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3日訊】凡事總得尋根溯源。從史料來看，中國本沒有“民主”的概念，它純是帕來品，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輸入的政治思想理念。中國古已有之的是“民本”——國家是君主的，但老百姓是社稷之根本。這道理不難解釋，若不是“黔首”們在底下墊著托著，君王高高在上的寶座恐怕也是不會穩當的。
民本之說始自於孟子，他說的“民貴君輕”，在那個時代非常之了不起，其忤逆之罪足夠五馬分屍的了。只因處於一個戰國紛爭的大背影下，君王們雖專而不制，且都延攬人才，故其方能遍遊列國而暢其言。到得秦時天下一統，情況就大不同了：專制既立，律法嚴苛，竟以腹謗之罪坑殺儒生數百。孟子此經典之語也就無人敢提及了。於是，“民本”這一帶有政治色彩的用語，也就變成了實用的，更適合於封建社會的“農本”——以務農為根本——中國從此進入了漫漫的小農經濟的長夜。
盡管如此，“民本”的理念並沒有從人們思想中被鏟除，在社會的各個時期，它都會有所凸現，並與儒家的學說理論巧妙地結合了起來。這主要表現于士大夫階層中具有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如唐朝的魏征就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喻，形象地道出了民心與民力之不可以忽視。他是從正反作用的兩重性來論證“以民為本”的。明清的顧炎武、黃宗羲等學者在這方面都有獨到的論述。如黃認為“臣”之“出仕”，“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再深入一層：“民本”思想能夠發展成為“民主”的理念嗎？我以為，這不能一概而論，要作具體的分析才行。在西方社會，突破了中世紀神權與王權的禁錮，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難於前，盧梭和伏爾泰的人文主義理念標榜於後，與中國的民本思想有其一致性（尊民、重民、愛民），但也有不同之處（西方強調個人與個性的自由發展，中國的“民本”則是泛指，對個人與個性比較漠視。）西方社會並不像中國那樣因循反復，故步自封：英國的憲章運動，爾後的君主立憲及議會選舉制，大大削弱了王權專制，為過渡到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礎。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則吹響了“與生俱來權利”的號角。之後更有“人權宣言”、“獨立宣言”等等。請看，正是在一次次時代的激蕩沖擊下，專制基礎一點點侵蝕坍塌，而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則浸滲人心，一點點砌造和完善了起來。所以，以上提出的問題在西方社會來說，答案是肯定的。這是因為，西方社會的演變方式與中國迥然不同，它的運行雖有起伏，但卻是推浪式地漸進，其成效明顯可見。
而中國則不然。中國缺乏西方社會那樣廣泛的思潮和啟蒙運動（此種思潮不只由上而下，它也自下而上。）是的，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也曾有過各種所謂的“運動”，但那是官方操控下煽起了的“群眾鬥爭”。千百萬民眾被當作整人鬥人的工具使用，以其震耳口號與洶洶聲勢，批鬥膽敢“亂說亂動”的知識分子和一切不滿於“黨天下”的人。中國也曾有過所謂的“狂潮”，最典型的，便是文革時期的“領袖崇拜”，這是一種與西方普遍的民主訴求截然不同，只有緊跟沒有思考，全然臣服于專制暴君的效忠大檢閱。
中國社會對民主政治的追求，其歷程之艱難與反復，在世界而言，可說是相當罕見：清末之康梁變法，改良舊制，但旋即有戊戌政變，譚嗣同等人被棄市；辛亥革命“推翻韃虜，建立民國”，恰予袁世凱、張勛以竊國之機；”五四”愛國民主運動興起，正值軍閥割據，混戰連連；蔣介石好不容易得以平定統一，又陷足於內戰及抗日；抗日勝利，民主建國有望，而國共內戰再爆，生靈塗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民主政治重露春色，卻有誰能料到，在“革命”名義下專制主義的再度復辟？！
歷史業已證明，中國的民主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這是因為中國的古老——它積習太重太深，對一切新事物有著先天的排異性能；也因為幾千年壓抑下形成的奴性意識浸入骨髓——是一塊最適宜於專制主義生根固本的土壤；還因為，西方民主之風雖漸已東吹，但輕拂飄忽，其勢其力尚不足以與倒春寒的料峭峻厲相匹敵。然而，這一切也預示了：雖然曲折艱難，行也姍姍，但中國的“民主”必然會在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後，到達那個人們翹首以望——那個意味著偉大轉折的臨界點。
2005年4月10日星期日
－－轉載自《議報》第193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