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之六、民運人士必須注重道德 －－兼談法律和道德的關係
這些年來，社會上一直批評民運士的道德形象，在民運人士內部，以及被認為是民運人士，或接近民運人士，但已經離開民運，或者否認自己是民運人士的人，也批評民運的道德形象。有人甚至把民運說成汙水缸，可見問題的嚴重。民運的道德形象問題，當然有中共的造謠攻擊，但不可否認，不少民運人士的道德，確實存在嚴重的問題，尤其是中共特務及流氓不斷混進民運內部，對民運的道德形象起了極大的壞作用。即使是正派民運人士，在道德方面，也非常需要有較大的提高。
民運人士由於長期為民主、法治而奮鬥，在法制、法治觀念上提高不少，但也造成了另一種錯誤傾向，有些人遇事往往誇大法治的一面，忽視道德的一面。事實上，任何社會，無論是沒有產生法和國家的原始社會，還是法制非常發達健全的現代社會，維護人類社會和人際關係的最基本最廣泛的行動規範，都是道德規範。其次才是各種規章制度。最後才是法律規範。法律制度中的許多東西，如反對偷竊、欺詐之類，也往往是從道德規範中變化而來的。道德規範，對其他規範有概括和指導作用。只講法不講道德的”法家”社會，是一種很可怕的社會。中國歷史上只講法不講道德的”法家”，如商鞅、李斯、趙高、秦始皇之類，雖然也決不可能完全取消道德，但由他們建立的專制制度，已經非常殘暴可怕。
中國的儒家理論，以倫理道德為主幹，以德為治，輕視法治，當然不對，但這種德治，畢竟強調道德，畢竟比法家溫和得多。因而得以長期延續。雖然道德有一種保守的特點，因而儒家顯得保守。但儒家這種溫和的德治，配合不健全的法治，在中國維持了兩千多年。事實上，中國從三皇五帝開始，就強調德治。德治傳統實際上長達四千多年，當我們努力爭取建立和健全法治社會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完全否定道德。事實上，任何社會的行動規範，道德都是基礎，法制則是調節、是控制。
並且，正確的法律一般是肯定優秀的正確的道德，進一步發揚這類道德，法律僅僅否定一些陳腐的道德。但法律否定陳腐道德的情況很少，相反否定陳腐法律的情況卻很多。這是因為道德是在人類活動的廣闊範圍內，長期自發形成的。大量不合適的人為規範，還沒有成為道德，就早已在這個過程中淘汰了。而法律卻往往帶著制訂者的任意性。即使中共一再攻擊的”江湖義氣” ，有這種流氓無產階級的道德，也要比沒任何義氣好。現在民運的共特及流氓，往往不講任何義氣，多少年的朋友，說變臉就變臉，大肆攻擊，大規模圍攻，還反過來說人家不講義氣。
目前中共非常腐敗，道德形象掃地以盡。而民運反對中共，靠的是道義力量，如果中共貪污並且加以包庇，民運人士也貪污，並且加以包庇，那麼，你還有道義力量嗎？去年我多次對西部一些人說，中共還反貪污腐敗，你們卻不敢反貪污腐敗，你們比中共又好在哪里？所以民運特別要樹立與中共截然不同的廉潔奉公、勇於獻身的道德精神。
在這裏，我們必須嚴格區別一個界限，這就是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以民運人士中爭論頗大的XX為例，民運勢盛的時候，她以八九民運領袖的名義來謀自己的私利，現在民運被搞臭的時候，又以否定自己是民運人士，向中共靠攏爭取做生意來謀自己的利益。從法律上說，這都是她的權利，我們必須全力保護她的這種法律權利。正像有人說的那樣，我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維護你表達這種觀點的權利。同樣，我們在這裏可以說，我批評你的道德和錯誤，但我在法律上堅決維護你犯錯誤和不道德的法律權利。只要它們還沒有違犯法律。
事實上，任何人，在法律上，在不違背法律的條件下，他有權選擇做高尚的人，也有權選擇做卑鄙的人，有權執行道德，也有權違反道德，有權堅持正確思想，也有權堅持錯誤思想，堅持錯誤信仰，包括信奉邪教。這裏唯一的先決條件，就是不違反法律，在符合這個條件時，侵犯這種權利，就是侵犯人權。法律是強制性的，最終以國家暴力強制為後盾，你無權採用法律手段，也就是沒有權力採取強制手段，尤其是以暴力為後盾的強制手段。
但在道德上，就是另一會事。道德靠輿論和良心的力量來維持。在道德上，我們有權批評不道德的卑鄙行為，有權批評錯誤思想和邪教。但這種批評，只是在思想和道德輿論的範圍內。以XX為例，她不必為八九民運，為六四，為民主運動負法律責任，任何人無權從法律上強制她。但有人因此認為她不必負任何責任，連道義責任也不必負，這就完全錯了。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都對六四負有道義責任，相反她倒不要負？事實上，天安門領袖，應該負有多得多的道義責任，放棄道義責任就是不道德的行為。你違反道德，就必須受到道德輿論的譴責。民運的道德形象問題，海外民運缺乏是非觀念和道德觀念，不敢主持正義，缺乏正氣，同海外民運人士混淆法律和道德，放棄道德評價和道德批評，有很大關係。
對錯誤思想，錯誤信仰和不道德的行為，在不違背法律的條件下，人們有權作出道德和思想評價，有權進行適當批評，這也是人們的另一種自由，批評的自由。你有選擇卑鄙的法律自由，我也有譴責卑鄙的道德自由。（對正直的人說來，譴責卑鄙，有時甚至是道德責任。）侵犯這種批評自由，同樣也是侵犯人的自由或人權。在這裏，這種批評在法律上的唯一前提，同樣是不違反法律。但它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標準，則要複雜得多。
還有一些朋友，一方面大力批評民運的道德形象，一方面又否認道德的重要性，履行道義責任的重要性，這在邏輯上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既然現在民運內外，大家都感到了民運形象問題的嚴重性，那麼，我們每個民運人士，都應該從我做起，重塑民運的道德形象，重振民運。
最後，順便說一下，道德是從客觀實際中產生的產生的，其中小部分是從自然，思維和技術規則中產生，但大部分，主要地是從不斷產生的大量社會規則中，逐步概括出來的。當我們強調上面這許多的時候，讀者千萬不要把道德當作最本源的東西，不過對這一方面的討論，不是本文的任務。
之七、民運人士要認真學習，提高自身水平
我投入民快三十年了，七九民運以後，形成全國廣泛的民運群體。身在民運中，我深感痛惜的，一是部分民運人士的道德素質太低，二是部分民運人士過分淺薄，過分無知，卻又一天到晚爭出風頭。所以，幾乎從七九年開始，我就一再在強調道德問題的同時，勸告民運朋友不要爭出風頭 ，要埋頭學習，提高水準。
中國的民運，總體水平，不是太高。文革中，我是浙大紅暴的負責人。文革後，七九年至八零年，，浙江紅暴及其它（包括各派別）朋友很關心民運的朋友，他們問我民運的水平如何，我往往如實告訴他們”不理想”，說：”全國民運，水平最高的，第一是浙江，第二是湖南，我們有的朋友稱之為浙江學派。但浙江民運中水平高的負責人，也不過是浙江大紅暴三流水平”。有個別民運朋友知道這個評論，大不服氣。但九一年我從監獄中出來，甚至還讓我大吃一驚，我這個評價仍然被證明是過分樂觀。
浙江紅暴朋友因為從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就秘密或半公開甚至公開地反對林彪、四人幫，不少人為反對毛澤東、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被關、被判刑，而且反對林彪四人幫的思潮不是個別性的，而是一種普遍性的傾向，例如74年半公開地反對王洪文和四人幫。紅暴的主要負責人幾乎都曾經因為反對林彪四人幫被關押。因此他們本能上傾向民運。到八十年代初，浙江紅暴的朋友和浙江民運的朋友就合在一起，兩邊參與的人，幾乎都是我的朋友，合開了一個公司，這個公司一下發展很快。但不久，兩邊的人就產生的矛盾，結果，民運的朋友根本不是紅暴的人的對手。杭州幾個民運朋友說 ，你們浙大紅暴的人太厲害了，民運的人不是對手。民運缺少水平和人才的狀況，確實令人喪氣。有時，民運內部對許多問題認識水平之低，以及各淺薄的奇談怪論，常常令人哭笑不得。而且有的人水平很低，草包一個，仍然要到處挑起衝突，動不動就對他人發起突然襲擊，結果頭破血流，臭不可聞，卻仍然本性不改，弄得人人避之不及，連對他的造謠攻擊，也不予理睬，因為理睬就是有失身份，過分看重抬舉他，反正一般人也不會相信他的謠言。
經過中共對文化的破壞，一般說來，大陸不少人的文化素養，及知識水平，普遍偏低，由於中共長期宣傳馬列主義，大量馬、列、毛的錯誤觀念，不知不覺成為許多人的常識，以致許許多多的人，包括不少民運人士，天天講著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卻自以為早已拋掉了馬克思主義。相反，也有的人只知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不知歷史，以致錯把馬克思早期曾經接受的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觀點，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等人文主義的基本觀點，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許多人，其中還包括一些掛著學者、教授、理論家的牌子的人，其知識之貧乏，思想之混亂，令人震驚。
我非常希望民運的朋友們能正視這些問題，雖然先天的智力水平，是爹娘生的，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後天的知識和智力，卻完全是能夠靠認真學習來彌補的。學習，當然是一種非常艱苦的事，有時，為了搞清一個概念，常常要讀大量的書，要化許多時間，甚至化一年、二年、幾年，來刻苦研究和思考。為了一個詞，常常經年累月進行爭論和討論。唯有艱苦學習，才能拋掉虛浮、淺薄和無知。相反，像郭沫若及一些人那樣，憑小聰明投機取巧，雖然顯赫一時，但卻是非常要不得的。認真學習，提高自己，不要吵吵鬧鬧，爭出風頭，這是我們對那些胸懷大志的民運朋友的一個真誠的希望。
其實，在這一方面，或者在學習和道德兩方面，在我們的民運中，都有許多值得我們仿效的優秀榜樣，例如嚴家其先生，他的廉潔自律，他在學習和研究方面的刻苦和認真，都令人佩服。與嚴先生談話，往往很有幫助，他的學問和見解，往往給人很大啟發。還有方勵之先生，他的為人和專業研究的忘我精神，也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國內那些有民主思想的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像許良英先生、林枚先生、胡績偉先生、王若水先生、丁子霖女士、李慎之先生、李銳先生等等，在人品的正直和研究做學問的態度上，也都是我們的榜樣。我的理論對手高寒先生，由於家庭出身，學歷只到小學水平，但他現在達到的理論水平，沒有幾個民運學者或精英在理論水平上超過他的。我不贊成他的觀點，但推崇他的學習態度。我們一定要向這些優秀的先生學習，而把吵吵鬧鬧，到處挑起事端，攻擊他人的草包，當作反面教材，這也是樹立民運正氣，重塑道德形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之八、私有制不是民主的基礎
我在民主取決於什麼等文章中指出，所有制和經濟對民主沒有決定作用，我只把它們列為有影響和因素之一。但是，一些淺薄的民運人士，卻沒有根據地把私有制視為對民主起決定作用的先決條件和基礎，這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
我們為民主事業而奮鬥，我本人，也許一生都將奉獻給民主事業，這種情況，往往容易把自己為之奮鬥的民主神化。事實上，民主不是神化的、永恆的東西，民主不是萬能的。我相信未來的歷史，人類會創造出超越當代民主和專制的，更先進的制度，至少是比當代民主更先進的民主制度。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經談到過這一點。不過，我們生活在現實社會中，必須立足于現實。例如，立足於大陸的專制現實，就不能空談民主實現以後，才有可能的東西。例如把非暴力、公開、合法，消滅暴力革命等等變成普遍原則，包括把如何處理軍隊、員警等暴力，是否讓它們消亡等等問題，提上議事日程。而在中共專制條件下，空談這些東西，主張馬上實行，只是欺騙人民，幫助中共。這是第一。第二，立足現實，又必須努力爭取實現民主這個未來目標，而不是維護專制現實。第三，我們還必須探討更長遠的未來趨勢及目標。但是，這主要是研究和探討而已。例如，即使我們探討發現比民主制度更先進的制度，從穩妥出發，我也不主張馬上把它付之實行，而主張僅僅把它當作參考，主張行穩妥地把世界上先進的民主制度，先搬到中國，結合中國實際，加以改造。
當那些淺薄的民運人士鼓吹私有制，把私有制當作民主基礎的時候，當他們說保障私有制的時候，恰恰的不是保障民主，而是保障企業主在企業裏面專制，他們恰恰是在講相反的觀點，相反的事情，同時也恰恰雖承認民主不是萬能的這個觀點。可是他們還自以為在宣傳民主。我們主張保障私有財產，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不是為了民主，而是因為私有制有更高的效率，是為了保障有制的效率。而保障私有制，又恰恰是保障了私有企業主在企業內部的專制，恰恰是在經濟領域實行和保障一種專制的社會制度，不過不是狹義的專制即政治專制，而是廣義的私人經濟領域的經濟專制制度。當然實行和保障私有財產，另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用小的、分散的、力量較小的企業專制，來代替中共強大的、全國統一的、政治和經濟合一的大專制，以減少在政治領域實現民主制度的阻力。
當畢生為民主事業的奮鬥的人民，發覺自己不得不承認民主不是萬能的，承認專制有時在效率方面往往高於民主時，當然是非常痛苦的事。然而，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實，民主的意義，不在於本身的高效率，而在於避免專制可能犯錯誤又不能糾正的情況，在於利用人民的監督，來避免官僚因謀私、無能和怠工造成的低效率。它主要是防止負面因素，而不是發揚正面因素。這也是現存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之一，未來更先進的制度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民主不是萬能的，國營經濟，以及那些有工會保障，因而使企業帶有部分民主成分的企業，效率往往很低，往往不如私營小企業。希特勒等專制軍隊的戰鬥力，有時往往高於民主國家的軍隊的戰鬥力，都是例子。當然，像中共的全民、國營和集體經濟，完全是假的公有制，它幾乎是特權專制官僚的共同私產及中共專制政黨的黨產。目前的世界上，有個人的私有制、有社會和個人結合的股份制，有國有經濟，有各種各樣的所有制，但除了空氣、陽光、水等等真正的大公有外，其他真正的公有制卻很少。而國有經濟的性質，則完全取決於國家的性質。如果國家為一黨專制的特權官僚所佔有，那麼，國有經濟也就被這些特權官僚的共同體以國家名義去佔有。
由於經濟領域的專制，為了避免這種專制帶來的弊病，社會也就更強烈地要求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加以制衡，以保障人權、自由、社會公正。這當然也是西方這些私有經濟發達的國家，民眾強烈要求並率先實行民主的影響因素之一，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所以，民主制度是對私有經濟的一種制衡和限制，而不是相反的，以私有經濟為民主的基礎，也就是說，兩者是對立的，而不是互為依靠的。民主國家，往往本能地與私有經濟對立，本能上趨向社會化要求，全民健保，福利國家等等，就是這種傾向的表現。一些領導人討好窮人，譴責富人，以爭取選票，也是這種傾向的表現。所以，為了保證經濟效率，對這種本能傾向，對社會公正和效率之間的關係，必須加以適當調節。如何調節，則完全根據實際需要來決定。
民主不是萬能的。我們建立中國民主制度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一點。嚴家其先生等曾起草過一部聯邦中國的憲法，其中有不少東西很不錯，但其中像採用內閣制等制度，卻並不妥當。我對嚴先生說，內閣制必須以成熟的政黨制度為基礎，政黨制度不成熟，社會分裂比較大的地方，像印度，義大利等等，內閣制的結果都不理想，像中國這樣，經過中共統治，老百姓素質降低，內鬥嚴重，沒有成熟的政黨制度，實行內閣制就會亂套。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未來中國的民主制度下，應該建立權威的政府，而要做到這一點，以實行總統制為好。總統易於集中權威，而不是內閣制那樣，政黨鬥爭不斷，分散權威。吳稼祥先生提出新權威主義的時候，我在獄中，立即寫了文章反對，托人帶出寄給世界經濟導報等部門。但我認為，新權威主義也有其合理的東西：這就是未來中國的民主政府應該是權威的政府，這是中國實際情況的要求。嚴家其先生聽了我的意見後表示贊同，說你的意見把我說服了。
所以，我們主張民主，仇恨專制。但我們一定要防止民主的弱點，有選擇性地吸收專制的某些優點。使之變成實際民主制度的優點。建立兩者有機組合的，適合中國實際的，先進的民主制度。像我過去少數文章樣，中共有可能利用本文的上述觀點，企圖把他們的一黨專制說成民主。那麼，我要重複我從七十年代起一再重複的觀點，這就是當代民主制度的核心點就是多黨政治，是政黨間的競爭，一黨專制決不可能是民主。
之九、如何保證民主制度的效率
專制制度的具體效率，尤其是當其與管理人員的利益緊密相連時，有時往往較高。中共的勞改部門，是最專制的部門之一，用鐐，銬，電警棍及各種刑罰強迫勞改犯勞動，其勞動效率，有時讓外人感到震驚。我曾經在江蘇瀝陽及鎮江勞改，那裏的勞動效率，往往是社會上同類設備同類勞動效率的好幾倍甚至十來倍。外面一天生產幾十個，勞改隊往往是幾百個。有幾次外面工廠工人去參觀，聽到一天的定額，馬上驚呼，”啊！我們一星期也生產不了這麼多！”所以這些社會上虧本的產品，勞改隊卻不虧本，往往出口國外與海外競爭。
我剛到勞改隊時，就在外貿組，後來到鎮江，搞漂染，經過我的手開出的外貿染色處方，就不知有多少。所以當中共提出一切以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為標準時，我諷刺說，這樣事情就簡單了，只要把全國變成大勞改營就行了，很快生產和經濟就發展了！但專制制度的總體效率，由於專制領導人的主觀任意性，往往使具體效率互相抵消甚至成為負數。例如1958年沖天幹勁的大躍進，還有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卻是大破壞。如何實行民主制度，如何保證民主制度的效率，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這裏，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上海和浙江的民運朋友，大約四、五個人，決定在上海合開一個飯店。大家都是搞民運的，信奉民主，又都自以為瞭解民主真諦，決定把飯店當作民主的試點，實行民主制度。於是，大家選舉，決定由一個原飯店老闆，這次飯店投資中出資又最高的人當總經理。於是飯店歡歡喜喜地開張了。 可是開張不久，矛盾就來了。總經理按開飯店的慣例，進行管理。對員工下達命令，分配工作。有顧客來吃飯，為了吸引顧客，有時就決定給顧客送一、二個菜，或其他什麼優惠。其他人見了，就說他違反了民主原則，獨斷專行，象送菜這樣的事，也不與大家商量。搞得總經理很為難，說他開飯店就這樣管理的，什麼事都大家商量，沒辦法管理。他反過來說別人不懂管理。結果，雙方矛盾鬧得頗大，最後飯店只好關門，原來很要好的朋友鬧得不歡而散。
這個例子說明，民運朋友們並不真正懂得民主真諦，不懂得什麼時候該用民主、什麼時候必須使用權威甚至”專制”。飯店的倒閉也說明，即使一個很小的企業，如果什麼事都要民主討論、投票表決，那麼企業也是辦不成的。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事無大小，都要十三億人投票決定，那麼就什麼也做不成了。十三億人，即使僅僅涉及公共事務的事，每年很可能超過幾千萬件、幾億件，甚至更多，也不可能投票表決。
那麼，如何解決民主制度的效率問題呢？其實，西方經過民主的長期運作，已經有很多很有效的辦法，就大的說來，就是直接民主制和各種各樣的間接民主制的結合。民主制度，從它在古希臘產生的時候起，幾乎就同時形成了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形式。公民大會的表決，是直接民主制。元老院的代議制和執政官的行政，就是間接民主。
就西方目前的情況說來，主要有以下一些：
1、政府的產生，總統，議會等等，由直接民主、公民投票選舉產生。
2、非常重大的問題，也實行直接民主，由公民投票決定。
3、對政府，實行全民的輿論的和法律監督，議會也對政府行政進行監督。
4、立法權和對行政權的日常監督權，授於議會，以間接民主制方式進行。政府必須服從議會所立的法律。以上各條是民主的保證，是保證人民意志原則上得到執行的措施。
5、但是政府的行政權，卻授于行政長官如總統等，由行政長官以權威的、自上而下的”專制”形式來執行。
6、為了保證這種行政權的順利行使，內閣成員由行政長官遴選，但接受議會監督，須由議會批准。
7、為了保證行政權得到更好地、專業化地執行，實行公務員制度。按行政專業需要招聘。因此，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原則時，說一切公職人員由選舉產生，事實上可能並不合適。但目前對公務員的監督，應該予以適度加強，以保證行政效率，顯然還是必要的。
美國政府日常公務效率之低下，曾使我非常震驚。在這裏，行政權以權威的，不受重大干擾地以從上而下的”專制”方式執行，非常重要。是保證行政效率的重要因素。各種行政法規的頒佈，使公務員能夠按行政法規及法律處理日常問題，也是行政效率的重要保證。 而議會和行政長官由選民選舉產生，接受選民委託，則是民主制度的根本所在，是使行政長官和議會符合選民意志的根本保證。全民監督及議會監督，重大問題的議會監督或公民投票，則是防止行政長官背叛民意的重要保證。目前股份企業實行的董事會及總經理制度，仿效的就是這種民主制度。不過其投票權不是屬於平等的個人，而是屬於平等的股份。
之十、對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初步意見
本來，我一直想重新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它經濟學著作，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及經濟理論作一個全面的批判，一方面，吸收馬克思及前人的理論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糾正其根本錯誤，從而建立我們自己的價值理論體系及經濟學理論。而且，除價值理論外，其他經濟理論也必須根本改造。但一則，打工謀生占去了絕大部分時間，餘下的時間又得從事民運及其它活動，很難抽出時間；二則，從國內出來後，有關理論書刊全留在大陸，手頭甚至連一本馬克思的書也沒有，這幾年批判馬列主義、毛澤東的文章，全憑記憶來寫。而要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等地方去，路又太遠，幾乎完全沒有時間。此外，意識、思維科學、社會規範學、社會組織學、文化科學、教育科學及其它科學，更需要做大量開創性工作。因此，在這裏，只好先講一點初步意見，供有關研究經濟理論的朋友們作參考。
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錯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同樣存在非常嚴重的原則錯誤。然而，一種理論是否有重要意義，是否在人類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並不取決於其正確與否，正確的東西，如果很淺薄，那就幾乎沒有意義，1＋1＝2，在它產生的時候，也許是一個很偉大的很有意義的思想。但到現在，如果一個人只能重複1＋1＝2這樣的東西，那麼，他的思想就很淺薄，就幾乎沒有意義，在人類思想史上當然沒有任何地位。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雖然其中包含原則的根本的錯誤，但因為其研究的空前深度，因為其理論的深刻性，卻是他對人類的最大的，可以說是很偉大的貢獻。馬克思以自己的錯誤，以自己的工作，為後人走向正確、走向更高的境界，鋪了相當長的道路。
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錯誤，首先是由於其經濟唯物主義產生的。在我們看來，現代生產力，是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是現代人依靠現代科學技術創造出來的。它首先是精神性的，知識和智力性的。（人的生產力，有體力性的，有技能性的，有知識智力性的。）物化的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也是智力、體力和技能的物化，是物化的能力，而不是客觀物質。現代生產力的物化，主要是知識和智力的物化。
舉例說來，以工業革命為代表的近代生產力，以牛頓力學為基礎。英國和歐洲的革命及思想解放運動，為牛頓力學的產生掃清了道路。牛頓力學產生於英國革命幾十年年之後，是英國革命和歐洲思想解放運動、即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出的絢麗花朵。而沒有牛頓力學，就沒有近代生產力。因此，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完全不同，是科學技術創造近代現代生產力，不是近代現代生產力創造科學技術。有原子彈的理論，才能造出原子彈，有電腦理論，才能造出電腦，這是當代的常識。
但是，純科學，包括純科學的牛頓力學，還不是直接的生產力，純科學只有變成專業科學、應用科學，然後再進一步變成技術，才能進而轉化為生產力。這個過程，從牛頓力學到工業革命，大約化了一百年時間。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完全違背歷史的。
至於現代生產力，尤其是以電腦為代表的人類智力和思維的擴展和變革，更是一種生產力的，主要是智力生產力方面的全新的革命，更是由現代人依靠現代科學技術創造出來的。過去的生產力變革，不過是人手的延長，而現代電腦、電腦網路，則是人腦的擴大和眼睛耳朵的延長。
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是民主主義者，接受了大量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思想，包括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思想，但他們很快轉向實踐唯物主義和經濟唯物主義。之後，就開始拋棄甚至不斷批判人文主義思想。現在有的人把馬克思接受的人文主義思想當作馬克思的創造，完全不懂歷史。但到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等等文章中，他們卻又發現他們的經濟唯物主義不適用於原始社會，認識到經濟唯物主義的個別局部錯誤，但他們卻用兩種生產等盡力調和矛盾，堅持實踐唯物主義和經濟唯物主義的錯誤。恩格斯的晚年，說勞動創造人，勞動創造世界，這比他們物質生產力創造和決定人類社會的觀點，是進了一步，但仍然沒有脫出自己錯誤理論的範圍。事實上，生物科學說明，人是由自然界創造出來的，勞動是由自然界發展的人創造出來的，人又通過勞動，創造了物質生產力（而不是創造世界）。
因此，按我們的觀點，人的自身發展程度，人的智力、知識的發展程度，在當代，主要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決定生產力的質的方面；而人的社會發展程度與自然資源一起，決定生產力的量的方面。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建立起來的價值理論，原則上包含以下錯誤：
一、馬克思以其一貫的經濟唯物主義，只重視和計算物質勞動，主要以體力為主的勞動，只承認它們創造價值，不承認管理及其它勞動的極其重要的意義，甚至把運輸等勞動排除在價值之外。實際上，現實的價值，必須包括上述所有勞動。例如，沒有運輸，人類創造出來的產品，就不能消費，就只是潛在的產品，潛在的價值，只有經過運輸，並且經過商品交換送到消費者手中，才能成為現實的產品及現實的價值。尤其是馬克思輕視管理勞動的觀點，在現代社會中更是錯誤的；
二、即使把所有這些勞動都計入價值，價值理論也是不完全的。因為現代生產力和現代產品中包含著現代科學，現代技術，也必須包含在價值之中。只有現代科學和技術對生產者完全公開，並且為生產者平等地掌握之後，人們才可以平等地減去這一因素。把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擴展到除科學技術外的前述所有勞動，才可以近似地以這些勞動來計算價值。因此這種擴大了的價值理論，是否成立，是有嚴格的先決條件的，並且是近似的。
三、科學技術的價值，象馬克思講到的藝術一樣，是很難用價值理論來衡量的，並且是複雜得多的過程。我們不要把一切商業化、價值化，不僅不要把人的生產包括生育、扶育和教育完全商業化、價值化，也不要把科學技術的生產和藝術生產全部商業化、價值化。企圖把一切商業化、價值化，是經濟異化的社會，即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特點。但一切商業化價值化的社會，人成為自己的創造物商業和價值的奴隸，其實是很可怕的社會。如果一切都商業化，在那種社會，象希特勒那樣虐殺殘疾人，在理論上也是合理的。
人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計算科技及藝術的成本。科學，主要是技術，有時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商業化，但千萬不要把一切商業化。尤其是純科學，對人類的貢獻，難以估量。可是，這種意義巨大的純科學，比一般的科技意義大得多的純科學，卻無法或很難商業化、價值化。如果用短視的商業眼光來看純科學，那麼，純科學就將受到極大的摧殘。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人類和一切有力量的國家，應該化很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來發展純科學，即基礎科學。
四、即使按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價值也只與勞動的量有關，與勞動的質無關。與生產力的質更加無關。因此，體力勞動只擴展產品的量，包括物質生產力的量，它不會創造生產力的質，不會創造出新的生產力。新的生產力，生產力的質，現代生產力，是由現代人用科學技術創造出來的。因此，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是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的知識份子，不是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即使按馬克思的價值理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也是錯誤的。至於人的精神產品和精神生產力，包括智力生產力，以及其他非物質的生產力，則更加是由父母，教師，學生，科學家，工程師，作家，知識份子創造出來的，與體力勞動更加無關。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是完全錯誤的。
五、馬克思價值理論的價值計算，在技術上無法操作。這種理論只有純理論的意義。實際上許多地方是不合理的。其中包括馬克思的整個價值計算體系，頗不合理，更加缺乏實際操作的可行性。為了技術化、合理化，必須應該結合現代會計和統計學，進行改造。
十一 、 再談民主與效率問題
在民主問題上，筆者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認為民主制度必然會取代專制制度，否則，就不會在七十年代初，抱著準備坐牢殺頭的決心，為民主制度呼籲。但同時，筆者也不是一個盲目的樂觀主義者，筆者認為，只要人類還沒有創造出一個高效率的、遠超過專制或威權制度效率的民主制度，那麼，我們就決不能說，民主制度已經最終地戰勝了專制制度。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研究日本和東亞發展的模式，在獄中寫過文章，指出這種模式的經濟發展速度超過西方民主制度，並指出它的原因及這種模式的根本特點是：1、東亞家長制（溫和專制）式的社會和諧；2、建立在這種社會和諧基礎上的威權主義的政治和社會管理模式。
當時的文章並指出，在中國大陸，家長制式的社會和諧已不復存在，威權制度已失去存在依據，並不再對社會起進步作用。這些觀點，後來又在批判新權威主義的信和文章中多次重申。當時的文章當然也談到東亞模式對教育的重視等等，不過，這不屬於上述根本特點。同時，在當時的文章中，我也指出，這種模式的重大弱點，是缺乏創造性。家長制及威權制度，都是扼殺創造性的。日本的創造能力，和它的國力及模仿能力就非常不相稱。而人類的發展，包括經濟及生產力的發展，最根本的就是靠人的創造性。
事實上，不僅威權制度，而且所有的專制制度，如果建立在人民的盲目的或自覺的服從上，它的效率都是非常高的。如果專制者是聰明、開明、理智的，那麼其效率就將會令人震驚。德國在希特勒上臺後創造的經濟奇跡，共產黨國家在戰後的建國初期，只要不頭腦發昏，其效率、速度，常常令人驚奇。但是，一旦專制者頭腦發昏，其破壞效率也常常是驚人的，五八年到五九年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幾乎把中共建政後的建設成果及至前人留下來的一些成果，全部破壞了。並且造成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數千萬人的死亡。
專制之所以能做到這點，是由於可以犧牲人、人的福利和自由，來實現這種高效率。並且可以集中全社會的力量，目標一個方向前進。而民主制度卻做不到這點，民主制度必須允許人民捍衛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人權，自由和幸福，並且允許不同力量的存在，僅管這些目標不同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會互相抵消。我八十年代批評中共的基本路線及生產力標準時，開玩笑說，只要把全國變成勞改大隊，中共的經濟就很快發展了。
不過，中共也沒有能力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勞改隊。儘管中共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一部分，以致人們把大陸稱為大監獄，大勞改隊。但真正變為一個大勞改隊，卻是不可能的。這是由於人民的本能反抗，而一旦人民的反抗強度抵消了專制制度企圖集中力量，面向一個方向的努力，那麼，專制制度的效率就將立刻落後于民主制度。所以，凡是人民不再盲目和自覺服從的地方，其社會矛盾的尖銳和各種弊端的叢生，往往令人震驚，其效率，也往往就被抵消了。而這時，民主制度又有創造性的優勢。這種創造性，與民主制度雖然不太高，但較多正向作用正向前進的效率相結合，對專制制度就佔有絕大的優勢。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研究民主制度在效率方面的如何全面超越專制制度的問題。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人，保障人權、自由、幸福和人的創造性，但這同時，也是與專制制度不同的，制約民主制度效率的因素。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是我們的重大研究課題。不過，其中有二點，可以肯定是民主制度可以賴以提高效率的，並且是對專制制度的決定性優勢，這就是：1、民主制度下，人的創造性。民主制度所保護的人的標新立異的權利。2、人們對民主制度的理性的熱情，自覺和獻身精神。
2001年6月9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