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2005年10月初我去五臺山，發現從當今“最高”（有照片貼在那裏招搖為證）到小老百姓，人人多是奔著念經、禮佛、敬香去的。民間各地也還蓋起了廟，修復了祠堂。這是“愚昧”表現嗎？未必。其實我們已全民“迷信”了。
“迷信”的人，他或許所迷的不是神靈，而是權勢、金銀，某個理念、思想，其危害不一定更輕。看來，“迷信”是大有市場的。
一般人眾為什麼需要“迷信”、敬事鬼神呢？我想主要在於他們想圖一個好的報應，相信神鬼在操縱自家命運，對他們頂禮膜拜能種下好的因果。
如果拋開一定的蒙昧性，我覺得這種種想法和宗教儀式活動，確實包含著極深的智慧，有不少合理性（在此，我只探討它的“合理性”）。
我覺得，一些宗教方面的儀式，能夠培養、維護許多社會傳統道德，使一個社會的風習更健康、更人道。如果去除這些儀式，人們就很難借助某種方式來培育仁厚之心了。
對普通人來說，經由敬畏一些虛擬、假設的鬼神，人心能夠隨時隨地地自警自覺，於生活、事功上自動把握尺度，感覺冥冥中始終有一位“主宰”在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向善忌惡，從容坦蕩地生活，為得到“主宰”的佑護，過舒心愉快的日子，或在來世有良好的姻緣、際遇等等。
如果這些儀式真能讓許多人有所敬畏，有所為、有所不為，那麼它們形式上的“迷信”，算得了什麼呢？
反之，假如不信“鬼神”的人越來越多，一般人心就失去了約束與敬畏的“主宰”，日益放縱，最終淪為虛無主義、物質主義、獸行主義和及時行樂主義的門生。
可能有人會說，我這樣講是不相信人的智力—教育可以使人高尚、純樸，不必通過什麼宗教儀式來培養、維持。
的確，教育能夠培養不少優秀的公民，但經驗使我發現，現代教育在這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難以真正普及。教育在促進文明進步的同時，也在培養文明的掘墓者—各種先進的生化、核武器，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研究、製造出來，並被廣泛使用著的；空氣污染、生態失衡、能源危機……也是高科技發明物畸形開發、利用後的副產品。宗教信念、儀式在維護社會倫理、道德上，就更加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況且，小至個人，大至社會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從理論上來說並非全無道理。怎麼講？
從個人方面說，真正有仁愛之心的，一生不為大惡，不為大兇，不會犯大過，犯罪的概率也低，太平世道就能善始善終，而不至中途厄運當頭，極早夭亡。
這種仁愛心性，作為“遺傳基因”又傳及子孫，可保子孫亦無大過，平安順遂。所謂“忠厚持家久”，指的就是這樣的“積德”，和接受一個好的報應。
慣於作惡的人，易越軌、犯大過，一生都在生死線上周旋，難得善終。尤其是法治國家，作惡多端的人遲早會受到應有制裁。子孫也更可能為惡，一者生理基因遺傳而得，二者耳濡目染，由長親言傳身教、不知不覺間學壞習得。
歷史上一些格言，“老子終日浮水，兒子作了溺鬼。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要知親恩，看你兒郎；要求子順，先孝爺娘”，“老來疾痛，都是壯時落的；事後冤孽，都是盛時作的”，“濕時捆就，斷了約兒不散；小時教成，歿了父兄不變”，“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上樑不正下樑歪”……都是自此而來。
這個規律不僅限在個人，還可以推廣到一個國家與社會。
墨子見染絲者就曾感嘆說，絲物自己不能選擇所染的顏色，如果你讓它置於黑色的染料中，那麼它就會變黑，置於黃色的染料中它又要變黃。人也是這樣，一出生環境就先他而在，環境是什麼顏色，他將來多半會“染成”什麼樣，因此，治理國家的人不能不慎重，他們的選擇、決議，往往決定了外部環境的“色”。
瞭解這類因緣關系的，卻不一定都得是智者，普通人從簡單的生活經歷裏，也可以總結出來。
春秋時期，魯國一女子，過了出嫁的年齡而沒有嫁出去，一次依柱長嘆，鄰居夫人問她是否在為自己沒有嫁出而悲傷，她答道：我是為魯國的國君太老、太子太小而憂傷。
鄰居說：這是國君的事，用不著你我操心。
女子搖頭道：一次晉國的客人住在我家，他的馬跑出去踩死了我家的葵，我一年都沒能吃到葵。如果國家有難，百姓還有好日子過嗎？
這是一種辨證互動的關系。這種關係說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絕不是什麼迷信，而是人類經驗的概括。
那些惡人多於好人的社會，一定是亂世，那裏的道德、倫理標準多已崩潰，缺少新的倫理、道德上的約束。學好不易，學壞容易，惡到極致，也就是亂到極致，社會總崩潰，歷史便進到下一輪裏去循環—如果整體的體制形式，不從根本上作出變化的話。
中國傳統社會形成的“超穩態結構”，每隔二三百年就來一次較大的、“換湯不換藥”的、改朝換代的武力“革命”，就在於存在這樣的循環死圈，社會未作根本而徹底的改變。其惡性、殘忍性、愚頑性，是一定會通過生理、文化等隱型、微型“基因”，遺傳下來的。
尤其是專制社會的開國者，若是個著名惡人的話，他的性格特徵，會成為一種惡劣的傳統，作用於後世。經由權力機制，這種惡被無限度放大，最後導出整個政權的邪惡性，不僅不能為利，反要專門危害天下蒼生，陷民于水火、於不義、於兇殘。
有明一代，皇帝都具有極強的疑忌心、殘虐性，這些都是開國君王朱元璋的性格、思想之遺傳，所以明朝統治者的偏執狂氣質，成為明代專制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明朝相對於以往朝代來說，更顯得“黑暗”，生於明朝的人比生於漢唐的人，遠為不幸。
作為一種特殊之存在體的個人，他與時代的關系，也就不外有四種：惡人逢惡世，好人逢好世，惡人逢好世，好人逢惡世。前兩者生逢其時，得其所欲，能夠左右逢源。
惡人逢好世亦可慶幸，因為他們隨時有機會、有條件變得再好點，從而減輕自己的罪性、惡性。
最怕的是好人逢了惡世，隨時可能會變壞一點點。社會上時行著各式各樣的虛偽、殘酷與恐怖行經，爾虞我詐，好人身置其中，就沒有了行為的標準、尺度，失去了道義上的保護，從而失去方向，看不見光明。
明清文字獄時期，是好人（尤其是優秀的知識分子）逢到了惡世；魯迅處身的時代同樣是個惡世；至於“文革”時期，那就更不要說了。
“好人”、好的年代不難理解。有人要問：你怎麼解釋“惡世”呢？什麼算“惡世”呢？我覺得“惡世”最主要的一個特點是，講不出真話或不能講真話，只服從本能或欲望的沖動，為人做事沒有規范、原則……
不幸的是，當惡世像惡人那樣遭到報應時，它崩潰的速度更快捷，相應地，其破壞文明的程度也越徹底。
說到底，不發達國家的不發達，就是由於它“前輩子”作惡太多，在現世得到報應…… 遠為可怕的是，現代人對這些都已缺乏自覺和遠見了，他們什麼都不信，把傳承因襲一概斥為“封建”“腐朽”“包袱”“宿命”“糟粕”，一身輕盈，徹底一個空心人，也就飄離大地，幹怎樣殘忍的事，都能眼皮不眨，照幹不誤，深刻地影響了一個時期 的社會民風。時下不是正流行“每天變壞一點點”之類的說法嗎？
當這個環境裏不再存在真實，每個人都只能活在虛假和謊言裏以後，難道我們自己就沒有責任，不該像魯國那位女子那樣反躬自問一下嗎？
－－轉載自《議報》第22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