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日訊】我1986年剛到美國芝加哥時﹐滿腦子充斥的是中共的宣傳﹐滿胸懷飽含的是對中共的熱愛。
記得剛下飛機去機場取行李時﹐一個英俊高大的小伙子笑著走過來幫我搬行李﹐並問我是哪裡人。我回答是北京人﹐反問他是哪裡人。他笑著答到﹕“台灣。” 我腦袋轟的一下﹐象是看到電影裡的台灣特務。只聽他又補充說﹕“你很像我們台灣姑娘。” 我腦袋又轟的一下﹐怎麼我象台灣人。
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在1986年竟是如此的殭化閉塞愚昧。隨著在美國享受到開放的信息﹐親身感受到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我的思想發生了質的改變。再反觀中國的獨裁統治﹐新聞封鎖﹐又聽到中共暴政的見聞﹐才真正認識到中共的殘酷。
第一次聽到中共亂殺百姓是到芝加哥的第一年。
由於新來乍到的孤獨使我出奇地喜歡扎堆兒湊群兒聚會吃喝。一次聚會﹐大家多喝了些酒﹐話也就份外的多。一個姓呂的留學生說﹕“咱們喝多了也就是話多﹐可我們系的老王﹐一喝酒就拍著桌子哭喊﹕‘他們殺人啊﹗他們殺人如麻啊﹗他們還殺娃娃啊﹗’第一次大家還勸他﹐可回回都這樣﹐大家也就見慣不怪了。由著他去發泄發泄吧﹗” 我好奇地問﹕“他說誰殺人如麻﹖”答到﹕“這還用問﹐當然是共產黨﹗” 我驚奇地又問﹕“共產黨殺娃娃﹖﹗” 答到﹕“當然﹐斬草除根嘛﹗ 老王小時候正趕上土改﹐看中共殺人受了刺激了。”
後來聽到的讓我震驚的中共殺人的故事是從1937年就參加了中共的父親口中。
那是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中共開槍殺學生後﹐他傷心地對我講了這個真實的故事。
“那時是抗戰國共合作時期﹐我們的部隊八路軍暫時駐紮在河北的一個村子裡。請了一個農民做我們的馬夫。這個農民有個相好的寡婦。他有次把半袋馬料背去給了他的相好﹐被八路軍發現了﹐就立刻召開全村大會鬥爭這個農民馬夫。大會結束時竟宣讀了一個審判書﹐判決﹕槍斃﹗ 罪狀﹕偷竊和亂搞男女關係﹗ 當時全場都靜靜地聽著﹐沒有一個反對的聲音。我永遠忘不了那個農民最後說的一句話。他非常麻木無奈地說﹕‘鄉親們﹐那就來世再見吧﹗’”
父親接著感嘆道﹕“半袋馬料一條人命啊﹗ 怎麼就沒有一個人站起來反對哪﹗﹖我回到住房才趴在桌子上莫明其妙地痛哭起來。我當時也沒站出來反對啊﹗ 我哭也是因為年輕﹐剛參加部隊﹐不了解共產黨的殘酷啊﹗ 當時我們這些年輕學生最不能接收的就是共產黨的鬥爭殺人﹐而且殺的都是老百姓。中共早期殺的都是勤勞致富的農民。很多農民都是辛辛苦苦幾年勞動經營了幾畝地﹐他們沒有一天不去地裡勞作事弄那土地﹐怎麼到共產黨眼裡就成了階級敵人﹐地主﹖﹗ 就引來殺身之罪﹖﹗ 可是漸漸地我們都接受了常被上級灌輸的一個道理﹕現在殺人是為了實現我們將來的遠大目標 – 共產主義。 由於這個道理﹐殺人就變得理所當然了。”
我仍不敢相信地追問﹕“他們真的就為了半袋馬料殺了那農民﹖”爸爸輕輕拍著腿沉痛地說﹕“殺了﹗ 而且殺了後就送到八路軍醫院讓醫生練手兒作人體解剖了﹗大卸八塊﹗”
我愕然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父親講中共殺人﹐他說這是他剛參加中共部隊後第一次經歷殺人﹐而且殺的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他終生難忘。這同樣的故事父親後來竟對我講了不下四五遍。如今父親已經死了十年了。他死前的幾年間總是反復回憶敘說他感到痛心自責的事情﹐包括對我年邁的姥姥的忽視。我現在慢慢地能理解﹐父親作為從北京大城市出來的高中畢業生﹐在中共組建的那種農民隊伍中生活是多麼的不習慣。而第一次看見殺老百姓的震動對父親是何等的沉重﹐直到老年還在不斷地反省自責。而後來經常令他痛心的是中共六四殺人﹐他常一針見血地說﹕“什麼暴民﹖﹗只不過是為殺人又找的一個借口﹗”
真正使我驚醒的是那六四的槍聲﹐真正使我認清中共本質的卻是包括我父親講的﹐以後又不斷聽到別人講的那無數的中共殺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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