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4日訊】兩位榮任黨國副主席的聞人相繼辭世。一位是政協副主席、文化花瓶巴金，一位是前國家副主席、民族資本家代表榮毅仁。資本家而有民族區劃，是中共一大發明，推而廣之則有民族工人、民族農民、民族強盜、民族娼妓、民族X。別以為是在調侃，珠海就發生過本民族娼妓和他民族嫖客集體賣淫嫖娼案，釀成一場外交風波，也激發了愛國熱情：本民族娼妓豈容他民族嫖客染指。這是題外話了。兩位的生死榮辱與我這個行貨無涉，本不打算說些不相干的話。黨國寶器，豈待、豈容、豈需行貨評說。
戴著鐐銬跳舞的生存環境
11月2日晚上，收到《上海證券報》一位編輯的電子郵件，對方告訴我：「肖雪慧老師（西南民族學院教授──編者注）向我推薦了您。她認為您的思想很有深度，只是由於您的經歷和您常給海外撰稿的緣故，可能國內報刊不一定敢用您的稿子。我覺得寫時注意把握好調子，應該沒有問題的……如蒙不吝賜稿，當以敝報最高規格寄奉稿酬。」因為有所顧忌，我沒有立即回信。次日，這位編輯又打電話來約稿。束縛國內媒體的條條框框是有一定模糊性和彈性的，膽子大一點的媒體、編輯和作者可以冒險為自己爭得有限的表達自由。只要編、「寫時注意把握好調子」，就可以戴著鐐銬跳舞。我在被迫靠撰稿謀生時，首選就是在國內媒體發表學術隨筆。2002年初，第一次用電子郵件向《書屋》投稿。翌日，該刊副主編祁光祿即打電話告知：文章寫得很好，安排在4月號發表。受其鼓舞，接連寄了幾篇稿件給他。遺憾的是，文章未能出籠，也沒有任何解釋。後來肖雪慧告訴我，該刊編輯去成都組稿時跟她說了個中原委：那幾篇稿子原打算陸續刊出，沒想到有關領導警惕性很高，不知通過什麼渠道發覺我的身份有問題，將稿件通通槍斃了。出師不利，對國內媒體又不了解，只好將那幾篇稿子打印出來寄給肖雪慧。承蒙她的推薦，分別在《社會科學論壇》、《東方文化》（已被迫停刊）發表。後來，我又陸續在《博覽群書》等雜誌發表了幾篇學術隨筆。
去年9月爆發郎（咸平）顧（雛軍）之爭時，曾打算寫一篇批駁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張維迎等人鼓吹的偽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文章，正好《博覽群書》編輯部主任李焱也來信要我就郎顧之爭談談看法。年底，該刊主編常大麟又約寫一篇紀念創刊20周年的文稿。
考慮到這20年正是所謂改革開放的20年，就回信說可以結合郎顧之爭談談改革開放問題。結果至今也沒有寫。原因何在？3日晚間，我就《上海證券報》等約稿事項給肖雪慧回信說：很長時間沒有給國內媒體寫稿了，「主要是考慮最近年把媒體控制比較緊，怕寫得盡興一點文章不便發表，或者給人家招惹麻煩，或者不能盡興。我之所以選擇給海外中文媒體寫稿，就是圖個口沒遮攔，但那些媒體……國內也很難看到……如果條件許可，我還是願意在國內發表文章……兩頭都難免患得患失，這恐怕是我們要長期共同面對的尷尬。」
專斷意志讓人真是活見鬼！
機會難得，盛情難卻。為了尋找話題、素材，我買了一份當天出版的《南方周末》。沒想到，關於兩位副主席的報導就佔去6個版面，真是活見鬼！盡是弘揚主旋律的溢美之詞和哀而不怨的詩教遺風：經濟版是《傳奇榮毅仁》，提要是「輝煌落幕，成就一段不朽的人生。他的一生，上關國家巨變，下系家族榮辱，演繹著經典故事」；文化版是《怨望和願望：巴金身後三事》，提要免了，大約是無要可提。銅板既然花了，就耐著性子讀下去。沒想到，從兩位副主席的生死榮辱背後隱隱約約讀出無處不在的專斷意志，這才真真是活見鬼！這個專斷意志就跟每一個人有關了。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包括我被迫靠撰稿謀生、冒著「裡通外國」的風險將稿件投向海外中文媒體，都跟這個專斷意志有關。從不相干變成相干，行貨也就有了評說寶器的資格和慾望。
「死生由黨，富貴在權。」
俗話說：「死生由命，富貴在天。」1949年10月 1日以後，此話就不靈了，改為「死生由黨，富貴在權。」黨權大於天命，「新舊社會兩重天」，「一生交給黨安排」。此前，兩位副主席有著不同的生命軌跡，巴金是讓很多人崇拜的著名作家，榮毅仁是令人羨慕的闊四少。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活著，即他們都是自己。此後，他們有著相同的生命軌跡，都是有待改造的統戰對象，必須跟黨國榮辱與共：巴金交出了筆墨，榮四少交出了財產。他們都死了，即他們都不再是自己。區別在於，巴金不夠識時務，他的涅槃是消極的、痛苦的：在「文革」中違心地寫了估計有20萬字的檢討書、揭發信，在「新時期」察言觀色、謹小慎微地寫出《隨想錄》並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榮四少則是識時務的商界俊傑，他的涅槃是積極的、快樂的：把商場上的冒險精神、利益交換原則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堤內損失堤外補之類的中國道理相結合，索性來個乾坤大挪移，搭上身家性命、自由和良心，同黨國做成一筆權錢交易大買賣，搖身一變成為紅頂巨商，「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新華社）。
巴金只是一個作家、凡人，難免人性的弱點，不堪黨國的重壓。他良心未泯，知道懺悔，不思進取。黨國要求他成為人民作家，他卻沒有像郭沫若那樣順著打狗棍往上爬，積極充當御用文人，連官方作協會議都懶得參加，政協副主席烏紗帽也是在本人缺席情況下被安排戴上的。他是一個不敢反抗的被強姦者，所以才有「怨望和願望」。在此基礎上，我同意陳思和的說法：「巴金是沒有罪的，他也是受壓迫的一分子」。不必苛求他，也不必替他塗脂抹粉，說什麼「站在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列」。既然明知這個思想解放運動是黨國指定的路線和國策，支持這樣的路線，乃至要站在前列、戰鬥，是惡謚還是美謚？一位巴金研究專家這樣表揚他：「他一直是在被許可的範圍內從事活動……在退兩步進一步中求得生存求得發展」，還要求大家「得學會看文字背後隱晦、曲折的表達」。這只能說明中國學者已經被專制制度醬得頭腦冬烘、思維混亂。退兩步進一步談何發展？憑什麼要大家當索隱派、猜字謎？替巴金的犬儒行為辯護，無非是為自己的犬儒行為尋找合理化借口。一位畫家竟然煽情地說：「巴金就是民族的良心，一想到他就不敢去做壞事。」不敢做壞事就是民族的良心，這個民族也活該被奴役。
榮老闆有黃袍加身的快感
至於榮四少，後來的榮老闆、榮副主席，不僅沒有痛苦，還有黃袍加身的快感。1993年3月，他被安排為副主席後，姪女榮智美說：「我四叔很幸運，他有他的信仰，一個人按照自己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實現，今天他實現了。」原來此公一輩子信仰的就是金錢和權力，至死都沒有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個統戰工具，生死榮辱都取決於黨國領袖的專斷意志。「五反」時，中央有「保護過關」政策，陳毅開導他：「共產黨氣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共產黨是看到你們一批人還有用，歡迎你們來參加」。決定將他劃分為「基本守法戶」。小領袖、小氣魄、釣小魚，大領袖、大氣魄、釣大魚，毛澤東一句「何必這麼小氣」，他就成了「完全守法戶」。後來還被安排為上海副市長。「文革」中，榮老闆食指被打斷，被罰掃廁所。巧遇鄧穎超時，聽到周恩來口信「你還是有前途的」，激動得熱淚盈眶。夫妻倆總算被周大總管保住小命，以至於臨終前兩個月還念叨：我和周總理關係最好，希望中央安排出的紀念畫冊中能有和周總理的合影圖片。
2005年11月5日
──原載《議報》第224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