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1日訊】看了“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參賽作品“兩代印尼華僑的不幸遭遇”﹐心裡有很多感觸﹐因為作者陳滌非竟是我初中的小學弟。他所提到的雅加達新華學校﹐我是1949年從中爪哇的梭羅到那裡入讀初中一。那時陳滌非應該是在新華讀幼稚園或小學一年級。不過因為他的老爸是該校創辦人﹐而且是雅加達的僑領﹐而我媽媽僅僅是該校的普通老師﹐所以他對學校情況比我了解得多。
我到新華時﹐校長是楊新容。後來才知道他是1927年國民黨清黨時逃到印尼﹐在梭羅華僑公學當校長﹐我們到印尼時﹐我老爸接替他的職務﹐他到雅加達。因此我們遷居雅加達時﹐我就進入他的學校。新華原來只有小學﹐後來辦初中﹐我在第一屆。加上另外有高中部的巴城中學與中華中學﹐是當時雅加達著名的三大“進步學校”。新華除了楊新容是中共地下黨員﹐應該還有幾個﹐其中一個吳炳仁﹐在我就讀期間因病逝世﹐追悼會非常隆重﹐當時我覺得很奇怪﹐以當時他的職務來看﹐應該是掌管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楊校長倒的確熱心教育﹐1954年被印尼政府驅逐回中國。1955年我回國﹐那年考不上大學﹐從上海親戚家直接去北京。那時不懂要拿甚麼介紹信﹐北京的華僑補校不准我進校門﹐被迫在旅館裡住一兩個星期。後來打聽到楊新容在那裡當校長﹐找了他才能入學。第二年我考上中國人民大學﹐估計他在政治上有為我作保﹐至少是“歷史清楚”。文革期間﹐他在集美補校被鬥得很厲害﹐文革沒有結束就去世了。聽到這個消息﹐心裡感傷。
我初中畢業後轉到巴中讀高中。回國後也知道那裡許多中共地下黨員﹐兩個教導主任都是﹐校長倒是統戰對象﹐一個吊兒浪當的姓鍾中年地理老師和我們一起回國﹐居然擔任廣東一個縣委的宣傳部長﹐使我吃驚不小。還有一位青年教師﹐非常有才華﹐在梭羅是媽媽的學生﹐後來當了我的老師﹐與我同一年回國﹐考進北大﹐立刻成為黨員﹐沒有候補期。後來就知道幾位非常積極的青年教師﹐都是印尼的地下黨員﹐包括中學畢業後沒有回國的留下來“培養”。這位老師後來成為梁效的一個成員﹐所幸有驚無險。歷經劫難﹐我們在香港見過好幾次。
當時有兩個剛從中國來的老師﹐也不知道甚麼神通可以進入印尼﹐因為我們回國時要打手印發誓此生不得再回印尼。其中一個教中國革命史的也是黨員﹐當時用的課本是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所以後來我考進人大﹐胡華就是我的老師﹐與有榮焉。雖然與胡華有幾次接觸﹐但是沒有機會談這些私人事情。1987年回北京來不及看他﹐88年再回去他已經病逝。生前他同情人大的學生運動﹐很難得。
我到香港後﹐也聽說那位鍾姓老師在香港擔任一家中資公司負責人﹐但是我們沒有見過面﹐然而他在我的同班同學面前抱怨我為何如此反共。他已經去世。當年地下黨的青年教師後來因為印尼排華差不多都回國了。七○年代後有一些又到了香港。有的覺今是而昨非﹐從此脫離中共﹐脫離政治﹔有的卻重操舊業﹐從事對校友們的統戰活動﹐被人瞧不起。九七前在香港的僑生紛紛組織校友會﹐不乏有政治目的﹐而且因為爭權奪利而搞得亂七八糟。因為能夠當頭的﹐就可以作為向中共邀功的政治資本﹐或可拿到生意做﹐或享受某些特權等等。有的當年的學生會會長﹐因為我在報章揭露當年中共在印尼的地下活動﹐把我找去“個別談話”﹐真是不知人間是何世。
轉眼已是萬隆會議五十周年﹐也是我離開印尼回中國獻身共產事業五十年了。當年我們受騙回國﹐不少人回流香港。由於青春已過﹐在香港生計困難﹐多找同大陸做生意的路子﹐不便得罪中共情有可原﹐但是不要做得太難看。看到某些人至今還吹捧中共﹐令人作嘔。活到像我們這個年紀﹐人生已經沒有多少路可以走了﹐還怕甚麼﹖應該給後代留個好榜樣﹐也求個良心的安寧﹐不該繼續向中共出賣人格和靈魂﹐做共產黨的應聲蟲了。
最後對陳滌非的文章有三點補充﹕一﹐費正清是老美﹐與費孝通﹑費振東完全沒有關係。二﹐參加領導八一南昌暴動的張國基是中華中學的教導主任﹐因為是毛澤東的同學﹐所以文革期間沒有受到衝擊。九七前該校校友請他到香港為他99歲祝壽﹐邀請所有印尼僑生﹐我拒絕參加。三﹐第一任中國駐印尼大使王任叔（巴人）﹐在印尼極左﹐但是印象所及﹐他不是57年的右派﹐而是59年的“右傾機會主義”﹐60年初我們從鄉下回校﹐就批判他和海默﹑郭小川的人性論修正主義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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