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訊】不久前，我收到了一封發自美國的楊先生的信。其中有幾段是對我的若干觀點提出商榷。信中寫道：
張耀杰先生：你好！我在美國大學教書，從網上讀了不少你的文章，從研究文化名人的（魯迅、田漢、曹禺……）到為農民爭權呼籲的。你的不少文章有自己的風格，也有詳實的論據。這些都是我喜歡的原因。尤其是你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內幕的研究，揭露了這個所謂的「人權組織」被利用和用「人權」搞政治的一些卑劣行為。這是一個似乎還沒有人涉及的領域。許多為農民維權呼籲的文章，則體現你對農民——中國的二等公民——的關心。然而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與你討論。
第一是對魯迅。你對魯迅的許多具體的批判都很有見地，但上升到全面否定魯迅，我不能接受。他有性格上的缺陷（忌妒，不寬容……）、有知識上的局限（對西方民主、對中醫……）、有認識上的失誤（對蘇聯、中共……）。但他畢竟是一個同一個腐敗的政府作戰的戰士。他對封建意識、愚民社會、奴性的深刻揭示和批判，也是少有幾個能與之相比的。
其次是你認為打倒一個不很壞的政權而幫助建立了一個更壞的政權是一個大錯。從今天的眼光回頭看，這也許有道理。但用此來判斷（Judge）四十年代許許多多為民主而戰鬥的人和事（包括不少共產黨員、左派知識份子），我認為是不妥的。
同樣你對「存天理滅人欲」作為「罪魁禍首」嚴厲批判。確實，各種「存天理滅人欲」式（的）宣傳，使社會變得畸形，導致了種種悲劇。但是，共產黨專制並不是靠此起家，也並非主要靠此維持政權。不談現在貪污腐敗，一切向錢看，就是在老毛時代，它的宣傳第一是靠欺騙，不讓人民知道真相；第二靠恐嚇，把有一點點異端思想的包括那些真相信「存天理滅人欲」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另外有些英雄主義的宣傳，也不應歸於宣揚「存天理滅人欲」，比如黃繼光堵槍眼，這在民主國家裡也是戰爭中英雄主義的行為加以讚賞。當然，把它說成是運用「毛思想」的勝利，那是另一回事了。
……
我儘管來美國已很多年，但仍一直很關心國內的事。希望中國繁榮昌盛，早日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你們在國內的人，像你、劉曉波、蔣醫生等等冒險為之奮鬥，我對你們表示敬意。
……。
楊先生在來信中談到的幾點，其實是國內學術界一系列根本性爭點中的一部分。在收到來信的當天，我給他發了這樣一份郵件：楊先生：信悉，一定遵囑。因為我的郵件經常丟失，所以回件時請抄送雅虎。我的語言有時候太不寬容，我自己一直想有所克服和矯正。
關於魯迅事，他對於中國黑暗社會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這一點我一直是承認的。但是，魯迅自己並沒有因為揭露黑暗而自覺自願地光明正大不黑暗。我曾經和丁東先生討論過，他說關於高長虹事，是因為魯迅陷入了感情的極端和非理性。我說一個人即使是神經病，他也可以有兩種傾向，一個是自己跳樓自殺，一個是把別人推到樓下去。前者只是可悲而不是罪惡，而後者就不僅僅是可悲而屬於犯罪了。魯迅把許廣平、高長虹、徐懋庸、胡風、蕭軍之類的年輕人引進了邪路，他自己卻一直是清醒的。一旦這些人不再跟他走，他就會置之死地而後快。我的觀點是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自己的一份責任或罪責，而不應該尋找某種神聖的理由而開脫自己和壓倒別人。
我們都是從小就在謊言的包圍下長大的，承認自己一直是在被當成白癡來對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這樣的痛苦我是經歷過的。以下是我寫給徐沛的一個郵件，請你參閱。其中的片面的絕對，其實就是「存天理滅人欲」的真諦所在！！假如有天理的話，也只有李贄所說的「人欲即天理」，在人性之上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可以誅滅人欲的天理！！
由於電腦重裝，發給楊先生的原郵件已經不存在了，以上是記錄在日記中的沒有落款的文本。其中談到的「給徐沛的一個郵件」，內容是這樣的：「徐沛女士：我的意見是要評論魯迅就應該把那段歷史弄清楚。即使魯迅是壞人也不應該用不準確的事例去譴責他。我也是剛剛被人造過謠的，所以我對趙巖那些人的某些言行有切膚之痛。當然現在不是具體討論那些事情的時候，我也就不細說了。……耀杰敬上，11/12.」
楊先生所說的魯迅「畢竟是一個同一個腐敗的政府作戰的戰士」，我是不予認同的。道理很簡單，一方面，30年代的國民黨政府，正處於蒸蒸日上的發展階段，大面積的腐敗並不存在；另一方面，敢於向流氓挑戰的人，往往就是想當更大的流氓的人。除了官方的鎮壓之外，民間很多的打鬥，並不總是單純地壞人打好人或好人打壞人，而恰恰是壞人打壞人。如果到上訪村去看一看，就不難發現這樣的事實：除了遭遇飛來橫禍的上訪人之外，那裡也有一部分上訪人是曾經在當地橫行一時的強勢人物，甚至是黑過許多公共財產乃至於別人生命的人，只不過後來被更黑的人黑掉了。而且往往是這些人感覺最好，他們總是以為壞事都是別人做的，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可以找到某些理由來開脫和解釋的。這其中的道理，周作人在《關於紹興師爺》一文中說得非常明白：「筆記中說老幕友講刀筆的秘訣，反覆顛倒無所不可，有雲欲使原告勝者，曰彼如不真吃虧，何至來告狀；欲使被告勝，則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來告狀，是汝健訟也。欲使老者勝，曰不敬老宜懲。欲使少者勝，則曰：年長而不慈幼，何也（彷彿是紀曉嵐所說，但查過閱微五記卻又不見）。」
自稱是「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的魯迅，「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根本點，就是無論如何也要搶佔既永遠正確又戰無不勝、既極端片面又理直氣壯的絕對天理制高點，然後通過「存天理滅人欲」的文字遊戲，一方面捍衛自己的一份名利雙收的私慾，同時又要大面積地剝奪別人的正當人欲。在《新青年》時代，為了保住自己的教育部僉事的飯碗，魯迅是《新青年》同人中唯一不敢用真實姓名發表文章的一個人，或者說是唯一既要攻擊別人又不敢承擔相應責任的一個人。到了1925年的女師大學潮中，魯迅在許廣平表白忠心和愛心之前，沒有任何公開表態。即使在他為了許廣平而站出來發言之後，也是一直站在人多勢眾的國民黨一邊的。「某籍某系」的馬敘倫、馬幼漁、沈尹默、沈兼士是國民黨骨幹，想取女師大校長楊蔭榆而代之的李石曾和易培基，更是舉足輕重的國民黨元老。而堅決擁護楊蔭榆的人，並不是教育總長章士釗，反而是經共產黨首領李大釗和於樹德介紹加入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雙料黨員高仁山、陳翰笙等人。高仁山和他的夫人陶曾谷、陳翰笙和他的夫人顧淑型以及筆名西瀅的陳源，都是楊蔭榆的無錫老鄉。陶曾穀就是後來的國民黨要員蔣夢麟的夫人。一場女師大風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打著孫中山的「黨化教育」的招牌搶班奪權的國民黨人，與並不十分贊成「黨化教育」的另一派黨內人士之間的內爭內鬥。當時的段祺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張作霖東北軍、孫中山國民黨和馮玉祥國民軍共同推出的一個傀儡政府。
即使被共產黨拉到與國民黨政府勢不兩立的敵對陣營之後，魯迅一邊在國民黨教育部領一份300大洋的薪水，一邊還要在革命的名義下謀求稿費收入和個人地位的最大化。這一點在他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謙信中，就有頗為露骨的表白：「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時時有之，不過一近漩渦，自然愈捲愈緊，或者且能捲入中心，握筆十年，所得的是疲勞與可笑的勝利與進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例如賣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較安居者好。這也是去年『革命文學』所以興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現已不能住在寓裡（但信寄寓中，此時仍可收到），而譯稿每千字十元，卻已有人預約去了，但後來之興衰，則自然仍當視實力和壓迫之度矣。」
我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比喻，共黨的宣傳就像是手裡拿著一個壞了芯的紅蘋果招搖撞騙的江湖騙子，他只告訴這個紅蘋果的僅有的一塊好皮子如何鮮艷奪目，卻從來不讓人看到被他摀住的已經壞透的另一面。楊先生和我本人一樣，就是在這樣的的愚民教育中成長。只是楊先生迄今為止還也沒有充分意識到共黨欽定的紙面上的中國歷史，是被改寫閹割掉了最真實的細節的偽歷史，而且是比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教科書更加黑暗野蠻的偽歷史。置身於美國的楊先生，有更好的條件瞭解歷史真相，也許是適應一種新文化過於艱難的緣故，他好像喪失了一部分的追究歷史真相的理性動力。
更進一步說，馬克思基於黑暗心理發明出來的共產天理和共產天堂，早在幾千前的古代中國，已經有過更加經典的敘述，那就是由孔夫子刪定的《詩經。大雅。北山》中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夫人一派儒士們所要捍衛的三綱五常之類的絕對天理，說穿了就是要幫助一家一姓維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野蠻專制和極權統治，同時也為自己謀到一份「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特殊地位和權力。在中國儒學中尋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文明和公民意識，是完全辦不到的。
共產主義沒有在它的發源地德國、法國、俄國保持至今，而恰恰在古老的中國無休無止地禍國殃民，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天理滅人欲」的思維根性直接相關。共產黨以共產天堂的神聖名義野蠻剝奪私人財產，本身就是一種登峰造極的「存天理滅人欲」，也就是利用中國人特別是沒有知識的愚昧者人性深處極其陰暗的另一方面，來扼殺每一位個人與世俱來的正當人欲和私有產權。社會主義中國與皇權專制時代的舊中國的唯一區別，就是用新一輪的絕對天理「毛澤東思想」以及由此而來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大公無私、毫不利己、為人民服務、向雷鋒同志學習之類的奴隸道德，來替代儒家傳統的三綱五常。
正如胡適所談到的那樣，西方現代文明的根本點就在於盡可能地滿足人性的發展和需要，而中國文化的根本點就在於通過壓抑和扼殺人性的發展和需要來維持極少數人的作威作福和為所欲為。在現代文明的公民社會裡，根本沒有所謂「天理」的立足之地，有的只是可供在公共事務和公共平台上平等討論的相對公理或普世常識。在真正的現代文明社會或現代公民社會裡，一個人只擁有自己的一份責任和一份權利，淩駕於別人及法律之上當英雄人物的絕對天理和崇高理想，只能是前文明時代的野蠻根性，也就是曹禺戲劇中動不動就要天誅地滅、絕子絕孫的「原始的情緒」和「蠻性的遺留」。現代歐美社會的職業軍人也參與戰爭，但是他們表現出的是在自由選擇的前提下基於足夠的代價並且附加了種種限制條件的並不十分崇高也並不十分英勇的職業行為，與黃繼光盲目參加非正義戰爭的堵槍眼，完全不是一檔子事。
──轉自《北京之春》05年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