者阿星來自一個偏僻的小山村，7月8日晚，他激憤之下殺了工廠主管。
本是一起簡單的兇殺案件，他的血腥已給被害人家屬帶去無盡的悲痛。但是，這又不是一起簡單的兇殺案件，它折射出複雜的原因。
阿星只是一個單一的犯罪人，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但阿星的背後，許許多多的新生代民工，有著相似的困惑與掙扎。
消弭這些矛盾與困惑，正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我完了，我殺了一個人”
傅記者，我完了，我殺了一個人，潮陽工廠裏的主管……”7月9 日傍晚6時30分的電話裏，阿星顫抖的聲音把本報記者傅劍鋒一下子嚇住了。電話號碼顯示，阿星正在深圳。
阿星怎麽會去殺人？在記者的印象中，這似乎是個懂得是非的廣西籍打工者，他此前一直在廣東東莞、潮陽等地打工。“你再說一遍，我是不是聽錯了？”
“傅記者，我真的殺人了。你現在能過來嗎？我想要你陪我去自首。”
阿星的話像錐子一樣扎在記者心裏，記者馬上說：“我在北京出差，我現在就去機場，三四個小時後飛到深圳，陪你去自首。”
那就不用了。我要麽晚上，或者明天，再去幹一單，然後逃到越南去算了……身上只有幾塊錢了，飯也沒吃，衣服上還有血腥味，我已經不成人樣了，我不想撐下去……”阿星已經情緒失控了。
“阿星，你千萬別幹傻事啊！”記者只能勸說他慢慢平靜下來，“《南方都市報》在深圳有記者站，他們記者馬上可以過去，《南方周末》也可以馬上從廣州總部派記者來陪你自首，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也可以，不管是判死刑還是無期，我都認了。我只想把事情報導出去，這樣自首才有點價值。我還想要他們看到報導後，不要再幹那事了，收手吧……我已經完了。”阿星說的“他們”就是砍手黨成員，目前已被深圳警方抓了100 人左右。
情況極爲緊急。記者立即致電本報廣州編輯部、《南方都市報》深圳記者站。本報記者成功以及《南方都市報》4 位元記者隨後趕往阿星所在的深圳市郊公明鎮。
“我現在只相信傅記者了”
7 月9 日晚上9 時許，在公明廣場的一間公用電話亭旁，記者找到了阿星。
面前的阿星個子很高，瘦瘦的，頭髮有點長。棱角分明的臉笑笑的，像個孩子。一件黑色的花襯衫，瘦褲子，一雙不太合腳充滿污垢的皮鞋。他乖乖的樣子，配合的表情，無論如何，也和記者心裏兇狠的殺人犯聯繫不起來。
見到你們，我很踏實。”阿星和最先趕到的《南方都市報》記者一一握手。兩天沒進食的他，很想找個地方坐下來吃點東西。
記者帶阿星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廳。儘管阿星很餓，但面對食譜，卻不知道點什麽好，“我沒進過咖啡廳，也不知道這裏有什麽好吃的。只想吃點米粉。我們老家的米粉可好吃。”記者點了一桌子菜，大家也都很餓了，但似乎誰也吃不下去。
接下來兩個小時，他很冷靜地講了殺人的經過。其間，總是情不自禁地撩著有些長的頭髮，不時露出笑容，如同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阿星說，他殺的是他打工的工廠–潮陽市峽山鎮南裏村一家織袋廠的主管鄭炳榮。
因爲喝老鄉小孩的滿月酒，他酒醉後曠了一天工，被主管開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資不發給打工四個月掙了2000多元，可是工廠只發給他600 元。7 月8 日晚上9 時許，他在宿舍收拾衣服準備離開，主管來了，罵了很難聽的話。一氣之下，他接連操起宿舍裏的4 把刀，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殺人後，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 元現金。
之後，阿星約了從北京趕到潮陽採訪“砍手黨黑幕”的《中國青年報》記者，與之說說笑笑了一個多小時。據《中國青年報》的記者何磊事後回憶，聊天時阿星總是張望著外面，“當時懷疑他肯定有事，但他卻不透露，只說過兩天就會知道。”
隨即，阿星連夜離開潮陽，於7 月9 日上午10時趕到深圳寶安區公明鎮。“我的父母都在公明打工，但我不想讓他們知道，選擇了打電話給傅劍鋒，我現在只相信傅記者了。”阿星說，在比較熟悉的記者的陪同下去自首，心裏會踏實些。
阿星被警方要求到《南方都市報》深圳記者站附近的派出所自首。記者們先滿足了阿星洗頭的要求。他在洗手間洗完頭後，躺在記者站辦公室的沙發上，開始放鬆下來。
夜越來越深，南方都市報女記者姜英爽準備回家，剛才還很鎮定的阿星忽然惶恐地抓住她的手：“姐姐，你就不能陪我嗎？”姜英爽哭了，潛意識裏，她很難相信這個孩子會殺人。
午夜1 時35分，警察趕來了。臨行前，阿星要求和遠在北京的本報記者、他“惟一的城裏朋友”傅劍鋒電話告別。但那時記者因過度疲倦睡著了，沒能聽到阿星接連打來的電話。本報記者當天下午從北京飛回深圳後，阿星已經被送到看守所，無法見到了。
認識阿星是在今年1 月份，其時記者在南方都市報做《深圳“砍手黨”來自小山村》的採訪。
去年年末，深圳寶安區連續發生了以砍手砍腳爲犯罪特徵的搶劫事件。當時引起公衆震驚的是2004年12月17日夜的搶劫事件，廣西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人許國亮等17人，在搶手機時砍掉了受害人的右手。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04年就有40餘名溫江村青年被深圳、東莞、佛山、汕頭、雲浮等地警方抓捕。所有這些人都是小學未畢業，就輟學打工。但因學歷極低，很難找工作，即使找到工資也極低。已在深圳活動數年的砍手黨便把這些年輕人拉入犯罪組織，幾年下來，搶劫漸漸成了該村年輕人來廣東“淘金”的主業。
正是在這個小山村調查期間，記者遇到了阿星。阿星高個子、長髮、牛仔褲，帥氣的臉，更像一個城裏男孩。但那時的阿星臉色蠟黃，帶著一種20歲的年輕人不該有的滄桑和疲憊。他和在深圳搶劫“犯事”的一些同村人是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沒有像他們那樣去“混黑社會”，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從15歲到19歲，阿星一直在東莞一家工廠的重覆勞作中度過，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除了中國新年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兩天。但即便這樣，一個月的工資也只有300 多元。”對此，他有點難爲情，“每年過中國新年，我都沒錢給爺爺奶奶送禮物，覺得活得很窩囊。”
每說一句話，阿星幾乎都要咳嗽一次。“廠裏的工作太累，永遠覺得睡不夠。所以身體被搞壞了，”他解釋，“這次能這麽早回村，就是因爲身體扛不住了才被准假。”
阿星所在的那個廠，有十五六個溫江村人，平時除了每天12小時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覺，“連打牌的時間都沒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鄉在一起吃飯時喝點啤酒”。他最大的夢想是能找到一份每天只幹8 小時的工作，“工資能有500 元就滿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難找了”。
正因爲這樣，他認爲自己很能理解同村人爲什麽從工廠裏出來，“因爲這工廠裏有點不像是人過的日子。他們原來都是好人，走上這條路是不得已。如果他們能找到份稍稍好點的工作，怎麽願意去走這種不歸路呢？”
阿星記得，那一批在“幹那種事”的溫江村人，去年曾數次來東莞找他，想找個住的地方，他們的生活過得像流浪漢一樣。“廠裏管得太嚴了，我根本沒有辦法給他們安排住”，但出於老鄉義氣，阿星拿出身上僅有的七八元錢，買了四碗米粉給他們吃，他們都吃得狼吞虎嚥。“我對他們很好，他們對我也很好的，從來沒有要求我一起和他們幹，因爲他們也知道，我有這麽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說，“這真是條不歸路。”
在溫江村100 多個搶劫者中，阿星只看到一個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爲那樣來錢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幹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槍斃爲止。”
掙脫老鄉網
有關報導出來後，阿星認爲反映得客觀，並因此對記者産生了很深的信任，偶然會打電話來聊聊他的近況。
阿星自認爲是村裏少數幾個正經打工的年輕人，不想去傷害別人，不想走不歸路。
但他仍然無法擺脫與砍手黨的交往。事後記者得知，他早在15歲時，就爲砍手黨做飯燒菜。去年有一段時間他找不到工作，團夥裏的老大還收留了他，他也看過他們搶劫砍殺的場面。
所以，他又非常擔心自已身不由己，捲入其中。“老鄉是一張網，你擺脫不了的”。阿星在找工作、困難時接濟生活等方面，除了老鄉，他沒有其他人可以依靠。
所以除非離開廣東，才能徹底擺老鄉關係。”阿星當時向記者強烈地表達這一願望，“我如果能找到一份每天只要工作8 小時、一周能休息一天的工作，工資500 元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記者答應幫他找省外的工作。剛好砍手黨報導刊出後不久，看到報道的山西省運城市中級法院法官衛彥虎，表示願意幫助阿星。但是，阿星一直捨不得買手機。3 月份時，衛彥虎法官和阿星通過網路視頻聊找工作的事。講到去山西工作的細節問題時，阿星說：“我從小都沒坐過火車，有點怕。”衛彥虎回答：“我會來接你。”
阿星看到了希望，他打電話來與本報記者聊了幾次：“等以後安定下來，我還想開家商店。我爸爸存著錢不肯給我做生意，說要以後給我討老婆用。可我實在不想一輩子打工，想有些新的出路。”因爲打工觀念的不同，父子倆一直關係不好。
阿賢和阿星同村同齡，也是正經打工，並且做到了師傅級，有時一個月能掙到兩三千元。阿賢下班就回家看電視睡覺，“爲了不和那些不正經幹活的老鄉來往，我一般都不出去，當然生活就乏味多了，這一點阿星可能是受不了的。”
儘管和那些不良老鄉來往較少，但這些老鄉一般都講義氣，肯幫忙，阿賢對他們的感覺很矛盾，“他們對城裏人很凶，甚至危害社會，但對我們卻很好，所以覺得他們又好又壞。”
阿星今年從東莞到潮陽打工，他說就是爲了擺脫“砍手黨”等不良老鄉的陰影。結果到了汕頭，他就跟別人說，老鄉也好不到哪裏去。他後來用於殺人的刀，就是工廠宿舍裏的一位老鄉準備搶劫用的。
到了6 月份，阿星驚恐地給記者傅劍鋒來電：“我表弟也因爲搶劫被抓了。家裏說，前些天村裏來了不少廣東警察，又抓了三四十個在廣東搶劫的。半年以來，已經抓走了100 來人，還有100 多人在外面流浪和搶劫。唉，他們的前途在哪裏啊？”記者惟能安慰他安心工作。
本不該有的絕望
但後來，衛彥虎法官因爲工作變動，與阿星聯繫少了。阿星很焦急，給衛彥虎的QQ發送資訊：“衛叔叔，你不要我了嗎？”殺人事件後，衛法官想起阿星的這句話就很傷心：“那段時間比較忙，就沒有很在意，沒想到阿星會把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這上面。”
被砍手黨捲進去的人和被捕的人也越來多。在五六月份，阿星的情緒開始焦躁起來。7 月初，阿星連續數次致電正在北京出差的記者，更爲迫切地想找一份省外的工作。
7 月6 日，他告訴本報記者，潮陽的工作已經丟了，如果走投無路，他說他將不得不加入砍手黨。記者很著急，恰逢《中國青年報》記者何磊，認爲如能關注這些新生代打工者的困惑，有利於社會幫助阿星這樣的邊緣群體。7 月7 日，何磊到廣東潮陽見阿星與其弟阿海。
何磊和阿星、阿海約在潮陽峽山鎮一家小賓館見面。阿星很爲難，他讓何磊到酒店門口來接他們兄弟倆，阿星害怕這種“高檔”的地方，“受不了保安和服務員那種怪怪的眼神”。儘管那天阿星穿著一件顔色鮮豔的花襯衫，一條款式新穎的褲子，絲毫看不出是一個“民工”，但阿星還是渾身不自在。
面對從北京特意來找他的記者何磊，阿星幾乎是冷冷的。5 年的打工經歷似乎告訴他，沒有哪個城裏人願意幫他。這次自首時，阿星曾告訴《南方都市報》記者，“我覺得城裏人就是那個高樓，高到天上去了，我們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來了，都看不到人家。”
陪阿星一同前來的弟弟阿海，雖然只有18歲，但看起來面相比阿星還老。阿海和阿星一樣，都是做織袋，“每天早上7 點半上工，一直做到晚上12點，睡覺時間太少，工作得簡直要瘋了。”阿海現在一個月有1000多元的工資，“但你寧願只要六七百元，給我一周一天的休息日，並且老闆得把我們當人看。”阿海差不多一年都沒有過休息日，中國新年回家的機會，還要在工人中抽籤決定。“別看我比哥老相，其實只要給我調養十來天，你立馬可以看到我長肉，變得很精神。”阿海說。
兄弟倆還說，他們很愛家，尤其是爺爺奶奶。如果有20萬元，兄弟倆任何一個都願意去死，讓另一個活下來，贍養父輩。
那天晚上談完話後，阿海還用短信向何磊問個不停：“何記者，你說我和城裏的少男少女有什麽區別嗎？”
7 月8 日晚上十一二點，正在北京的本報記者忽然接到阿星的電話，說有急事找何磊。阿星當時問何磊，“有件很要緊的事你能不能幫忙？”何磊忽然有一種不祥之感，脫口而出：“什麽事都可以幫忙，除了刑事案之外。”阿星停了一會兒，說：“那好，沒事了。”何磊再追問，阿星只說“兩天後你會知道”。
原來，就在見何磊的幾小時前，阿星把“拖欠工錢還辱駡他”的主管鄭炳榮殺了。
在潮陽打過3 年工的阿賢，也遭遇過工錢被欠的事。“今年有一次我去拿5000元工錢，老闆不但不給，還威脅說要打我。我這人性格比較弱，否則像阿星這樣的事早晚要落到我頭上。”
──轉自《維權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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