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9日訊】(以下是根據明居正教授演講《歷史將如何定位中共》錄音整理的文字。 )
那麼這個事件發展到最近，所謂最近，就是最近的兩百年來，人類的政治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為甚麼呢？工業革命。在1760年到1780年，在這個國家（法國）的對岸，在英吉利海峽對岸，在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爆發之後，英國就不知不覺變成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之間有許多細節故事，就不再多說了。當英國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之後，旁邊的其它國家也開始害怕，也開始模仿它的成功政策，也開始進行工業化，開始富國強兵。所以很快的這些國家，大概在 1800到1820年左右，慢慢都強大起來了，有先有後。那麼很簡短的描述一下這些國家的內部變化，使得這些國家發生根本變化的原因，我剛剛說了，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爆發之後它有國際影響，我來評評國內影響。工業革命出來之後，我們說就建造工廠呀，發展工業，不是這麼簡單。除了建造工廠，發展工業之外，我們還有幾個重要問題：第一，原料從哪裏來；第二，怎麼運輸；第三，怎麼樣去行銷販運；第四，價格怎麼樣定；第五，勞力怎麼來。其中我只談一個問題，勞動力怎麼來。
在一個工業化的社會當中，或從農業走向工業的社會當中，勞力從哪裏來？首先呢，是都市裡面的無產者，是都市裡面那些游手好閒的人。我建造了工廠，然後我需要很多工人，我往哪裏去招募呢，到街上去貼佈告，然後就來了。大部份是這些都市附近的人，他沒工作，他為求溫飽，他進來了。然後我這邊給的薪水呢，也還過的去，所以慢慢就影響到鄉下，影響到農村，在農村裡種田的那些人呢，他在農田裡勞動一整年，到頭來呢，不一定得到溫飽，所以他就心思活動，想那我怎麼辦呢，聽說我一個遠房的表哥跑到巴黎大都市去給人家棉紡廠裡面去做工人，那個工人哪，一年拿的薪水比在田裡種地要好，所以呢，他去了。通常甚麼人跑去？青壯勞力。所以青壯勞力就開始大規模的從鄉下向都市去集中，這個集中過程呢，就叫做都市化。那麼產生的一個好的跟一個不好的結果，不好的結果就是農業開始凋敝，農村開始衰退，好的結果呢，就是都市開始都市化。但這個都市化發展一二十年之後呢，不好的結果開始慢慢出現了。為甚麼？人口越來越多，然後找工作就開始困難了，然後生活條件就開始差了。因為競爭條件都是一樣，我也是出賣勞力，你也出賣勞力，那麼我的勞力的不見得比你的勞力更值錢，因為都是工廠嗎。所以對老闆來說呢，他可以予取予求，就開始壓迫，就出現了這個馬克思所謂的剝削。當剝削開始出現的時候，這些工人就開始相互連結，相互連結呢就產生了階級。從大陸出來的人呢慢慢聽懂我在說甚麼了。我在說工人階級的出現跟資本家階級的出現，我說就是階級鬥爭，所以階級鬥爭在19世紀中葉就變的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厲害，有些國家呢就釀成了暴動，釀成了革命，然後鎮壓，反鎮壓，發動了非常血腥的動盪。那麼從那個時候開始，這種階級問題就變成了歐洲這些先進工業國家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整體來說怎麼解決工人階級呢？後來就有兩條路，一條路子呢就是強力鎮壓，最後工人階級反撲，沒有辦法，這是第一條路。第二條路，就是工人階級起來鬧事，那好吧，那我在國會裡面開兩個名額，讓工人選代表進來，兩個名額不夠，再開兩個名額，再開兩個名額，再開兩個名額，最後就開很多名額，最後在下議院裡面讓工人進來。這些工人自己連結起來就變成政黨，這是一般的民眾政黨、社會政黨、工人黨和勞動黨。所以我現在描述的就是當工業革命開始推動之後，它怎樣引發了社會階級的變動，最後怎樣引申了政黨的出現，最後怎麼帶來了現代的民主政治。所以現代民主政治，從法國的革命，從英國的光榮革命，一路走下來，慢慢，我們的思路開始改變了，我們相信民主政治，我們相信法制，我們相信人權。
如果我們相信民主，相信法制，相信人權的話，那麼具體來說有幾個原則在政治上面就必須落實下去。第一，叫做主權在民，這個國家的主權不在君王手上，在人民手上，所以統治的人的權力來自於被統治人的同意，當大家都同意的時候，那統治者手裡才有這個權力，否則，他是沒有這個權力的，這叫做主權在民。既然主權在民，我們又把權力托付給君王，或給首相，或給總理，他去運作，但我們又怕他權力太大了之後開始腐化，所以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切割他的權力。在歐陸大部份國家都把他切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讓政府手上的權力一下切成三塊之後，可以相互分割而制衡。我們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我們相信，人你要讓他徹頭徹底的為公，是很困難的事情，你要讓人徹頭徹底的為私，他比較容易做到。一般老百姓如此，王公大臣如此，那君王又何嚐不是如此。所以我們就發現，老百姓也為私，王公大臣也為私，君王也為私，人人都為私的話，那這個社會福利究竟要怎麼保障呢？我們就要想辦法用制度來鉗制君王和王宮貴族的私，來保障每一個人的私。所以我們的前提條件是我們承認大家是為私的，而且我們尊重這個為私，你可以有私人的生活，可以有私人的家庭，可以有私人的產權，有私人的愛好，國家不得干涉。我們怎麼樣讓國家不干涉呢？讓國家手上的權力分割成為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權力。我們的認識是，當國家權力分割為三個或五個之後，它沒有辦法把權力集中到手上，它就不能破你的私，他正好允許你的私。這個想法，各位非常榮幸，最早在這個國家（法國）出現的。在這個國家慢慢發展出來之後，在歐陸開始流行，最後在美國也發揚光大。所以近代政治，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理念，跟我剛才講的中國的傳統政治理念就不太相同了，中國傳統政治理念是相信說我們用道德來統御，用道德來教育。那麼西方的政治理念是說用道德統御恐怕有點困難。所以造成從制度上面來設計，來保證君主的私受到限制，而民眾的私呢，因此而受到保障。
好了現在講到中共了，我們不管從中國的傳統來看還是從西方的傳統來看，我們發現中共的做法和這兩個都不一樣的，各位現在數一下給我聽，中共從1949年建國到現在，56年了，哪一位領導者以道德著稱。各位數一位給我聽聽看。（聽眾：一個沒有。）他說一個沒有。（另一位說：趙紫陽還可以）大家找了幾個說還可以。那麼如果說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力量統治一個國家幾十年之後，他們這些上面的政治人物大大小小好幾百號人，我們今天給他們打一下分數，我一問，一個答的是：一個沒有！一個說那個某某人還可以。這不是很可怕麼！這不是很可怕麼! 在中國傳統上隨便數，在唐朝的房玄齡啊，杜如晦啊等等一下就數出一串出來，文有文臣，武有武將，上面有賢能的唐太宗，唐太宗怕誰呢？怕魏徵，一個犯顏直諫的人。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底下，有沒有犯顏直諫的人？有! 但是他們的下場非常慘。比如說彭德懷吧。是不是？所以如果說按照中國傳統下來，你沒有看到說這個政黨是用道德統率天下。
好，我們退而求其次，我們用西洋人的辦法，用制度的辦法來保障老百姓，我們把權力一分為三，分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我們剛剛講說中國共產黨不講這一套，他講那是西方資產階級那一套玩意兒，不可靠的，它保證的是資產階級的權益，無產階級的權益是保障不到的。可是按照中共這套思路來看，過去這五十幾年不但資產階級的權益沒有得到保障，無產階級的權益同樣沒有得到保障。甚至我們可以看見它很明白的，很驕傲的宣佈從1956年或55年開始，咱們基本上把資產階級消滅了。這是三大運動，從1950年的初期的三大運動，它明白的告訴你我消滅了私有經濟，從此以後我搞了，社會主義農業改造運動，社會主義手工業改造運動，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經過這三大改造之後，私人經濟從百分之71.1下降到百分之9,然後從百分之1點幾上升到百分之70點幾，這是國有經濟或公有經濟或合作經濟，然後公私合營經濟從百分之4上升到多少多少，簡單說一句就是以剝削為基礎的私有經濟制度在中國基本消滅了。他講這話充滿自豪。
那麼無產階級的日子在中共統治幾十年下來有變得更好嗎，工人階級真正當家作主了嗎，我不需要一個一個運動的幫各位數，我也不需要一年一年的幫各位數，我們來簡單數數看：在最早的這幾年當中，我們來看這5大運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這幾個運動他用來幹甚麼，英文叫consolidation，中文叫「鞏固政權」，把所有對我政權有威脅的人我全部剷除掉，而我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剷除，不是管住就算了，我是肉體上的剷除，第一波沒鏟完的我給你戴上帽子，你是地富分子，你是反革命分子，你是壞分子，地富反壞四類分子開始出現了。1957年再加一頂帽子右派份子，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開始出現。從此以後所有政治運動不是按照你個人行為上是否犯法，而是按照你原先那一頂帽子是甚麼才決定這次要不要打倒你。中國人從那時開始因為身份而得罪，而不是因為行為而得罪。這在人類社會上沒看過。哪一個國家是因為你的身份而得罪的，除了共產國家之外吧，所有國家只要是講法律的，哪怕是講一點點法律的都是因為行為而得罪的，我不管你過去是甚麼身份，你過去是反革命也好，右派份子也好，地主分子也好，現在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我法律的威嚴不會碰到你，無產階級專政不會打倒你，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社會下面，我是因為你身份而不是因為你的行為每次打你。而每次打的方法還特別，我至少打百分之5。我在台灣大學教書，如果說我班上有100個學生，如果我每次上課宣佈說我今天教的課叫「政黨與選舉」，管你考的好不好我每年必蕩半分之五。我學生會有甚麼感想？這老師怪，這老師有問題，我若是在台灣這樣宣佈的話，同學會罵我一句話：這老師是共產黨！一定是這樣罵的。
而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非常清楚，百分之五那是低標，我一個黨委書記一個運動只抓了百分之五那是有問題的，為甚麼，同情階級的人，我手軟。我為了證明我不同情階級敵人，我決不手軟，那至少要打個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吧，就是這樣。層層加碼，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中共的統治下，第一是沒有法制，靠政治運動治國，第二是每次政治運動要定敵人出來，定打擊對像出來，定壞分子出來，打擊對象是用百分比來定，這層層往下壓就層層加碼，中央定百分之五，可到了地縣就肯定是百分之七八吧，這叫羅織，這叫擴大化。1957年毛澤東一看右派份子在黨內、黨外猖狂，所以為了更好的建設社會主義，先打擊黨內和黨外的這些可能會搗鬼的這些裴多菲俱樂部的傢伙，請大家來幫助黨整風，向黨交心，「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還不肯講，再寫個小條子：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決不秋後算賬。大家一看，這是潤之的字，可以講話了。越講越高興，突然出了一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起變化」，然後再過兩天一篇社論出來了，「看，這是甚麼言論？」 現在辮子也抓了，帽子也扣了，棍子也打了，這叫反右運動。反右運動最後官方說，對不起，1980年，二十年過去了，黨當年是做錯事了，黨向你道歉，向你賠罪，為你平反，反右有沒有擴大化了，中國當年有沒有右派份子，肯定有。右派份子是不是在向黨猖狂進攻，當然是。所以我們當然不能手軟，當然要打，所以打了。對不起黨當時有點緊張，打多了。叫做擴大化，咱們多打了多少呢。平反吧，黨公開承認的數字是54萬多人，平反了53萬多，最後剩下的右派份子號稱1萬人。
一個4億五千萬或4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為了區區1萬的右派份子打了55 萬，這是甚麼國家。我若跟你說戴高樂上台之後發現法國裡面也有右派，他也要打擊右派，然後發起了法國反右運動，橫掃全國知識份子，一年下來55萬抓去勞改，送到科西嘉去勞改，剩下的就地監督，在群眾的監督下好好勞動改造。過了幾十年戴高樂被打倒了或戴高樂下台了，然後重新平反，法國自由黨向你道歉，法國工黨向你道歉，各位會有甚麼感覺，荒唐可笑，對不對。可是在中國大家就會說，它不就是那樣子的嗎？這是甚麼標準？我們評量政治的標準都不一樣了，用來評量法國的標準，用來評量美國的標準，用來評量英國的標準，我們竟然不能同樣的用來評量中國的政治。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嗎！我一拿來評量的時候，會說你是洋文哲學，你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你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反動權威，在文化大革命裡面我這種人就會倒霉了。
以上是明居正教授演講的《歷史將如何定位中共》之二，請您下次繼續收聽《歷史將如何定位中共》之三。(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