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希望之聲記者蔡紅 雅梅報導)曹長青22005年11月20日下午在多倫多市議會廳由《大紀元時報》加東分社、多倫多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加拿大華人服務社、大多倫多中華會館聯合舉辦《九評共產党》發表周年紀念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曹長青發表了題為《怎樣治療中國的“缺德症”》的演講。
曹長青一九五三年出生于中國黑龍江省，早期從事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研究。一九八二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曾任“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該報八十年代中期因大膽敢言被中國政府關閉。一九八八年赴美后，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和夏威夷東西方中心進行新聞研究，后一直從事寫作，發表政論、文學評論等千余篇。
第二集我們為您播出了：為什么其他國家能預防治療這個疾病？第三集的內容是：中國的疾病症狀為什么越來越重？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症狀為什么越來越嚴重？
但為什么中國的“缺德症”不僅沒減輕，反而症狀越來越重？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也是《九評》系列文章直接揭露出來的，中共政權是一個直接反道德的政權。任何政權建立在暴力上，依靠監獄、古拉格，包括精神病院等來鎮壓它的反對者，鎮壓它的人民，那一定是不道德的，而中共又是所有不道德政權中集大成者。真實的情況是，中共是個四惡政權：丑惡、凶惡、罪惡、邪惡。在中共過去 56年的統治中，在沒有發生外敵侵略的和平時期，竟發生多達八千万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餓死四千多万，以及迫害和屠殺。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在和平時期會導致它的人民這么大規模地喪生。僅就這一條就可看出這個政權邪惡到什么地步。包括今天，共產党還在繼續推行這种道德相對主義，它可以隨心所欲，按照它的政治需要來确定道德標准。這是今天中國出現缺德症的最主要原因，來自這個缺德的共產党，沒有道德基礎的共產政權。
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今天我們看任何一個專制政權能夠統治下去，主要來自那個知識群體的幫凶。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是有問題的，當然也有一部份很优秀的起來反抗，但整體來看，大部份還是有問題，什么問題？也是缺德症。
我們看中國兩千年還是几千年的歷史，知識分子基本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就是做隱士，像竹林七賢那樣，躲到深山去，不問世間的事情，玩清高。還有一部份，做諫士，向皇帝進言，學而优則仕，科舉考試通過了，進朝廷當官，做統治者的謀士。中國知識分子基本是這樣兩大類，隱士不承擔社會良知的責任，諫士只給皇帝出主意，而不是監督天子和朝廷，因此兩者都不是獨立的知識分子。為什么中國的知識分子都一窩蜂地去做諫士，做朝廷的謀士，做皇帝的佐臣呢？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信仰。沒有信仰的人，心中沒有上帝，沒有神，就會去找現實的權威，而現實最大的權威就是皇帝；而有信仰的人，就不去找皇帝，而去找上帝。皇帝和上帝僅一字之差，卻是天壤之別！從而分出兩种知識分子，依靠皇帝的知識分子和信仰上帝的知識分子。依靠皇帝，就給皇帝出主意，成為統治者的幫凶；信仰上帝的人，則強調公義，給人民指出道德的方向，承擔道義責任。
中國歷史上基本是這兩大類知識分子，今天也沒改變多少：中國現在還有一大批隱士，但是中國今天做隱士的知識分子，比當年古代做隱士的知識分子質量更低，古代做隱士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部份真的清高，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做隱士的連清高都沒有了。他是隱了，隱藏在哪里了？隱藏在錢眼里頭。就是 money，整個就是個人利益，全部就是為了發財，完全是犬儒主義，根本不關心這個世界，不關心中國的前途，也不關心民主的价值，就是關心自身的物質利益，要更多的錢，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女人。但另一部份，還是跟傳統的知識分子一樣，去做政府的謀士，做諫士，給當局出主意，能成為什么胡錦濤啊，胡耀邦啊，或者江澤民啊他們的智囊謀士，給他們出謀划策，還是成為那個政府維護那個政權的一部份，基本還是這么兩大類的知識分子。包括我們今天說在 1957 年的反右，一大批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今天大家看看那個歷史，几乎絕大部份或全部，其實根本不是獨立知識分子，都是共產党思維那個軌道中的人。只不過想給党提點意見，幫助党變得更好。提點意見就被打成右派，所以共產党真是完全冤枉了他們。
從1957 年反右到1989 年六四事件，三十年過后，中國知識分子怎么樣了？沒有大的變化，還是原來那個角色。我們看看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時候，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爭著要做的是政府的協調人，去做學生的工作，勸學生退出廣場。當時就有學生說，你們為什么不去勸共產党，勸政府？如果這种事件發生在俄國，像索爾仁尼琴，包括薩哈羅夫等這种知識分子，他們會站在學生的前面，領導學生來批判、否定那個共產制度，包括那個共產政府。而中國知識分子做的相反，他們不去否定共產制度，也不去譴責共產党，而是幫助政府做學生的工作，做統戰的工作，做協調人。在正義和非正義兩种力量發生沖突的時候，他們站在中間想做協調，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整體的水平。包括當時中國比較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寫出來的主要代表作還是叫《第二种忠誠》。第二种忠誠的核心，不論是第二种還是第三种，核心還是忠誠共產党。要在共產党內給他們提意見，幫助他們變得更好。共產党怎么能變得更好？共產党是狼的本性，狼的本性就是吃人。我們對待狼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來結束狼。你說你怎么能勸得狼變得更好？那不是狼的問題而是你的問題。強調“第二种忠誠”，對狼怎么能忠誠？你忠誠的結果：不是被它吃掉，就是成為狼的一部份，成為狼的幫凶。中國知識分子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水平，包括當年另一個比較知名的知識分子，呼吁人們要加入共產党，從內部改造它。俄國的索爾仁尼琴等知識分子就從沒提出過要人們加入共產党，從內部改造它，而是今天和提出《九評》的人，和大紀元提出退党的人一個想法，是呼吁人們退出共產党，結束共產党。那樣這個共產制度才能被結束，這個國家才會有希望。這是兩种思路，結果導致了兩种結果。
當今還有一部份中國知識分子提出要學西方，但學西方什么呢？大家來到西方，來到美國，來到加拿大，來到多倫多，你們會逐漸發現，西方其實不是一個整體，是兩個西方。一個左派的西方；另一個是強調保守价值的西方。尤其在美國表現得相當明顯。美國保守派所代表的是強調信仰，強調道德，強調承擔道義責任，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經濟。而美國的左派強調的是大政府，高稅收，對外是對共產邪惡充滿了浪漫幻想，包括美國現在很大的左派聲音是反對布什總統領導的伊拉克戰爭。伊拉克有兩千三百万人民獲得自由，這個事實他們視而不見；就說沒查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就不可以打。而能把兩千三百万人從伊拉克獨裁者那里解放出來，這是多么大的成就。他不看這個。這是兩种想法，實質是兩個西方。包括你們加拿大，其實也是一樣。左派右派，完全是兩种不同的价值。今天保守派強調的是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強調家庭的价值，強調信仰和道德。而左派呢，它以強調自由的名義縱容甚至鼓勵放縱。你們加拿大不是率先在北美通過了同性戀結婚法嘛。如果同性戀可以結婚，那以后女儿跟父親，哥哥和妹妹是不是都可以結婚？他們說這是相愛，不用生孩子，可這樣滑坡下去，社會還有沒有道德？有沒有絕對的道德標准？什么都是相對的，那社會一定走向墮落。所以說有兩個西方，到底中國該學哪一個西方？
今天中國有一些知識分子說學西方，卻是學那個左派的西方，學那個以自由的名義放縱的西方。尤其是中國一些所謂現代派藝術家，在玩耍嘩眾取寵的假藝術。中國有個知名的所謂現代派畫家，把兩只公豬母豬關在院子里，然后一個貼上美國，一個貼上中國，讓這兩只豬交配，說這就是行動藝術。這怎么是藝術呢？！包括几天前，在加拿大的大瀑布，有個中國藝術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因為他赤身裸體跳到大瀑布中，他的兩個朋友錄像。警察抓住他時說，你違反了加拿大的法律，不可在公眾場合脫得一絲不挂，但他卻說這是行動藝術。
今天中國的所謂藝術家就在做這個事情。包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高行健，寫的《靈山》和《一個人的圣經》這兩本小說也是這樣，把靈魂脫個精光。我曾寫過十几篇評論來批評他的作品。你們大家看看他的小說，宣講的就是反道德，就是強調性，個人享受，完全不承擔任何道義責任。跟二十世紀西方左派無神論、反宗教反信仰那种知識分子潮流完全一個論調。我們今天看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紀。十九世紀的文學，強調的是英雄主義，主要名著都是歌頌英雄。什么叫英雄？英雄必須有道德，知道善惡，承擔善的責任，有公義精神，承擔道義責任，來擊敗惡，抗擊世界的撒旦，傳播愛和怜憫等神性的聲音。可二十世紀的文學，正好相反，強調的是反英雄主義。反英雄主義強調什么呢？就是不要道德，最后是反道德。
今天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都在跟隨二十世紀這個反道德的潮流，自以為時髦，西化了，實際上這不是西方的主體，而是在西方正被淘汰的東西。
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种水平，是造成中國社會出現缺德症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一般寫文章不太批評中國的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是無辜的。我不太同意柏楊寫的《丑陋的中國人》；包括魯迅對中國人的激烈譴責，我也不是很贊成。為什么？因為政權被統治者把持，文化是知識人創造出來的，是那些戴眼鏡的，讀了很多書的人，參与創造文化，并主導价值取向。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腐敗，尤其是對道德淪喪負有相當的責任。今天中國有這樣一個缺德的政府，中國知識界這么不承擔責任，主要做隱士和諫士的這么個現實，那么當然中國的老百姓無法辨識道德的方向；又沒有宗教，沒有道德的火炬，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近年中國民間也出現大量的道德淪喪現象。
所以不僅共產党道德淪喪，知識分子道德缺乏，中國的老百姓也同樣。近年中國的假煙，假藥，也不都是胡錦濤制造出來的。用煤油炸的油條，假嬰儿奶粉等，假的東西太多了。在西方在加拿大在多倫多，誰敢制造假嬰儿奶粉？那殘害嬰儿，產生大頭娃娃。你們知道在西方嬰儿是多高的位置？僅次于上帝呀！可在當今中國就有人敢制造假嬰儿奶粉。包括假藥，藥是治病救人的，竟敢造假藥，害人。這個國家到處是假的，這個假是全面的，無假不有，當今中國是全民性道德淪喪。這和中國的專制制度，和知識分子缺乏道德，不承擔道義責任有直接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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