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自由亞洲電台嚴九鼎採訪報導)年年六四，今又六四，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中國人在16年前淌下的血泊，至今未曾凝固，歷史的傷口至今未曾癒合。本台制作的六四事件16周年紀念特輯，採訪了幾位大時代的過來人，見証者。
第一位是八九民運中的學生領袖張伯笠，六四後他被當局通緝，逃亡幾年之後才來到美國，現在他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師──張伯笠講述了自己參與民運的經歷，他躲藏於東北鄉間，後逃出國境到達蘇聯，卻被KGB關押，後來遣返中國，卻沒有交給中國警方，他得以繼續藏匿，最後逃到香港，輾轉到達美國。
張伯笠認為，16年過去，六四成了中國人民心頭長久的疼痛，中國共產黨可以和反目成仇60年的國民黨握手言和，為何不能就六四問題達成政治和解。他認為六四受難者都是愛國者，都是中國人民的兒女，為什麼他們在16年後還在受難？張伯笠指出，任何政府都會犯錯誤，錯了就得承認，中國政府起碼可以做到撫恤受難者遺屬，還給他們作為公民的基本尊嚴。如果中國政府自己都不尊重歷史，如何要求別的國家（譬如日本）尊重歷史？
第二位接受採訪的是參與八九民運的知識界代表蘇煒先生，他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六四後他被當局指為“黑手”，列入黑名單，因此流亡美國，現在他是美國耶魯大學的語言教師。
蘇煒回顧了16年前他和嚴家祺、戴晴等12學者上天安門廣場勸導學生撤退的經過，他認為勸說失敗的原因是政府與學生雙方都沒有作出讓步，當然主要責任在政府一方。蘇煒說他在大學裡，許多美國學生都和他討論過六四事件，他發現，反而是大陸出來的留學生對當年的大事件完全處於無知狀態。這種割裂歷史的惡果，將來影響一代中國青年人，真正不尊重、不正視歷史的就是中國政府。
第三位接受採訪的是1989年廣東學運的領袖之一易丹軒。易丹軒當年是廣東商學院的學生，六四後被逮捕，投入黃華看守所，關押兩年，蹉跎16年之後，他才在美國完成了他的碩士學業。
易丹軒說六四事件改變了他整個人生軌跡，上個星期他作為一個大齡學生拿到碩士學位，百感交集。回顧當年，他還是一個熱血青年，對民主自由其實理解不深，只是作為一種抽象的觀念去追求，但今日，民主自由已不是空洞概念，他學會了尊重別人、理解寬容和種種社會行為規范，所以民主自由已是一種生活方式。
最後接受採訪的是另一個所謂“黑手”，他是美國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林的普通話很流利，但他是地道美國人，1989年他在北京任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辦事處主任，六四後他陪同方勵之、李淑嫻夫婦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因而被中國政府指為“外國勢力”的“黑手”。
林培瑞說，對歷史和事實的選擇性記憶，牢記對自己有利的部分，淡化和遺忘不利於自己的部分，這不是某國人或者某國政府的問題，而是不分民族都會如此。比如，六四事件１６年後，一部份人一定要記著這個事情，一部份人一定要忘記這個，與當事人的利益有密切的關係。他說﹕“包括我，我是一定要記得這個事件，我們為甚麼這麼關心２００多人，哪怕幾千人的死亡呢，因為１６年來，有在數量上比這個更多的事，比如一年多以前，伊朗有一個地震，一個晚上死了多少人？幾萬，比六四死亡的多幾倍。可是我們不記得這個事情了，為什麼都不記得這個事情，一定要記得１６年前的六四呢？因為它有象徵意義，它代表一種理想，不只是那兩百兩千人的理想，是代表一個民族，人類四份之一的理想，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中國？”
林培瑞對本台講，本來１６年前殺了幾百個人是不對的，可是並不是那麼龐大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大躍進死亡的更多。為甚麼大陸怕被揭露死了幾百個人的事情，也是因為與利益有關。他說﹕中國的政府、中國的共產黨，不願意承認他在六四的事是錯誤的，因為這影響到他的威望，影響到他的權力，在一個不民主的制度裡，威望就是權力，所以你承認你自己錯，你就是說我的政權不對。我的政權不對，我沒有資格上台，這是極權制度的弱點。
林培瑞說，正因為中國人佔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人民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中國是一個優秀的民族，她可以有輝煌的未來，可是中國政府用的是19世紀的方法來處理六四，用一種落後的制度來束縛自己的國家，林培瑞設問：這對中國人民難道是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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