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老梟最大弱點便是憐才、重情和念舊。老蘆口齒輕薄文才飛揚，是我老戰友了，青青蘆笛,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昨日刻薄了老蘆幾句，嘴硬心軟，自責了大半夜，忍不住點開《現階段中國社會最合理的制度還是專制制度》，看看老蘆又在發表甚麼高見。好久沒看蘆文了，一讀之下，啞然失笑。這樣的歪理，也敢拿出來顯眼？
儘管老蘆在文中誇了一通民主的優越性，強調自己「比誰都痛恨專制制度」，但話鋒一轉「但在中國的具體國情下，實行專制制度仍然是惟一合理的選擇，實行民主制度必然導致巨大災難。」 這其實是「國情論」、「素質論」老調子重彈。「國情論」（或「素質論」）從袁世凱大帝開始一直「彈」到溫家寶首相，不論語言如何修飾美化，大意不外乎：中國人民素質差文化程度低民族劣根性根深蒂固，不適合實行或立即實行民主，中國的事情只能慢慢來。或者換一種彈法：專制中共一旦垮臺，中國就會大亂，社會就會崩盤…。
老蘆不宜民主的理由如下：一、民主政府不能制止偏激的民族、族群之間的大屠殺。如果中國今日實行民主，我敢斷言選出來的政府必然會屈從於民意壓力去打台灣。此外，土法西斯政客必然應運而生，為爭取選票蓄意煽動民族仇恨。類似的，流亡海外的仇共政治勢力特別是法輪功必然要尋求報復，這最終結果就是重演南斯拉夫的悲劇。二、民主政府不能強力壓下工農大眾對均貧富的訴求，不顧民意反對，把導致貧富分化的走資堅持進行到底。三、民主政府不能強制人民進行計劃生育，政府的軟弱態度和極大改善了的生活條件，必然導致人口爆炸。」
言外之意仍然是中國人民素質差不配民主。乍一看不無道理，實則純屬強辭奪理，倒果為因了。
二
中國民族劣根性確實根深蒂固。孫中山先生痛感中國國民自私自利，缺乏責任感和社會公德，斥之為「一盤散沙」 ；魯迅以《阿Q正傳》《藥》等小說對阿Q一系列性格特徵如怯懦、守舊、愚昧、騎牆、自欺欺人、奴隸意識等痛下針砭；覺民先生說「今者我國之人民，果處何等之位置乎？泯泯昏昏，蠢如鹿豕；知書識字者千不得一，明理達時者萬不得一。家庭之中無禮教，鄉里之中無團體，郡縣之中視同秦越，省界一分，爾虞我詐。以如是之國民，而與之莫大之權，使之與聞國事，是何異使蚊負山、虻距海也。」（《論立憲與教育之關係》。《東方雜誌》第十期，1906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國積弱溯源論》《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中國道德之大原》《呵旁觀者文》等文章裡詳細論述了國民性各方面的表現，他列舉了中國人的幾大缺點：一是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二是只能受專制統治而不能享受自由；三是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四是無高尚之目的。
可見有識之士對國民性問題進行研討、揭露、批判乃至改造活動歷時久矣。當年毛澤東也在他致朋友的信中寫道：「從哲學倫理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改變全國的思想。如此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噎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 然而，時代進步到二十一世紀了，民眾素質卻越來越差，民族根越來越深，十億神州盡臣民，文人甘為黨用，幫閒幫忙；網絡佈滿憤青，喊打喊殺，到處是愚民、賤民、刁民、暴民！
何以故？專制使然也。專制政治封鎖信息、壓制輿論、統一思想、以言治罪，實施愚民教育和愚民政策，將人權被簡化為生存權，人民彷彿耳朵被塞、眼晴被蒙、喉嚨被堵，連財產權生存權也毫無保障，想不愚昧、不迷信、不保守、不恐懼、不麻木、不自私、不一盤散沙、不奴隸意識，不可得也。在專制體制下想啟蒙民眾改造國民劣根性，想培養民眾的公益心、團結心、自由心、權利心，不可得也。
老梟早就尖銳指出，君主專制在歷史上有過一定的進步性，創造過一定程度的輝煌，黨主專制自誕生之日起就是落世界之後、反時代而動的。「仁義道德」吃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個代表等惡物吃起人來更是毫無顧忌，不但吃掉了天文數字般的生命，而且吃掉了中國人的思想、道德、靈魂和精神！共黨統治中國半個多世紀，讓中國人民付出的巨大的經濟、社會、文化、道德、環境之代價，實非語言可以形容！在民主自由早已成為人類共識和普世價值的今天，不論道義的角度還是功利、邏輯的層面，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包括開明專制都已喪盡了存在的依據。
老蘆曰：「現階段的中國需要的不是民主化而是文明化，具體來說也就是自由化，法治化與人道化。」 這又是在說夢話了。沒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哪來的文明化自由化法治化與人道化？那不是鏡花水月麼，只要一黨獨大的專制不變，只要文明自由法治人道等詞語前加上「社會主義」定語，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寬容、誠信等公民精神都成為不可能，中華民族將永是一個劣等民族。只有極少數先知先覺、大仁大義者才能戰勝環境戰勝社會戰勝自己脫穎而成，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偏激、仇恨、愚昧、奴性、極端仇恨心理、嚴重暴力傾向、民族主義情緒等等奴隸性劣根性，都是專制主義的產物或傑作，是專制之樹上結的碩果。林語堂說要使中國人人格健全完善，必須祭起憲法、人權的大旗，改造使人格扭曲的社會環境；有人說奴隸性劣根性不是一種民族個性和文化特質，只是一個時態性極強的概念。這種不良狀態是可以通過開放、發展、交流、學習逐步改善的，民眾是可以化愚為智、轉賤為尊、變暴為良的。我深以為然。而在民主制度下，人民享有言論、思想、結社、示威遊行等自由，全方位接觸吸收外部各種信息、思想，素質將大幅度提升，很快就會融入現代文明和世界大家庭。釜底抽薪，許多問題，包括蘆笛的三大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甚麼民主必定導致民族、族群之間的大屠殺呀，導致計劃生育人口爆炸呀，導致殺富濟貧平均主義呀，這是把民主政府當作無政府主義或者希臘時代沒有人權、法治保障的原始民主制了。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民主化之後爆發這三大災難啦？君不見伊拉克民眾，當年夠愚夠賤吧，爭先恐後發誓效忠薩達姆，百分之百票選薩達姆總統，口口聲聲保衛薩達姆，現在不也順利進入民主文明的大門了嗎。
中共把槍桿子牢牢抓在手裡，就像手持兇器的劫盜和強姦犯，被劫持被強姦者忍氣吞聲不敢作聲，那是無奈，如果像蘆笛那樣主動為劫盜和強姦犯開脫，為其惡行提供合理性證明，說甚麼現階段中國社會最合理的制度還是專制制度，吾不知其可也。同時老梟常以「知豬文犬」、「中國豬」、愚民、賤民、刁民、暴民斥我國民同胞，但我深深明白，罪不在民；老蘆卻認為一旦民主國必大亂，意謂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就像說沒有了鐵鎖鏈中國人民無法正常走路一樣荒唐，這是對中國人民的最大侮辱！
2005、3、19
附：現階段中國社會最合理的制度還是專制制度
蘆笛
跟實子一番對話，讓我再次琢磨這個問題：「偏激」是「愚蠢度」的指標，但您說兩者到底孰果孰因？是愚蠢導致偏激，還是偏激導致愚蠢？或是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我想恐怕還是互為因果的關係：因為愚蠢，就必然使用腎上腺代替大腦，導致偏激的政治態度，而激進的立場又導致大腦對不同意見進行選擇性阻斷，導致態度更加偏激。
在網上混，最令人絕望的還是這種愚昧導致的偏執。這些人已經走火入魔到了這個地步：同一件事換個說法，他們就要跳起來出醜，老戰貼出的鬼子的不通語錄引出來的風波就是如此。如果誰要把「專制」
與「合理」聯繫在一起，他們就要和你拚命。
可事實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專制制度就是歷史最長、使用最廣的社會制度。請問那該怎麼解釋？難道不是其合理性的證明？
這裡首先要澄清「合理性」
這個含混不清的概念。我說的合理性是功利意義上的，不是道義上的。早說了無數次了，現代君子只能「喻於利」，不能「喻於義」。在取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群之間，邏輯、事實和功利分析而不是道義才是可以使用的共同語言。
其實，聰明的讀者不難從我昨天舉的那個軍隊的「陰暗心理分析」
例子裡看出專制制度在歷史上的合理性：社會越原始，它的組成方式就越像軍隊。在原始人時代，人類完全靠狩獵為生，要生存下去，非得形成一種戰鬥集團不可。那當然只會是沒有甚麼基本人權可言的野蠻社會。如今你無故曠工，頂多被老闆炒了魷魚。如果那時您不服從酋長的命令，或是在大夥兒跟劍齒虎拚命時望風先遁，傚法柴玲女士「吾以吾血建中華」 ，只怕立刻就要授首。
到了中古社會，因為生產力低下，當然也只能靠專制君王去強制性大規模動用人力，完成長城那種集體需要的浩大工程（可憐實子「剛憤」到認為那是「暴政的傑作」
，當然是，不過那也是符合集體遠期利益的。這當然為他那非黑即白的腦袋無法接受） 。這在我看來，也就是專制制度發生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
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我昨天已經說了，在一個技術文化落後、資源貧乏的國家想迎頭趕上發達國家時，專制制度其實也有相當大的優勢。日本和南韓就是這麼發起來的。如果中共沒有取代國府，則咱們本來走的也是這條路。老毛後來推行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國」
其實也不過是熱人家的冷飯。可惜他和樸正熙、蔣公等人有個本質區別：人家尊重知識、尊重文明，尊重知識份子，搞的是精英治國；而老毛鄙視知識、踐踏文明、蹂躪知識份子，奉行反智主義，搞的是痞子治國。所以人家的集體合力推動了國民經濟騰飛，而咱們的集體合力卻毀滅了幾千萬生靈外加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哪怕在生產力發達的國家，專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比也不是一無是處。就拿台灣來說吧。過去蔣氏父子搞精英治國，使用的官員都是學者專家，不是理財高手，就是專業內行，這才能把美援每一分都用在了刀刃上，而且規劃出了非常高明的和平土改方案。如今實行民主制度，「政治生存競爭」專門把律師一類的政客篩選出來。您說，對老百姓而言，到底是這些外行當國好，還是原來的「人才內閣」
好？台灣民主化後經濟一直不景氣，難道還不說明問題？
但與民主制度相比，專制制度當然弊病很大，最致命的一個問題，就是無法保證獨裁者永遠如蔣氏父子、樸正熙、李光耀一般賢明。老毛胡作非為凡30年，誰也拿他沒辦法，全民的一線生機竟然全繫於他何時斷氣。光看這一點，專制制度就算有高效率動員民力的優勢，也絕對是流弊無窮的。
（大概實子那直線腦袋到此又要看出我的自相矛盾來了吧，唉） 。
所以，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其實主要是消極意義上而不是積極意義上的。這種社會的優點在於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靠內部的拮抗機制防止因一人發瘋便害死全民的慘禍發生。
專制社會的另一缺陷，是如果它變成了徹底剝奪人民自由的極權社會之後，也就喪失了生機。這種社會可能在短期內因國家強制動員民力而出現「大躍進」 ，但因為人民喪失自由創業可能，最終必然停滯不前，進入文革前的中國、解體前的蘇聯和如今的北韓那樣半死不活的萎頓狀態。
相比之下，現代民主社會另一優勢是乃是它是自由社會，由此保障了社會的勃勃生機。明乎此，則可以把西方民主社會解構為兩大部份：民主政治制度避免了重大決策錯誤並提供改正錯誤的可能，而社會奉行的自由主義確保了文化和經濟的生機。
正因為現代民主社會的優越性成了一種連盲人都能看見的表觀現象，「民主憤青」
們才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他們不知道，雖然民主制度有如此明顯的優越性，但在中國的具體國情下，實行專制制度仍然是惟一合理的選擇，實行民主制度必然導致巨大災難。理由如下：
一、民主政府不能制止偏激的民族、族群之間的大屠殺。如果中國今日實行民主，我敢斷言選出來的政府必然會屈從於民意壓力去打台灣。此外，土法西斯政客必然應運而生，為爭取選票蓄意煽動民族仇恨。類似的，流亡海外的仇共政治勢力特別是法輪功必然要尋求報復，這最終結果就是重演南斯拉夫的悲劇。
二、民主政府不能強力壓下工農大眾對均貧富的訴求，不顧民意反對，把導致貧富分化的走資堅持進行到底。
三、民主政府不能強制人民進行計劃生育，政府的軟弱態度和極大改善了的生活條件，必然導致人口爆炸。
這當然是掛一漏萬。不過哪怕就是只有這三個理由，似乎也能證明在今日中國能實行的最合理的社會制度還是專制制度吧？
我不是說中國永遠只能實行專制制度。相反，我比誰都痛恨專制制度，這就是我逃到海外來的初始原因，也是我寧在海外窮死也不願回去的原因，那不出於是甚麼「 恥食共粟」 的大義，而是酷愛自由的天性所致。我的意思是，在民主制度可以引入中國之前，必須有個「開明專制」的過渡階段。現階段的中國需要的不是「民主化」而是「文明化」，具體來說也就是「自由化，法治化與人道化」。與此同時，應該在黨內試行「貴族民主」 ，作為最終舖向全社會的前驅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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