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批毛文章不少﹐可涉及毛在50年代中期以前的極少﹐毛在那以前也有幾大傑作﹐其中最典型﹐最有特色的是土改。
受共產黨鼓動﹐20年代後半期湖南、廣東興起農民運動。毛看到運動中地主被戴上高帽子游鄉示眾﹐土地財產被剝奪﹐甚至被殺﹔農民﹐尤其是其中的游手好閉者﹐“翻身做主”﹐與地主的相對位置被顛倒﹐當年的紅7軍軍長龔楚先生(鄧小平也曾是紅7軍的領導之一)﹐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年斗殺地主的積極分子是地痞流氓﹐他們無法無天﹐受到黨的器重﹐最終進入統治階層﹐是革命的真正受益者。
毛澤東看到斗殺地主的方式可利用來奪權﹐予以推廣﹐稱為土地改革﹐於是﹐蘇聯式城市無產階級革命變成農民造反﹐土改成了毛澤東革命不可缺少的手段﹐關於土改對建立﹐鞏固﹐擴大紅色根據地﹐對發展紅軍的關鍵作用﹐毛在他的著作中有詳盡的論述。
打獵是原始人類取食的主要方式﹐人類捕殺動物的衝動源于本能﹐人多了﹐動物少了﹐將人的一部份定為特殊的類別加以欺凌﹐虐殺了能得到成就感﹐滿足感﹐英明領袖將欺凌﹐虐殺地主的行為貼上神聖的標籤﹐終於成就了帝王霸業。
毛澤東的策略很高明﹕反對只打擊大地主–打擊面太小﹐得到翻身感的人太少﹐擁護革命的人也相對地少﹔反對平分土地–那樣做就是“損害中農利益”等於擴大革命對立面。毛按人口的比例﹐10％－15％確定地主的數量﹐這樣就把大量的自耕農劃歸地主的行列﹐土改成了多數人“翻身做主”的神聖事業﹔毛要求足夠數量的人成為賤民﹔毛也按人口比例殺地主﹐大約千分之一﹐即一千人口當中﹐必須揪出一個惡霸地主殺掉﹐殺人以鎮懾老實農民﹐使其只能服從﹐支持革命。有土地就有罪﹐不管善人惡人﹐共產革命的祭壇必須有犧牲。斗殺地主在北京建政以前的另一個作用是保證兵源﹐土改參與者怕被報復﹐只能參軍﹐即“後方不土改﹐前方沒有兵”﹐毛不擇手段使人口的大多數捲入革命﹐星星之火終於燎原。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建政後毛用類似的手段鎮壓反革命–鎮壓民國政府的底級僱員﹐高級官員是統戰對象﹐坐上賓﹐如代總統李宗仁﹐首席談判代表張治中﹐當時大約有佔人口千分之一的“反革命”被殺﹐1951年4月30日﹐毛指示胡耀邦執行這麼個比例﹐毛強調按比例殺人“利益極大”﹐殺人恐嚇社會﹐迫使同革命無關的人做馴服臣民﹐其後的抓右派也按比例﹐一系列的按比例充份證明﹐毛的重大方針政策不具任何正義性﹐或道義方面的理由。
毛的土改還給人貼永久性身份等級標籤﹐地主及其后代永遠是被欺凌的對象﹐這條鐵律也實用于反革命和右派﹐地主的后代還被稱為“地主崽”﹐崽就是小動物–豬崽﹐狗崽。
毛的革命是地主及其崽的劫難﹐鮮有人提及的是﹐革命也給他們增添風光榮耀﹐地主是農耕社會的精英階層﹐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決大多數是地主出身﹐如毛本人﹐劉少奇﹐林彪。毛的父親毛順生在當地是屈指可數的富人﹐革命成功後﹐他們的雙親就成為新萬歲爺﹐千歲爺的父母﹐無人敢提著腦袋去斗殺這類地主﹐大陸作家張伯笠在他的書中有段有趣的插曲﹕
共產黨接管東北﹐地主崽林楓成為東北2號人物﹐他衣錦還鄉﹐乘專機去會雙親﹐故鄉望奎縣不敢怠慢﹐派出縣大隊長護送其雙親去有機場的綏化縣同林楓見面﹐鄉間地主因數榮耀﹐縣委書記﹐縣大隊政委左右陪同﹐一個連的士兵前呼後擁﹐風光一時﹐出乎意料﹐歸途中﹐國民黨殘兵襲擊了林楓父母一行人﹐東北千歲爺的雙親連同護送的一百多號武裝人員統統死于非命﹐林楓聞訊大怒﹐要求東北軍司令林彪為他的地主雙親報仇﹐同是地主崽的林彪派出了整整一個師﹐卻沒逮著肇事的國軍殘餘部隊。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林彪的部隊來了個大搜捕﹐主圓幾十里雞犬不寧﹐二千多人被殺﹐其中的大多數于事件沒有任何關係。
小革命家﹐普通革命者的神氣就沒有那麼大﹐他們的父母只有被斗殺的下場﹐海外報刊披露﹐趙紫陽的父親土改時因是地主被殺﹐趙當時不過是地委書記﹐地位還沒有林楓高﹐更無法同毛﹐劉相比。
土改中﹐地主崽身份的革命幹部在無情斗殺地主的同時﹐也常常背著人流淚﹐因為他們的父母親正遭受著同樣的命運﹐當時﹐為避免心慈手軟﹐正確的黨讓他們只能在外鄉搞土改﹐叫“迴避政策”。
毛王朝建立﹐千百萬窮人“翻身做主”﹐組織領導這場巨變的地主崽們成就了事業﹐有資格高唱凱歌﹐但以局外人的眼光來看﹐用父母親的鮮血和淚水來澆鑄自己有成就﹐既是極端的殘忍自私﹐也是天底下罕見的滑稽荒唐。
如今﹐權力背景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以地產開發﹐發展經濟之名﹐將以前被規定為罪惡根源的標誌的土地圈佔﹐共產黨以具體行動證明﹐地主被定為有罪階級﹐實乃千古奇冤。與此同時﹐天安門城樓上﹐神聖土改的導師毛主席仍在傲視億萬蒼生﹐毛導演的荒唐還在繼續。
理論家們只批50年代中期以後的毛
毛時代結束﹐終於有了批毛的聲音﹐但革命理論家們只否定50年代中期以後的毛﹐或者乾脆說那以前的毛功德無量﹐有名的理論家蘇紹智先生就曾在“爭嗚”發表文章說﹐那以前的毛“正確”﹐筆者不知道蘇先生的“正確”究竟指的是什麼﹐是說毛的謀略沒有錯誤﹐還是就民族利益而言方針正確﹐筆者認為﹐就謀略而言﹐毛到死都無人能夠勝他﹐這位權術大師善於利用人類的邪惡面﹐終其一生都正確﹐如果從價值的角度﹐就整個民族的利益來說﹐土改是其大肆破壞人類基本道德價值的開端﹐抗戰避開日軍﹐大搞土改﹐打擊被日軍擊敗的或孤立無援的國軍﹐發展割據實力﹐不顧民族危難﹐毛建立的共和國讓幾千萬小百姓餓死﹐從毛的重大決策中﹐實在找不到一絲一毫的“正確”﹐眾所週知﹐1955年以後﹐毛開始大規模整肅革命隊伍內部的人﹐自己人都無法說他“正確”。不知道這些事實﹐是不是不知不覺地影響了蘇先生的判斷﹐蘇先生是值得敬佩的堅持批毛的少數專家學者之一﹐但他的這一判斷無法讓人認同。
擁毛民族精英思路混亂﹐思維失常
早期共產黨人的多數﹐想必是懷著實現人人平等的理想投身革命﹐問題在於﹐當毛澤東的土地公然踐踏人類的道德規範﹐當毛肆無忌憚地製造吞噬人類的“絞肉機”(林彪語)﹐為什麼地主崽身份的精英們還要革命﹐革命的初衷和口號是要一個美好的平等社會﹐事實上卻把幾千萬無辜的人變成賤民﹐精英們在干這一切的時候理直氣壯﹐除了說他們思路混亂﹐思維方式有問題﹐實在難以找出更合適的辭彙。
在民國政府統治區﹐知識精英們同樣荒唐–擁共反蔣幾乎一邊倒﹐國民黨沒有對的﹐凡是共產黨做的都正確﹐於是﹐多少能遵循儒家傳統的民國政府垮臺﹐韶山紅太陽高懸中國的天空。
讓地主崽毛澤東成為中國大陸的神﹐另一個地主崽劉少奇作用最大﹐劉把毛的謀略提昇為“毛澤東思想”﹐使之成為共產黨的聖經﹐毛也就成了共產宗教的教主﹐劉和他的家人因此風光榮耀至極﹐而後又慘遭厄運。劉也死于文革﹐
認為文革是浩劫的人比比皆是﹐承認文革暴力同土改暴力本質上無差別的極少﹐土改讓社會的底層“翻身做主”﹐文革叫平民造反派奪權﹐湖南農運同文革還有形式上的相似﹐農運中﹐地主被戴上高帽游鄉﹐農會決定地主的生死﹐文革給牛鬼蛇神﹐走資派戴高帽子游街﹐也做過生死裁決﹐最典型的是湖南道縣貧下中農法庭給地主判死刑﹐殺光地主全家﹐從初生嬰兒到70多歲老人一個不留﹐僅一個縣﹐大約就有萬名“階級敵人” 被殺。
土改是毛澤東崛起的條件﹐土改給文革提供了樣板﹐許多人同情劉少奇等在文革中的厄運﹐卻鮮少提及厄運的根源–以劉為代表的﹐地主崽身份的革命精英將土改的設計師毛澤東捧為至高無上的神。
革命既給地主及其崽劫難禍災﹐也予以榮華顯赫﹐革命給地主崽們提供了充份表演的大舞台﹐斗殺他們父輩的怒吼和槍聲﹐構成舞台上最精彩生動的場景﹐人世間的荒唐滑稽莫此為甚﹐一部毛澤東革命史﹐就是中華民族精英思維方式失常﹐呈現精神病態的歷史﹐最近十多年﹐大陸數度出現“毛熱”。甚至在自由的海外﹐許多自由派理論家﹐包括毛的受害者﹐有機會總要在毛神的身上貼金﹐說明這樣的精神病態還真難治癒。
作者附言﹕本人是地主曾孫﹐從小懷疑“階級鬥爭”﹐16歲被趕出校門﹐只因為一個地主崽校長親信“狠抓階級鬥爭”﹐要往上爬。
作者于21－23歲﹐先是被定為“鄧小平的追隨者”﹐後又被改定為“四人幫爪牙”﹐被公社革命委員會判無期徒刑﹐罪惡歷史被記入檔案﹐上大學﹐工作都受嚴重影響﹐斗本人斗得最狠的也是地主崽﹐如給作者定案的兩任黨委書記都是地主的兒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