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和很多自費來德國留學的中國學生一樣，我和先生也面臨著經濟上的困境。剛剛國內大學畢業的我們毫無積蓄可言，再加上辦出國的中介收了我們每人五万元人民幣的中介費。先生的父母是農民，把他送出國除耗盡老兩口前半生的積蓄外，還背了一大筆債，這也成了我們出國后沉重的包袱。我的家境雖然比先生家好一點，但靠工資吃飯的父母積蓄也不多，多虧在香港工作的的姐姐和姐夫的資助，才圓了我們“洋插隊”的宿愿。國外的生活開支只有靠我們假期打零工才能勉強維持，一次次的打工經歷對我們來說是畢生難忘的，雖然很辛酸，也讓我們從中學到了很多，寫出我們的一點經歷，供有類似情況的同胞以參考。
（一）中餐館打工
踏上德國國土后，安頓好起居生活我們便到處打听哪儿可打零工，因為語言不好，中餐館便成了我們的首選對象。机會終于來了，听說圣誕節期間中餐館缺人手，可能會雇佣學生幫忙，剛到德國才兩個月的我們便迫不及待的給附近的中餐館打電話，很快我們就聯系到一家位于Aschersleben的中餐館，電話約定報酬為每人每天70馬克，會讓我們干兩周，怀著喜悅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們踏上了打工路。
這家中餐館是由一對夫妻經營的，他們在本地還有一家鏈鎖餐廳。來之前我們對中餐館老板的的壓榨早有耳聞，這次果真親身經歷了一把。我被安排在水吧倒酒水，忙時則幫著遞送飯菜，先生則在廚房洗刷和打雜。
第一天早餐我們每人得到一個面包果腹，接著從十一點工作到下午三點，中午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本以為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歇一歇，吃過午飯，老板娘先讓我們將所有的窗戶和懸挂在窗戶上的燈籠擦洗一遍，我們領了這額外的賞識后，又得到另一份“美差”——將餐館所有的凳子擦洗一遍，就這樣午休的美好愿望被無止境的體力勞動所取代，拖著疲憊的身軀我們又開始了下午和晚上的工作，直到凌晨一點才被允許下班。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們發現早餐被取消，“飢餓奏鳴曲”和干不完的工作陪伴了我們整個上午和中午。以后几天里，我們在老板娘的冷漠面孔和無休止的忙碌中度過。
度日如年的日子終于熬過七天，中餐館的生意也漸趨平淡，這天，老板夫婦將先生叫去，決定將我們打發走。按原商定的价格，我們總共可得980馬克，可這對吝嗇的夫婦只愿支付300馬克，先生對他們的欺騙行為大吃一惊也非常气憤，据理力爭，苦于我們只有口頭承諾，沒有書面協定。最后這對夫婦擺出一副虛假的面孔，似乎施了一次“仁政”，決定再添50馬克，給我們作盤纏。
就這樣，第一次短暫的打工划上了句號。我們下定決心，再也不去中餐館做工。自此，第一次走在國外的街道上看到中餐館時的那种喜悅和親切蕩然無存！在我們親身實踐了同胞門的善意告誡“中餐館老板會炸干你們的最后一滴血”后，開始選擇了另一种打工途徑——在德國老板手下干活。
（二）通過中介找工
一轉眼，到德國已有九個月多了。為了減輕先生父母的負擔，我們每月從帳戶轉出一筆錢寄回國，這樣一來我們自己就所剩無几，又加之我們很快面臨延簽，為了解決帳面危机，德語中級考試結束后，7月份先生和我又忙赶往南方城市斯圖加特，再次尋找打工机會。
在青年旅館，我們遇到一位甘肅人和一位陝西人。在陌生的斯圖加特，為了提高生存机會，我們決定結伴而行，一起找房和找工。首先找房對我們來說是一大難題，因為房東一般只愿接受長期住戶，而我們只能短租，還准備赶在九月份DSH考試前回校。每天早出晚歸多方尋覓，毫無下落，就在我們快泄气時，朋友建議我們去試一試住房中介，或許會有收獲。抱著渺茫的希望，我們決定再去撞撞大運。正好有一女士想將自己的一室一廳租出去，月租為700馬克，中介還要加收300馬克的佣金，雖然很貴，但我們別無選擇。這樣，在青年旅館滯留了一個多星期后，我們四人有了一個暫時的小巢。
找工對我們來說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每天上午去勞動局報到，每天下午拖著疲憊的身軀和失落的心情而歸，每天堆積著一張張的車票和旅館住宿發票，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最后，我們的帳戶只差几百馬克就到3200的不動底線了，愁！因為假期大量外地學生涌入這個南方工業城市，勞動局工情不樂觀，我們決定再次通過中介公司找工。先生在這時有幸看到一家建筑工地的招工廣告，小時報酬為18馬克，這也是他這段時間所看到的最高工价了。陝西的小周也一直沒找到工，想憑著同一張Service-Karte一起去看看,最后兩人同時拿下了這份工。現在只剩我這個無業游民了，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輾轉，我也得到了一份工，小時報酬15馬克，在Leitz（一家文具厂）搬文件夾。
先生在建筑工地干活，辛苦自不必說，好在他是農村長大的孩子，從小學會了吃苦，不會成天把“累”字挂在嘴上。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從小受父母嬌慣，雖自認身材高大，但也經不住一天搬一万個文件夾的折騰。第一個星期，每天干完活回到家如一灘爛泥癱在床上再也不想起來，手指關節經過7個多小時的勞作似乎再也伸不直似的，天天晚上臨睡前希望鬧鐘的鈴聲永遠不要響。好在先生體貼，下班后先做好飯再去車站接我，周末還想辦法拉我去附近公園放松。第二個星期下來，我真有种到了極限的感覺，身心極度疲憊，腳上還挂了彩（兩腳大拇指被掉下來的一堆文件夾砸傷）。當我去中介訴說事情經過時，不但沒得到同情，對方還一再推卸責任，而我則必須帶著傷痛繼續干活。在Leitz的工作持續了4周，這時中介通知我下周將轉入另一公司繼續干。我的新工作是給一家超市的貨架上貨，每天只工作半天。我無法容忍中介的不負責任，更不可能將自己短暫的假期耗費在半天的工作上，因此我提出解除合同，中介老板大怒，于是我們爭執起來，我終究沒有接受這份新派給我的活，事后中介老板從我的工資中扣走了200馬克。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次打工經歷，雖比中餐館強，但也飽嘗了德國人的冷漠。有幸的是我們和老實憨厚的小周自此成為好友，當小周了解到我們對延簽的擔懮后，主動提出借錢給我們，以解燃眉之急。
走在繁華的斯圖加特，看著斕姍的燈火，來回穿梭的車輛和匆匆而過的人群，我們不無感嘆：古人曰“國家興亡，匹夫有則”，我們從未如此深刻的體會過這句話的內涵！和許多其他從第三世界國家來德國的外國人一樣，擁有高學歷的我們迫于無奈干著最低等的活，而只有中學畢業水平的德國人卻可輕易成為我們的工頭。放眼看看，最低等的活几乎總被外國人所壟斷，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支出，德國人大可坐在家里，靠社會救濟過日子。我們無法不承認國与國之間的差距。興旺的國家它惠澤的是每一個老百姓，從另一方面講，我們每個中國人是不是應該挑起振興中華的重任！
（三）直接和工厂聯系
有了几次打工經歷，我們決定直接和工厂聯系，万不得已時才接受中介的工作。我們离開斯圖加特前，小周幸運的得到一份磚瓦制造厂的活，小時工資22馬克，算上加班月工資約有5000馬克左右——很丰厚的一筆收入！他很慷慨的將聯系地址告訴先生，來年夏天他們便一同進了這家磚瓦厂，約定干三個月。第二年我也在勞動局找到了一份出版社的工作——在書庫中將顧客訂單中需要的書找齊，小時工資18馬克。相比之下我們的工作輕松了，收入卻在增加。
在新的工作環境中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先生工作的磚瓦厂實行早晚兩班倒。制作瓦片的模子按理說應該在下班前沖刷干淨，以便交接班后下一批工人正常開展工作，更有利于模板的保護。但通常經過一天的勞頓，人們已筋疲力盡，不愿再去搬那些一個几十公斤重的生鐵塊子，這樣一來，成堆的模子就這樣堆積著，迎接著下一批工人。輪到先生當班時，他主動在下班前將一個個模板用高壓水槍沖洗干淨，第二天上班時，看到工作台上擺著這樣一張字條：“你給我們當了很好的楷模，非常感謝！”。從此以后，工人們自覺在下班前沖洗模板，徹底改變了以前的局面。
對我而言，新的工作環境也有新的矛盾。一向認真的我認為盡職盡責的完成工作是理所應當的，是凡工頭派給我的活，我都想辦法以省時省力的方式干好。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工頭對我非常滿意，甚至讓老工人學習我的工作技巧，對我的稱呼也變得非常客气。他很理解學生的假期有限，便有意給我安排加班机會，除周六的加班外，平時也盡量讓我多干。其他學生想加班，必須在厂方統一安排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而我可以單干，因為他認定我不會偷懶。逐漸的，我發現其他老工人對我有看法了，甚至產生抵触情緒，小組工作時不愿配合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對抗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相互間建立理解和尊重才是關鍵。一次，工頭讓我和一名老工人一起完成几百份客戶定單，起初她流露出不愿和我一起干的意思，我沒有在意她的冷言冷語，把精力專著于工作上，主動挑起重活，將包裝好的重箱搬運到旁邊的小車上，對她提出的意見我也虛心接受并加以改進。漸漸的，她對我熱情起來，并開始夸獎我。這樣，工作中的矛盾被一個個解開，同事間的關系又融洽起來。
2001年磚瓦厂由于經濟原因裁去一個班，同時也減招學生工。經我介紹先生也獲得了出版社的假期工，在一包裝部門干活。工頭是一名約50多歲的德國女人，不但嗓門特大，動輒發火，而且臟話不离口，對手下員工的要求近乎苛刻。對于她安排的工作，先生總是盡職盡責的完成；對于她的誤解和咆哮，先生總是平靜的听著，并始終微笑著平靜的解釋，對她保持一种理解和忍讓。實際上，我們一直很同情她，因為一次工傷造成的背部重創導致了她70%的殘廢，這也許是她坏脾气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她的孝順是值得稱道的，每個星期一她都要去探望獨居的母親，給她帶去自己做的飯菜，蛋糕或其它小點心，直到母親去世。當我們干完假期工，准備返校時，她特地過來向我們道別，拉著我們的手，眼中充盈著淚水，話語哽噎，希望我們下次再來。在人際關系日趨冷漠的今天，崇尚金錢和追求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似乎成為一种時尚，這時被人們遺忘已久的人与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寬容顯得是多么的珍貴！
我和先生雖有不同的工頭，但實屬同一大部門。在我們工作的最后一天，部門主管特自過來打招呼，讓我們下班前去他的辦公室坐坐。他對我們的工作給予高度評价，并要求我們不要再客气的稱他為“您”，而應以朋友的禮節稱為“你”，他遞上兩張早已准備好的名片并告訴我們，以后再想來只用給他寫一封電子郵件，最后与我們擁抱道別。自此，我們省去了找工的麻煩，工厂人事部門總會在放假前主動打電話詢問我們是否有空來幫忙。
隨著每年假期越來越多的學生流往南方大城市找工，住房成為一個日趨突出的問題。在斯圖加特，原价200多歐元的十几平米的學生宿舍由于中國學生的蓄意高抬房价突飛猛漲至400~500歐，房主從中漁利价差，听說對于在Bosch打工的外地學生，房主還會額外收取一定的費用。相對于德國學生的堅持原則，中國學生的這种魚肉同胞的作法越發讓人不寒而栗。
我和先生所租的住房也于9月底到期，而我們的工作還得繼續延續一個月，大學廣告欄里找房告示隨處可見，高抬房价的告示也在其中熱鬧的點綴著，偶爾見到一兩張以平价出租房間的廣告，也早已過期。我們斷斷續續找尋了半個月，毫無結果，轉眼到了月底，下班后我們再次來到大學，如果今天找不到房，明天我們只有流落街頭。我泄气了，對先生說：“我們妥協吧，看看高价房！” 先生搖了搖頭：“我宁可睡火車站，也不會去助長這种惡劣的風气。房价是怎么抬起來的？就是因為有像你這樣的人去助長它，否則，一個巴掌拍不響。當我們抱怨別人時，有沒有想到自己的推波助瀾！”我無話可說。就在我們准備空手而歸時，在地鐵口碰到一位因租不出房而犯愁的中國人，原來他和另一同胞計划好合租兩室一廳，等他將房子租下，這位同胞卻又另辟奚徑，私自收回承諾。在感嘆人世險惡的同時，他不得不獨自面對經濟問題。這樣，我們以300歐元租下了一室一廳，落得個皆大歡喜。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時至今日，先生即將畢業答辯，我也在為我的畢業論文做准備，每年侯鳥一般的打工生活也即將宣告結束。回顧往事，我們發現，在那些極度艱難的日子里，在舉目無親的异國他鄉，是傳統的道德价值觀引領著我們，克服了生活中的一個個困境，他象茫茫大海中的燈塔，歸正著我們這艘不經風浪的小船，將我們帶往希望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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