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岳芸採訪報導)中共去年與今年連續兩年發佈有關「三農」的一號文件，顯示北京當局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重視。台北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協會針對此一議題，邀請學者舉行座談，認為中共的做法治標不治本，因此，期待下ㄧ個ㄧ號文件在短期內急於求成解決三農問題恐怕不現實。
這次座談的與會學者ㄧ致認為，中共解決三農問題只是治標之道，其中中央研究院政治學助研究員徐斯儉表示：
前年我到海南去開個會，談農民的權益問題。那個會大陸學者大部分不是經濟學家，有很多是法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還有中共中央人士。
那個場景簡直把我嚇壞了，我談的在裡面算是溫和裡的溫和，大陸學者對官員的批評是非常非常兇悍的，當然這是個很好現象。那個會議後來出了個論文集，許多學者提了許多意見都非常類似。
農民組織的問題毫無進展
我論文的主要建議是農民應該組織起來，然而，這樣的會議一而再再而三的舉辦，類似的會議不斷的在舉行，類似的意見不斷的被提出，可是在中國大陸關於農民組織的問題一點都沒有進展。
大陸的朋友學者們常常來台灣，對於我們的農會非常感興趣，我想他們可能認真在考慮農會法這問題。這是個政治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個政治問題。
那麼，什麼是「三農問題」？這四個字怎麼來的？是李昌平寫了ㄧ本書叫《我向總理說實話》。李昌平是個共產黨員，本來是學者，後來被派到湖北的一個農業縣當黨委書記。
他下去後才發現，在湖北作為ㄧ個華中的產糧大城，非常具有代表性，那個地方的農村問題非常嚴重，嚴重到讓他吃驚，所以才寫了那本書。書的一開頭是說：「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是這麼來的。
自從他提出這個說法以後，無數的中國學者就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于建嶸教授寫了ㄧ篇文章，他在湖南某現做了調查研究，說這個縣已有農民自我組織起來，不斷的上訪，而且與當地政府產生許多衝突，包括有些是暴力的衝突。他們稱這是合法抗爭，依法抗爭，是依照法律向基層政府抗爭。
三農問題是政治危機
是于建嶸教授特別指出，中國的三農問題是政治危機。不管哪一種學者，把這問題看進去就覺得很複雜。其實我覺得三農問題有三個面向，是個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當然問題的本質很複雜，怎麼解決也有不同方法。
現在中共當局所採取的方法是經濟，是讓地，就是說不管是減免農業稅，還是財政上的傾斜，還是基層的中小學教育，本來是地方負擔，現在是中央拿回來等等。還包括剛剛有學者講的，中共中央給錢給到不知道怎樣花，這種方法是經濟的解決方法，其它兩種方法──社會與政治，中共是往後延，甚至是暫時不要採取。
我想把觀察到的本質說清楚，今天中共對三農問題主要採取經濟方法來解決，同樣的，兩岸的農業交流也是放在這個架構。于建嶸講三農問題是個政治危機，哪些政治問題呢？中國農民實際上是中國社會裡的弱勢團體，中國農民作為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次等公民，由來已久。
第一波是從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胡鞍鋼講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計畫經濟所形成的二元經濟──城市與農村，遺留下來許多不平等待遇。
第二波是所謂的稅賦問題，基層政府以不合理的方式去課稅。第三個問題是失地農民的問題，徵收許多土地不給予補償。
還有四農問題是指農民工，農民工受到了剝削。溫家寶曾經為了ㄧ個農民工的婦女去討錢，討什麼債，欠他的工資。可是我們知道，ㄧ個總理不可能永遠為了千千萬萬的農民去討債，這不是個辦法。
台灣經驗可為大陸三農的參照
這問題在於沒有制度，問題在於這些弱勢團體，他們沒有合法的制度參與管道，沒有辦法自己把自己組織起來，然後為他們本來應該有的權益去爭。
任何一個國家的農業部門收入，都是比不上其它部門的收入，這是個規則。可是在台灣，農業部門收入可達到非農業部門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這不是純粹經濟的結果，還有許多政治與社會的配套在後面支撐著。台灣農會是ㄧ個非常強大的利益團體，台灣的經驗應該是大陸三農問題很好的參照對象。
我們強烈希望，在中國大陸能夠採取更合乎民主、法治的方式來解決他們認為純粹是經濟問題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他也是個社會問題，是個社會歧視問題，更是個政治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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