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發布時間：2005-1-27 8:36:59
本來不想現在就說，但一位朋友的議論激起了我的表達衝動，難免一吐為快。
這位朋友對我說：“怎麼樣？鬧不起來吧？至少北京人現在大多不關心這種事，大學生更甭提，只管心自己、頂多加上小‘傍肩’（──北京土話，意指性伴侶）的事。”
實際上，這也是一些比較客觀冷靜的觀察者事先的推測。
但對所謂“鬧起來”及其各種可能後果的期待卻並不相同，甚至截然對立。因此，出自不同需要或動機的希望和失望發人深思。
人們希望或期待什麼，本身就有一種自我暗示的作用；而暗示影響態度，態度會左右行動；而不同行動的相互作用則構成有效歷史……等等等等。
（一）
本月17日上午，一位學者朋友從大洋彼岸打來越洋電話，主要是關心我的處境，也問到我對時局的看法。
每逢“敏感”時刻，即使相距千里萬里，許多朋友未雨綢繆的關切真令人感動！
朋友們深知我心無芥蒂、口無遮攔的“老天真”個性，說不定什麼時候會像風波那年一樣“晴天霹靂”，突然間闖出他們預料不到、而且無法挽救的大禍來。
我對心理矯正略有涉獵，當講師時也開過講座。照書上的說法，我這也算“社會適應不良”，嚴重的就有變態危險。
當時我還不知道當天早上七點零一分發生的事，對方也沒提。但還是談了個把小時。
反正那邊打國際長途的費用據說比咱們國內長途的價錢還便宜──有關壟斷部門可真是自甘弱勢，這方面就不提與國際接軌了。不過也許有別的原因，我缺乏研究，打住。
於是，雙方無所顧忌地談了許多“敏感問題”。
有些敏感字眼足以讓通話情境很快加入一個無形、匿名的旁聽並錄音的朋友。聽得出對方對我們這邊處境很理解──這邊還不是可以有什麼說什麼、想怎麼說就能怎麼說的“自由世界”。
不受制約的、無所不在的、被特定的少數人掌控的國家權力橫行無忌的陰影，隨時隨地會出現在任何一個關注這個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不安分守己”者的眼前或者心上。而據說這就叫“代表先進文化”！
我說沒什麼，都是中國人，咱議論中國問題，用不著迴避自己的同胞──即使他另有一套看法或者根本無所謂看法。
問及某君病危的事，我說人都有這一天，但他是歷史關鍵人物之一，在這個關鍵時刻離開，成為一個事件的中心人物，甚至有可能引發一連串事件，也是很自然的事。
當局需要實際上的壓制性的“和諧社會”話語，正好凸顯出他們心頭揮之不去、對幾乎失控的種種激烈社會衝突的焦慮感。
極權或全能政治主體與自由市場交易主體的思維特徵有的正好相反。後者往往是有什麼吆喝什麼，以便出售什麼，所以“廣而告之”；前者卻相反，缺什麼吆喝什麼，以便通過心理暗示、催眠等意識操縱技術，人為地製造出虛幻的什麼，所以宣傳即遮蔽、蒙蔽，至少是迴避。
看他們現在虎視眈眈、如臨大敵的架勢，就知道首先是他們自己打心眼裡就從來不相信什麼“和諧社會”的說教。特權勢力凌駕於社會之上就意味著無所不在地與社會對立！基本社會結構如此，社會怎麼可能和諧？！
他們自己不相信還要喋喋不休，意在如何，不言而喻。
因此，我說各種力量的博弈和短兵相接的較量不可避免；但請注意：這是比喻，肯定打不起來──不管是何種意義上的“打”。
與“四五”或“四加二加四”（原諒我這麼荒唐──筆者）那兩次面臨的形勢不一樣。人心思變，人心可變，人心在變；不變的反民主頑固分子越來越孤立，不會有多少自覺的追隨者；而在互聯網時代，即使像風波時那樣蒙蔽視聽於一時也不再可能。
非常遺憾，許多人沒有敏感到社會信息主體互動方式的這一根本性、革命性的大變動對歷史運動基本模式的決定性影響，這可是最關鍵視域的關鍵盲區！
想一想人類社會信息主體互動方式前兩次革命──從口頭互動等現場互動到文字互動、其它抽象符號互動等“抽象系統”全息互動──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不可逆的歷史後果，就可以知道筆者此言不虛。
意識創新和價值創新能力歸根到底將“決定”文化力量對比關係，而一切極權政體存在的前提恰恰是扼殺和窒息這兩方面創新的任何可能性──極權意識形態及其衍生物對社會無所不包的操縱、監視和控制就意味著這種“文化自殺”。
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恰恰是自稱“代表”或者可能“代表”什麼“先進文化”的極權政治勢力，在其影響所及範圍內，一直在推進這種“文化自殺”。
然而，內在的、永恆的“天行健”、生生不已恰恰是文化構成的基本動力特徵。
甘於或可能終於“自殺”身死的文化主體，通常畢竟只是文明演變過程中的特例或者異數──尤其像中華文明這樣已經被歷史證明再生能力最強的文明體系的整體性自殺，至少現在不可想像。
因此，即將滅亡的只能是自己不願意好好活著、也不願讓別人好好活的自稱“代表”（亦即完全徹底控制）或者可能“代表”什麼“先進文化”的極權政治勢力，而不是中國文化。
由此推論，我更多的議論集中在文化再生的理論層面，尤其是我最近對國民信仰狀態及其文化再生意義的研究進展上。
這位朋友既是愛因斯坦的同行、又是心儀愛因斯坦的“純粹”學者。他說他現在的信仰跟愛因斯坦一樣。我對此讚許，但不無保留。
信仰畢竟主要是哲學領域或者神學領域研究的問題，而愛因斯坦畢竟主要是在科學領域活動，其信仰追求達到的哲學或者神學意義上的清晰性、確定性大概遠遜於同時代哲學領域或者神學領域的一些大師。
缺乏某種體系的一貫性和完整性，也是他的信仰境界難免的一種局限。
現代社會條件下，個人尤其不可能全知全能。就感應和思維方式而言，此長則彼短，此長則彼消也是絕對不可能超越的個體信息存在方式的局限。
個體信息加工空間的有限性、大腦活體存在的有限性以及與此相對應的長時元認知結構核心再生周期的有限性，都客觀上規定了個體文化創造能力的相對性和局限性。
毛澤東自以為無所不能的“紅太陽”心態恰恰是一種趨於極端的現代文化蒙昧心態──亦即某種現代邪教教主意義上的政治大獨裁者心態。
毛自我感覺良好的瘋話臆想俯拾皆是，盡管如同一切瘋狂狀態都有其某種無可替代的獨特價值一樣，毛的東西有時不是絕對沒有某種天才的閃光，但總體上的極權信仰體系、極權意識形態體系的特徵決定了他的一套對文明演進只有破壞性，而沒有建設性。
希特勒的某種意義的軍事政治天才，難道誰能否定嗎？同時，說他的極權信仰體系和相應的政權體系對人類文明具有根本上的破壞性也不可能被否定。
前天（1月24日、星期一）下午，我要查找中共黨史研究前沿的若干問題的資料，比如陳雲研究，今夏恰逢陳雲先生百年誕辰。
照慣例，我先到王府井或西單圖書大廈，因為這裡是出版前沿信息薈萃之地，網上沒有的，這裡也會有。國圖不行，新鮮的不可能有什麼，也太遠，一大堆繁瑣手續令人怯步。
最好的辦法是跑毛家灣，但人際交往的“交際成本”太大，光時間就耗不起，大多數學術會議我都不去，因為大多都是“有領導”的。這學術探討，一領導準變味兒，湊熱鬧或者拉關係、造聲勢、甚至“注意力經濟”的意思多，還不如私下電話上侃無拘無束，更直截了當，更有實質性。
很順利。有關陳列集中有序，很快就瀏覽了一遍。有本匯總陳雲研究論文的書真有用，但定價太高，等等再說吧。也許別處有打折的。又瀏覽了一陣子別的，眼睛看累了就出去走走吧。
（二）
不知不覺，外面早已華燈璀璨。
冷風撲面，忽然想到有個現在舉世矚目的地方就在附近，也應該去去。於是就溜達著找這個地方。結果方向錯了，轉了一大圈又轉回王府井大街。找個人問問吧，但對象可得物色好，要不碰釘子事小，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可真麻煩。
正好，聽到停放一大片自行車的某處，有一男子正對一位老者眉飛色舞地神聊，說的是某健在大師級名伶的風流韻事，其惟妙惟肖、生動傳神好像他就是把人家正在起伏不已“高峰體驗”狀態的赤條條一對摁在床上的那個第一“捉奸”者。可見此君不會拒絕別人旁聽。於是我就湊了過去。
此君更來勁了，前仰後合的模擬動作和各種含義微妙的手勢也用上了。趁他唾沫稍歇抹嘴、而且不經意瞄了我一眼的大好時機，我畢恭畢敬地問道，可知道富強胡同在哪兒？
兩位立馬都無言，像打量什麼危險動物一樣看著我。
不用說，是等我主動交待去那個是非之地的動機。我只得進入角色，進入劇場情境──無惡意的逢場作戲。
我說我有位外地老鄉來北京，這兩天住在我家，今天他說一定要去那個胡同看看，他認識那家有的人，我勸也沒用。可是中午離開前，說好回來吃晚飯，但這麼晚還沒回來，我得去找找他。
“神聊”（暫定名，因為我始終沒有問他尊姓大名，以便彼此對話無所顧忌）問我是哪裡人。我說了。他忽然親熱地介紹站在他對面的“默老”（也是暫定名，因為他年紀大，而且始終只聽不說）：“哎呀，你們還是老鄉呀！”
“默老”還“默”著，只是矜持地點點頭。
“我在你們那兒插過隊，在××鐵路局幹了六七年（或者更多，我記不住數字，老毛病了──筆者）。”
“神聊”又問我年紀，我回答了，他自我介紹說：“我是51年生的，差不多。”
又問我幹什麼的，我說搞研究的。
問我在哪，研究什麼。我說跟中科院某所一位副研合作，研究與大腦結構有關的項目。
他說他跟電子所某人很熟，等等。
然後就詳細告訴我富強胡同怎麼走，離老捨紀念館多遠等。
說完了，他就“時事開講”，暢談與那個胡同有關的問題。
“你那個老鄉也是多事，去哪不行，偏去那個地方！共產黨他媽的什麼事做不出來！武警都真槍實彈一級戰備了，汽車都發動好了等在那兒；國民黨反攻大陸了？美國人又到了鴨綠江邊兒了？都不是吧？養那麼多武警想對付誰，他還不知道？大傻帽一個……”
我衝著“神聊”君的滿嘴酒氣（想像的，最近我感冒，嗅覺失靈）解釋說自己對這類事不感興趣，但老鄉既然認識那家有的人，打過交道，想去表示表示也是人之常情。
“表示什麼？他上台就行？共產黨都一個德性！看看這些商店，哪個是一般老百姓敢進的？過去也就是排排隊，但敢進。把國家都弄成什麼樣子了，還成天什麼‘小康’‘大米’瞎掰活，他們一伙早他媽的‘大康’、‘巨大康’了……”
有些針對現在台上的有的領導人的指名道姓的話還難聽，而且具體傳聞難以核實──比如牽涉到家庭成員財產登記，考慮到 “承受能力”問題，就免了。咱們的領導人就喜歡別人把他們當小孩子哄。沒辦法。
我道謝了，就一路溜達過去了。
“神聊”君好像是就住附近的，但消息不太靈通。實際上，那位名人去世後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19日，前去吊唁的人就能自由出進了；此前也不是一律不讓進胡同，當地的居民當然不可能限制，就是吊唁者，也是只要說出認識那家的誰誰誰，也就準入。
而那家的幾個孩子，當年別說，即使現在，有的在某個圈子的知名度也很高、社交面很廣；比如原來負責過長城飯店、後來是業內赫赫有名的嘉年華拍賣行老總的一位女士就是如此。所以，真想進去的還是不難進去的，不像以前查得那麼嚴。
但一般想去吊唁、或者因為好奇想進去看看的，一看戒備森嚴的陣勢，加上由於信息封鎖──官方嚴控的傳媒一律只發過那麼一條小消息，然後就裝聾作啞；於是除了境外電台的聽眾空前增加外，各種流言蜚語一時紛至沓來，使缺乏獨立信息來源及其分析能力的一般人，難免生出一系列想像或自我暗示。
“神聊”君的情況大抵就是如此，但也不僅僅如此。任何自我投射都有其文化心理髮生機制，一介草民“神聊”君的“厭共”、“怨共”乃至某種“反共”心理也不會例外。這裡不可能深入探討，就此點到為止。
（三）
靠近富強胡同口的狀況沒有什麼出人意外的，停著幾輛亮著頂燈的警車，有一輛剛駛過。便衣一看就能看出來，該部署的地兒都部署了，大約隱蔽處還有待命的，這也很正常。
我先溜彎兒似地在富強胡同口對面的人行道上走過一遍，只見胡同口聚著幾個身穿軍棉大衣的大漢，紮堆閑聊什麼。胡同裡也有類似的一堆。
除了這些負有特殊使命的同胞之外，暗淡的街燈光暈下，口外、口裡空無一人；剛好，連風也早停了，揚起的灰塵也沒有。
空氣總是不無某種混濁、氤氳，北京城區難得一見的當空一輪皓月高懸蒼穹，孤零零地注視著這冷漠、而且虛無縹緲般閃閃爍爍的一切。
與咱們負有特殊使命的同胞打交道，我也算老油子了。
王丹還在國內、但沒有二次入監的那陣子，有位外地遠道而來的朋友一定要見王丹一面，我請他考慮是否真有必要，他說必要。那我就只好“捨命陪君子”，拍拍胸脯打保票，說是一定讓他走一趟“平安裡”。實際王丹家在新街口西某胡同，這裡是幽默。
到了胡同口，地形什麼都觀察好了，幾套應對方案成竹在胸，於是進入劇場情境。
我們買了些蔬菜、水果之類提著，而且嘴裡還嚼著老油條。然後大搖大擺、目不斜視地徑直走向王丹家那個單元的樓梯口。我事先已經囑咐那位老兄，進入敏感地區時守口如瓶，最好憋著連屁也別放一個。因為此君系浙江人，喜歡喝紹興老酒和大嚼大吞話梅魚片之類的零食，放出屁來也是外地氣味，萬一有關方面部署了氣味探測分析儀器，那不就麻煩了！
還好，暢通無阻地到達王丹家那層樓的上一層，往下看看有關人員還都各就其位，沒有人跟上來，就向下返回，走到王丹家門口敲門。很快就開門了，是王丹媽媽開的門。老人家顯然不認識我們，以為我們是有關人員，就開著門問我們有什麼事情，我說我是王丹的朋友。
這時王丹從裡屋出來（記得當時他好像正在寫什麼），握住我的手寒暄。
1993 年底，我出獄不久、應朋友之邀進京時，曾作為客人與另一位也是剛出獄的前高自聯某常委──秦城時曾經一個號裡待過，而且一審出庭時合戴過一副手銬的難友，一起住在魏京生的一位同學家裡。有回這位女主人宴請賓客，魏京生、王丹等都來了，於是與王丹有過一面之緣，他當然認識我。在秦城時我對他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盡管手裡還有別人轉贈我的有王丹題詞簽名的一本英漢對照英國名詩100首。
王丹媽媽很客氣地斟茶請坐，我們謝過但沒坐下，而是進裡屋看王丹的藏書，一邊閑。聊了一會兒。我倆始終擔心有竊聽裝置，不可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剛好王丹接國際長途，那邊通話的肯定是位熱情洋溢的年輕人，滔滔不絕；而這邊王丹則冷一些，只是應對著，好像沒有說什麼實質性的內容。
我乘機催同來的朋友離開，顯然久留不宜。他聽我的，於是告辭。
我記得那次我送給王丹《哈維爾自傳》──也許是《瓦文薩自傳》或者兩者都有，對人類記憶的可靠性必須時時抱懷疑與審視的態度。
一想起中共有的法官主要憑來歷可疑的（比如通過逼供、誘供）有的證人的回憶，就界定什麼法律事實，甚至判人死刑，我的頭皮就不禁發麻！
這類假法律名義的愚昧、輕率或瘋狂何等可怕！
他們可是在以國家的名義這麼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一天這種厄運說不定會突然降臨在誰的頭上……
記得哪次我還送了我在獄中時幾首詩作的抄本。有一首致愛因斯坦的，特意托他轉交許良英老先生，因為他說他常去拜會許老。
還好，一切正常。我們順利地出了胡同口，就近進了一家小吃店，看看午飯時有什麼吃的。
不一會兒，忽然坐在一個角落抽煙的幾位男子一起衝出飯店，直奔停在路邊的一輛轎車，緊急發動後飛馳而去。
後來才知道，實際上還可以看成個大孩子的王丹又搞了一個惡作劇“尋開心”。
說起當年被中共有關當局當成“要犯”通緝、逮捕“歸案”的大學生領袖們的“大孩子”做派，作為年長他們許多的同監難友，當時就嗟嘆不已。
秦城犯人的生活待遇，尤其是伙食比有些外地監獄差得多，因為自己不搞生產，還有管理很嚴。大學生們正是年輕力壯、飯量大，而且活潑好動的年紀，半飢半飽的動物一樣被關在大鐵籠子裡，向來就有“饞監餓牢”之說的“鐵窗風味”可想而知。在那種情況下，對有的刑事犯為計較一小塊咸蘿蔔乾，打的頭破血流之類的事，也就見怪不怪了。
但即使如此惡劣的環境，小青年淘氣的天性還是無法壓制住。每逢調換監號，他們刻在牆上的×大俠到此一遊之類的留言與隱隱約約的文革犯人留字的新痕舊跡一樣引起我濃厚的興趣。
因為粉刷過幾層，也因為閑得無聊，有時盯著牆壁仔細辨認要半個多小時。但監規森嚴，不能說破自己在幹什麼。
有個牢頭還真以為我因為“壓力太大”而“神經”了，結果報告管教後叫我談話。
管教據說受過高等教育，有空常找我探討犯罪心理學，而且向來對良心犯另眼看待，能放一碼就放一碼。我老實交待了自己的動機，還說有一處好像有“姚文元”的字跡，他笑了起來，說清監時他也瞅瞅稀罕，支持我“考古發掘”，只是說要注意影響；於是後來沒事。
監所規則之一就是不准大聲喧嘩。可是聽說學生樓那邊曾經有時全體合唱，甚至“大義凜然”高唱《國際歌》，軟硬不吃，弄得獄政當局束手無策。
其他搗亂花樣還多得很。後來只好拆散他們，分別關到別處。
我當時問一位熟悉世界歷史的年紀較大的難友，哪個民主國家這麼對待過“娃娃”“鬧事”（我學著鄧小平先生說明白話時的口氣，而且用四川口音）？對方苦笑著說：“咱們領導人盡搞些突破‘吉尼斯’紀錄的荒唐事，可偏偏大權在握，而且周圍圍著一幫超級馬屁精。”
小王丹這回“搗亂”的方式是：旁若無人地走出胡同口，大概忽然奔上事先約好路過這裡的一輛什麼汽車疾馳而去，於是發生上述“好萊塢動作大片”一幕。
（四）
不久拜會許良英老先生一幕，沒有這麼“好玩兒”，但同樣令人難忘。
那時許老家也享受跟王丹一樣的“國家級”待遇。朋友帶來了許老家鄉──浙江台州父老的問候和一點土特產，講了當地引起官民衝突的某事件及其各方面的反應。
許老畢竟年紀大了，又長期案牘勞形，步履稍顯蹣跚，中氣似乎略有不足；且學者生涯使然，言談謹慎，語調從容徐緩。
朋友吹了我一通。許老問起我近況，我如實回答因為判刑就“雙開”（黨籍、公職都開除，三十多年工齡一風吹了），現在還沒有工作。
許老拿來一個紙袋，裡面裝有大約二三百德國馬克，要我收下。
我解釋說老婆有工作，親友也已經都有所接濟，還是給那些更困難的人好。
許老堅持給我，要我在一張單子上籤名。
我只好從命，並表示會把德國朋友的關心，關心到最需要關心的地方。
後來這些錢一分為二，一半托朋友花到浙江那邊他熟悉的處境困難的良心犯難友身上，另一半我給山西的難友。
不知為何，據說山西當局有關方面平時嚴打殺人往往嚴上加嚴，當時對風波後被捕的良心犯特狠，判得都很重，獄中待遇也很苛刻。
相比之下，浙江似乎好一點。比如因為美籍華裔人士吳弘達冒險錄過相而出名的、筆者呆過的四監管理就頗為規範，對犯人的文化學習抓得不錯也是事實。
我是山西人──紅臉關公的老鄉，連歐洲人都熟悉的《趙氏孤兒》的故事就發生在我們那一帶的大山裡。
我父親生前是很受鄉親們歡迎的業餘說書人。直到七十多歲，《說岳全傳》講起來還有聲有色，根本不用提詞兒什麼的。
外祖父是清末民初當地最負盛名的教書先生之一，母親一家的傳統文化教養可想而知。
老外喜歡京劇臉譜，民間傳統文化就興忠奸分明，所謂“正邪自古同冰炭”，搗漿糊詭辯沒市場。曹操就是白臉，當年紅色大文豪郭沫若先生給他塗上了幾筆紅油彩，關公後人、山西老鄉就直搖頭，說不像不像。
簡單化？“只有那□面疙澇澇，還有山藥蛋”；倒上醋就大嚼大饜，複雜得起來嗎？
再說“老西兒”的摳門、和“鑿”──認死理兒，過去是全國有名的，要不怎麼會有晉商一脈？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為嘛被老蔣看上把國民政府的財政大權交給他？老蔣還不就是看上咱“老西兒”的摳門、和“鑿”──認死理兒？
不過也有文縐縐的說法：“燕趙自古多慷慨豪傑之士”，家鄉當年是《東郭先生》上的趙簡子的地盤。
我1989年7月13日被捕第二天，有關部門為了上電視宣揚“平暴”，興師動眾重新拍攝“捉拿”所謂中央點名的“要犯”的“光輝歷程”。
於是乎軍警荷槍實彈護衛，好幾輛警車魚貫而行，大街兩旁觀者摩肩接踵、重足瞠目，盛況空前。
我也乘機拿捏姿勢，來了個“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的出色表演，大有“高大全”蓋過李玉和的樣板戲勁頭。
不過實話實說當時只是帶了手銬，沒帶腳鐐；而且負責帶路“捉拿”我的一位片警老弟（後來這位喜歡讀馬列的公安，成了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竟然異想天開，跟我大哥商量如何“捉放曹”，要放跑我；但被我大哥及時勸阻，說北京已經來人帶我，老三（我在弟兄中排行第三）不會怎麼的，他還捨命救過戒嚴部隊一個少校呢，別把事情鬧大了。
火車一路下坡馳出娘子關，回頭最後一瞥車窗外故鄉的綠水青山。
可是，想站起來起不來，一隻胳膊被銬在臨窗小餐桌上，好像還是軟臥，很高級。
負責押解我的兩位是北京市局一處還是二處的刑警，很負責，也講政策，午餐要的葷素齊全，盡讓著我先用。
飯後，一位更年輕的找一群他剛才認識的年輕女演員說笑去了。留下的一位文質彬彬，跟我海闊天空聊了一陣子。
當然也說到對我的事情的看法，看來他已經看了些材料。
他說他大學出來幹這行，但老實說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最近寫論文，內容是跟國際刑警組織有關的。
他納悶我為何對政治那麼投入，還語帶雙關地問：“怎麼你這個中央黨校的高材生也反黨？”
我沒更多解釋。只是說他弄錯了，我只是函授畢業，不是在校生。
他說你好像還當過狀元，我說哪裡，是那屆浙江全省學員論文競賽，我獲唯一的特等獎，其他獎共四十名。後來到中央，只得了三等獎，但浙江那次在中央一級獲獎的就我一個。
類似這種套詞、“顯擺”，我也是有私心的，希望他至少在關押的具體措施上有所關照。
但一到北京就沒用了。先到北京站“船板”派出所受審，戒嚴部隊小戰士負責關押。特狠，肆無忌彈；幸虧我說出自己當兵時部隊的番號、首長等，而且說了我救軍人的事，才免遭皮肉之苦。
其它被捕者幾乎無一例外被打的皮開肉綻、慘不忍睹。
記得我們衛戍區部隊在良鄉看犯人時，出現這種情況，違紀者及其負有領導責任者，肯定都得受大處分。“不虐待俘虜”向來是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絕對不得逾越的軍紀。
我當兵十幾年，初期、中期都是不苟言笑的林總主持軍委。林彪治軍還是有一套的，哪像喜歡打牌的鄧公主持軍委時全軍經商，腐蝕性極大，結果有的進京戒嚴部隊就那麼明目張膽向平民開槍，而且日常生活不無鬆鬆垮垮、胡作非為，影響極壞！
各級政法口的問題比軍隊嚴重的多。軍隊畢竟還有老紅軍傳統壓陣。後來我被關押的炮局胡同看守所，的確是有組織、制度化的“威虎山”“座山雕”土匪“管理”模式──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厲行種種酷刑，真成了摧殘、虐待在押人員的活地獄！
說起那些驚心動魄、光怪陸離來就話長了。以後有空再聊。記得後來我曾經口佔二截，以記被捕和移押感受：
嚴陣合圍氣勢雄，無非所向一書生。
誇誇空論纖纖筆，鉗口何須動刀兵！
京華北望蔽彤雲，雨過燕南不解腥！
水復山重人此去，九州急難卻鄉情。
戀鄉之情，人皆有之。兒不嫌娘醜，但也用不著遮醜、護醜。
山西不少地方現在風氣壞多了，老輩的人都說從來沒見過的賴、刁、陰、奸、滑、狠、壞，以及假、冒、偽、劣、醜都有了，而且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可是全國哪兒風氣不壞？台灣？──可是那裡從來不是共產黨的天下呀……
不過說句公道話，現代化的確要出現許多“從來沒見過的”；有一利，自有一弊；“從來沒見過的”的電視、電話、手機等進了城鄉許許多多的普通人家，不也是現代化、市場經濟的功勞嗎？
筆者的偉大的同行，墨西哥已故詩人和思想家帕斯說的“詛咒的現代化”，在中國這個有著五千年獨立文化傳統的文明體核心國家大抵也帶有某種歷史宿命的性質。什麼“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是早就念叨膩歪了的老調子，但人們還是常常恨恨不已、罵罵咧咧：有汽車的罵公路，住新房的罵裝修，討飯吃的罵保安，考研究的罵教授，當小官的罵大官，當大官的罵民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能罵、敢罵、會罵（適宜地、負責地公民式地自由宣洩）難道不也是現代化的一種社會自由境界嗎？
不通人情、不懂人性，滿腦子“形而上”死教條，遇到“形而下”的真問題就搗漿糊、犯迷糊，分數線過不去就夢遊北大──“一塌糊塗（一塔湖圖）”；沒帶鑰匙進南開──門都難開；開不了竅的瀉黃蛋──滿腦子“復旦”；武大郎辦“武大”、孫二娘宰電大……等等是關係到現在大陸許多文憑武憑樣樣不缺、就缺德缺才缺水平的居上位者、執權柄者“出身不好”“先天性殘廢”的大問題。
在汗牛充棟的西方法哲學著作中，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的《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可是本不可不讀的經典著作。
“博氏本人對法律的性質和作用的哲學思考，構成了本書的核心。其中，他對法律的秩序成份和正義成份做了詳盡而深刻的闡述，並在此基礎上對法律與權力、行政、道德、習慣等其它社會控制力量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哲學上的分析，最後還對法治的利弊予以了評價。”
的確，“這部法哲學著作的價值不在於它的面面俱到，而在於它能引起讀者認真而嚴肅的思考。”
上面這些話是此書的中譯本序言上的話，譯者鄧正來可是大陸稀有的正而八經高水平的學者。原在中國社科院，後來到吉林大學去了，筆者說其此事，真為社科院可惜。
有朋友不贊成我的看法，神秘兮兮地問我知道不知道魯迅真名叫什麼，我說當然知道
他說“樹人”翻過來看是“人樹”，學者作家等都是第十三屬相──屬“人樹”的。站得住腳、紮得下根的地兒，“人樹”不會挪窩……
我恍然大悟，我說可不，不少科研機關的領導把研究人員當手下的辦事員、技術員──也就是貫徹某種行政意圖的“螺絲釘”，用不順就扔到一邊，連研究經費也拿不到，不如大學老師還能講課“掙工分”……
扯遠了，還是“說書”。
現在的大小官官都興動輒“說法”，好像他們最懂“法”！
其實他們最扯淡！天津人講話：懂嘛？
把法律技術化是技術官僚法學思維的根本性愚昧之處。
不懂本體、主體，把法律僅僅看成他們隨心所欲控制社會的工具，是這些重量級“文盲”（“文化盲”）“法盲”（法治觀念、法學思維“盲”）對法哲學根本沒入門的價值愚昧特徵。
這些人腦子裡的“以人為本”是以作為極權控制“螺絲釘”的“社會機器人”為本。沒轍，你跟幼兒園小把戲討論微積分，還不真不如“對牛彈琴”──聽說牛聽音樂能夠多產牛奶……
算了，也還是“點到為止”吧。
父老鄉親說起山西官商勾結的腐敗、尤其是省城太原的烏煙瘴氣，無不咬牙切齒；下層早已不是“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的求告心態，而知識界的輿論似乎也有激進如贊成“夫民今而後得其反之也”的（孟子《樑惠王下》），意思是如果老百姓今天才有報復的機會，就應該報復。
前幾年曾經轟動一時的某農民因為堅持上訪揭發腐敗被各級官僚機關置之不理、處境惡化，因而喪失理智連殺十幾人，然後從容伏法赴死的惡性暴力犯罪案件，發生在山西決不是偶然的。
腐敗不敗，礦難未已的社會結構性的特權勢力反對黨內外民主改革的深層問題至今為當局刻意迴避（前不久山西省一位主要領導在央視空談通過所謂“明確產權”解決礦難的“新思路”就是這方面最新證據之一），雖然可能因為暫時的經濟增長勢頭（比如煤炭供不應求）掩蓋矛盾於一時，但如此兩極急劇分化地“發展”下去，社會衝突“火山爆發”無非是“過了初一，過不了十五”的事情。
盡管越窮的地方，吃皇糧的知識人士（如公辦教師、其他“國家幹部”）相對社會地位越高，自己的社會“存在”越需要“穩□壓倒一切”。但知識分子的精神超越性或理想主義不是一點不起作用。再說山西一些地方是抗日民主根據地，革命民主傳統畢竟還多少在起作用。上年紀的老百姓動輒拿當年的八路軍如何如何說事，腐敗和社會不公格外刺激民心。
於是不少老百姓對他們認為“篡黨奪權”、“紅皮白心”的“假共產黨”巴望有“今而後得其反之”的一天。有時我一回去，就有人圍上來問我：“怎麼樣？北京有沒有人領頭？你們還等什麼？早就該造狗日的假共產黨的反！”等等。
1993年冬，一位風波時入獄的山西某高校青年教師在獄中已經瞎了一隻眼睛，還有一位生命垂危。我買了些過年慰問的東西送給前面說的一位的夫人，說明錢不是我的，是馬克思的老鄉捐的，這位在大學教英語的女士感慨不已，中共可是號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啊！
那次是我迄今唯一一次拜訪許良英先生。許先生的道德文章，我是早就仰慕不已，尤其是他的愛因斯坦研究，正如他的高足弟子仲維光所評論的，與國外的同類研究相比決不遜色，而且有所超越。
說到我在獄中的詩作，他說他不大懂寫詩的事。但說到我有一首是致愛因斯坦的，他馬上就要看，我說已經托人轉交了。他從書桌上拿起一本封面已經翻的破損的《愛因斯坦文集》遞給我，一邊介紹書的內容。我翻看了目錄，然後放在旁邊茶几上。
許先生可能有所誤會，過來取回書，解釋說這本有批注，是他必須保留的。我趕忙說我會從外面找到的，不是要借這本。
學者一般不會輕易借書給別人，別人一般也別開這個口。圈子裡的這個不成文規矩我還是懂得的。
那次印象比較深的，還有他對一些活躍人物（指已經出獄或者沒進去過的異見人士）的大體評價。記得他強調知識分子要多動腦、動筆，不要光動腿，跑來跑去。還強調沒有言論自由，什麼也無從談起，不要做華而不實的事。
老話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像許良英、李慎之、李銳、何家棟等等類似的黨內外一批民主老人的遠見卓識和高風亮節，的確是後輩的寶貴精神資源。
傳統是“傳”才可能“統”的。有的罵倒一切民主前輩，以為自己加上身邊的小圈子就能“開天闢地”的“自由主義”“鬥士”，實在孩子氣的可悲而且可怕（其中有人的背景十分可疑，為打進中共而刻意表現的比紅還“紅”的當年國民黨特務一套，現在中共有關人員也常常效仿，只是笨得多，也更加恬不知恥，其表現形同翻雲覆雨的政治小丑，常常交手幾個回合就能被多少有眼力的人識破）。
古訓雲“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中共將來如果滅亡就會滅亡在這兩條上。
居上位者“無容”而貪欲，才疏而顏厚，缺德而虛驕……等等“獸化”人格變態不一而足。
而且靠強權招搖熒屏或其它可能出鏡、露臉的公共空間，常常引起下面一片奚落乃至詛咒，而其中有人的“自我感覺”還美滋滋、飄飄然（不禁令人想起當年他們的異國前輩齊奧塞斯庫夫婦）！
大概所謂見了黃河也不死心的反動“路線”使然，冥頑至此，不亡何待！
如果取代者比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民就吃你這一套？肯定不會，不會。
我們永遠紀念剛辭世的這位中共老總的理由之一也在於此。中共裡面有各種人，反對中共的也有各種人。好人就是好人。好壞不是因為歷史安排給他的地位在哪兒。
（五）
剛才回顧了一番如何如何與咱們負有特殊使命的同胞打交道，如何如何變成錚光瓦亮的政治老油子過程中的幾件事，細節難免有不當之處，而且很可能因某種自我欣賞心態而無形中自我美化或拔高。好在不才無意角逐任何評獎，也不是要打官司。諸君就姑且聽之吧。
話說前天晚上“踩點兒”之後，就思謀進那個神秘的胡同看看。但時間太晚了（已經22點多），且這麼久無一人出進，而且明擺著警戒森嚴。人家會懷疑你既然不是這裡的居民，這麼晚進去肯定“別有用心”。
但來都來了試試運氣總可以吧。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我順手理了一下顯得亂草一樣的鬢髮，扶了一下平光黑邊眼鏡，盡可能像個斯斯文文的學者模樣，大大方方走上前去對一位剛才別人都聽他在講什麼事的、也穿棉軍大衣的大個子發問道：
“請問，這裡是富強胡同嗎？”
湊在一堆說話的四五個人全部轉過身來看我。
“你有什麼事嗎？”
“趙××家是在裡面嗎？”
“趙××”這三個字顯然使他們立刻緊張起來，離我稍遠的兩位下意識地前進了一步，形成了一種半圓形的合圍態勢。
“你要做什麼？”
“我有個老鄉從外地來，下午就到這裡來了，說他過去見過趙××（您看，我又升級了，剛才還對“神聊”君說這位虛擬老鄉僅僅認識趙家人呢……），這次碰上事了，要來看看。”
“裡面沒人了。”
“他說最晚下午七八點回去，晚飯在我家吃，但都十點多了還沒回去，他又沒帶手機，一直聯繫不上，所以我來找找。”
“裡面沒人了。”
“不會有事吧？”
他們好像立即明白我的意思了，氣氛一下子輕鬆起來。
“來這裡看看不會有事……不會…不會…”
好幾個人同時回答我。
“他大概已經回去了，也許正走在路上，裡面早就沒什麼人了。”
這是那位首先回我話的大個子說的。
我只好道謝，轉身離開，向燈市口十字路口走去。
走了不遠，一位後面走來的女士超過我時回頭看了我一眼。
我下意識地以為有跟蹤的，因為那次拜會許良英先生離開時就帶上了“尾巴”，幸虧我們發覺了，就沒有直接回住處，繞來繞去，終於確定甩掉了，才上一個小飯館吃了一頓飯，然後回住處。
幾天後發覺我的床舖下幾件東西被人翻過，原因不明，但肯定與那次被跟蹤無關。
老跟一些“敏感”人士接觸，遇到點小麻煩也在預料之中，讓他去吧。
不過這位女士肯定不是“帶任務”的，我一直盯著她遠去的身影──那走路扭扭搭搭的鬆垮樣子也不像受過訓練的。是我神經過敏。
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的人們很難理解極權社會中人們對無法無天的國家權力的無時沒有、無所不在的種種恐懼──除非你甘願“莫談國是”、做政治奴隸。
（六）
走到十字路口，多年搞新聞的積習難改，總想多搞點現場調查。見北邊燈光朦朧的一飯店門口，一大約十五六歲的女孩亭亭玉立，剛關上手機，好像在等什麼人。
我上前問她幾點了，她看了看手表，然後悅耳動聽的京片子響起來，告訴了我時間。我乘機問她可知道富強胡同在哪兒？她矜持地搖搖頭，蠻可愛地對我嫣然一笑。
我還不死心，說你是北京人怎麼會不知道趙××家就在附近？她更是一臉茫然地搖頭，似乎奇怪我怎麼會這麼說。
沿王府井大街向南又走了一段，一位滿口河南口音的三輪車夫迎上來拉客，來者大約三十多歲。
我順便問他可知道趙××家在哪？他搖頭。
我知道他的河南老家有人設了靈堂，就說還是你們老鄉呀！他感到莫名其妙。
正好有人招呼要車，他匆匆離我而去。
接近子夜的王府井大街，更加顯得空曠。偶爾只有剛打烊、穿著一樣色彩鮮亮然而式樣呆板的工作服的年輕女服務員們成群結隊說笑著走過。
周恩來去世、胡耀邦追悼引起的那兩次的大風大浪種種激情文化政治場面眾所周知，後一次自己還是小有影響的局中人。
而1997年春鄧小平去世後第五天，24日傍晚，我和一些北京市民站在永定路口一帶大街兩旁等待八寶山辦完鄧公後事的車隊返回的場面還恍若昨日，歷歷在目。
靠近301醫院的這段路是人們聚集最多的地方，其他地方人不多，有的還是空著的。
難怪車隊駛過後，有位男子故意大聲說：“比周總理那時來的人少多了。”面向圍觀群眾站立的一位公安人員轉頭瞪了他一眼，他邊走開邊挑舋似地嚷嚷：“就是少多了！少多了！”
但圍觀的大多數人一直沉默著，而且警戒也顯然比周、胡後事那兩次緊張、森嚴得多。
被阻攔在交叉路口處幾十米內的汽車，公安人員都要上前提醒司機必須滅火就是一例。
從當局視角看，這種戒備的確很有必要。此前個把小時，我在五孔橋附近某工人住宅小區內的一個小吃店吃飯時，就聽見附近一桌幾位邊喝二鍋頭，便議論時局。
有個說要買鞭炮放，還說要到長安街撒傳單。
另外一個挖苦說“你小子就會背後罵皇帝，白天在廠裡看電視還裝著哭喪著臉”；
另一個說也不能光怨老鄧，也許後邊這一撥頭兒，還不如老鄧能辦事……等等。
那位說是要撒傳單的立刻反駁說：“辦事？辦什麼事？──壞事！你翻什麼白眼？89年辦得不是大壞事？我們親戚的獨生子就死在那次……”
在永定路口等待時，站在我旁邊的一對兒看似知識分子的中年夫婦的小聲議論，給我印象很深。
話很多，但顯然是由衷之言。
大意是比較毛、鄧兩位去世時的局勢。
女的說還是鄧安排的好，看來不會出什麼大事。
男的說毛的想法也不是都沒道理，但不實在，尤其是整人不得人心。
女的呼應說，可不，原先出身不好的處處小心都不行……旁邊有位看上去像他們同事的女士提醒：“平反冤案可是胡耀邦的功勞，老鄧還不是把他打下去了。”
那對夫婦說人都有缺點，但現在日子跟過去沒法比，辦年貨不憑票你不能否認吧……三人的議論有分歧，但心平氣和，總的還是說好。
當時我本來打算寫篇民間對鄧的不同評價的分析文章，提綱都列好了，考慮到根本通不過審查，只好作罷。
第三代控制傳媒的最大毛病就是做秀、弄假、報喜不報憂、糊弄老百姓。其實也是他們太缺乏自信，不懂文化、沒有自己的真正信仰和理論的深層的自卑情結使然，所以色厲內荏，時有過敏反應，自己拆自己的台。
天下安危系於一身，一人離去，地球就好像要立馬停轉的毛時代的全能政治社會氣氛的確變態。但如果人民都變成馬克思說過的普魯士臣民那樣，不是只管私人生活，就是什麼也不信，對政權的異己感總是揮之不去，這種兩極震盪心態對民族復興決非好事。
民主國家公民對政治人物的不同認同，對不同公共選擇的關注和積極參與總是民心向上、民氣蓬勃的好事。
像現在這樣，許多普通人私下恨恨不已，但懾於暴政淫威，只能皆“莫敢言，道路以目”（路上遇見相互以眼神示意，對“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的“不讓人說話”的暴政敢怒不敢言），似乎憑借高壓一時偏安，但社會不滿、乃至社會仇恨等非理性反彈力量日益積聚、蓄勢待發，其後患可想而知。
當局如果因為一般老百姓，尤其對被個人享樂自我中心主義腐蝕到了只斤斤計較自己眼前利害、其它事情一概沒興趣的病態獨生子女青少年文化非但不驚醒，反而為了避免風波局面重現而刻意縱容，那麼就意味著為了權力集團一時的利益，犧牲民族精神的發展前途。這是不折不扣的嚴重歷史性罪惡！
現在社會健康轉型的希望之光似乎可以說關鍵在中共的黨內民主，而且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實際上客觀看待民眾赴京上訪、乃至通過聚集等非常規方式向當局請願等情況，其中不是有他們至少對中央領導並沒有完全絕望嗎？
即使真的許多民眾熱衷於用各種形式表達他們對他們認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前中共總書記的懷念和敬意，還不意味著他們對這位總書記代表的中共前途的不同於目前領導層視角的另一種選擇，抱有某種嚮往和期待嗎？
這不正表明人民多少還是期待中共可能領導中國的民主化轉型的嗎？況且目前的領導層不也正處在選擇的關鍵關節點或臨界點上嗎？
民心、黨心、軍心如此思變，正是深化改革開放求之不得、取之不竭的歷史變遷的寶貴動力資源。
難道領導人就只能“一棵樹上吊死”或者“活人硬叫尿憋死”──不能換個思路面對問題、換個范式重振旗鼓、換一種心態走向未來，別開生面、另創新局；不是死者支配生者，而是生者選擇或弘揚死者……等等等等。
我不久前發表文章論述“沒有解不開的政治死結，只有垂死的政治力量”，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馬克思向來主張尊重人民群眾的歷史首創精神。在下雖然區區一介布衣，且才微識淺，然向來篤信中國人世代相傳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位卑未敢忘憂國”、 “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等等等等古訓，因此不揣淺陋，對中共如何走出目前的僵局、如何解開前人結下的政治死結，略陳一孔之見，聊供決策者參考。
不妨大膽設想中共“抓大放小”：亦即決策層果斷拋棄不同利益集團意義上的派別私見、私爭，撂置無關宏旨的細枝末節之爭，一心一意為黨的政治前途考慮，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立即著手啟動黨內決策和基本領導體制的改革，在做好各方面準備的情況下，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充分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所謂“做好各方面準備”牽扯面深廣，容當後議）。
直截了當說，這是因為種種原因，十六大沒有能夠解決全黨新時期進步和團結的起碼基礎──在堅持共產主義核心價值和民主傳統的前提下，實現思想和組織上的現代性重建意義上的歷史轉折。十六大有點像十一大，只能具有某種過渡性，而不可能成為根本上承前啟後、開創前所未有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新局的標誌性會議。
籌備和主導十六大者無德無才、當然也就無膽無識擔當如此大任。會前會上會後搞了多少擺不上桌面的小動作、小把戲！搗鬼有術，也有效，但不可能以搗鬼成大事──魯迅師字字一針見血的名言，現在聽來尤其振聾發聵！
你們那兩下子，不行就是不行，開動自己掌控的傳媒，對自己的人民搞疲勞轟炸之類的“心理戰”，立意就大錯特錯，遑論效果！
權威不可能虛擬，歷史不可能化妝！
主其事者以為“功成身退”、自己已經神機妙算、安排妥帖，就可以雖不在位而操縱在位力量互動大局，不僅安享尊榮，而且親信附庸力量既得利益有增無減、皆大歡喜，等等等等；現在看來很可能成為一枕黃粱！
於是合乎邏輯的選擇就只能是“另起爐灶”，亦即適當時機再開一次大會（不一定非得是提前召開十七大）。
除目前的代表中仍被新的一輪黨員普選認可的外，還可通過黨的基層組織對各種政改綱領的充分討論和辯論，並選舉相應的新的代表參加上級黨代會，直到逐級普選出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至於具體選舉技術性問題（比如比例代表制等），有關專家不難解決。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不一定能一步到位就全面完成關鍵性的改革，具體辦法完全可以集思廣益，筆者不是這方面的專家，說著說著說到這裡了，就斗膽點評一下中央港澳辦某位領導人教訓香港立法會時說的大凡“共產黨自己的事”，似乎黨外毋庸置喙的屁話。
這位大人的說法實在強詞奪理，不合邏輯。中共一直是執政黨，黨內的大政方針、重要人事問題，舉凡牽扯到執政問題的，黨外人士有所參與和表示，怎麼不可以？！香港同胞這麼做才是真正的“愛黨愛國”！你究竟愛什麼，你自己清楚！
當然，話說回來，任何重大問題、根本性問題上的全國性的對話溝通都有個過程、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否則對話變成對抗、甚至對打、對殺的，史有前例，無一不血淋淋，不贅。
我看，對話各方至少要保證“只動口不動手”，如果理屈詞窮，就耐性聽別人說，服從真理。當然也可在遵守憲政規矩的前提下保留並繼續傳播己見。
執政者負有保障基本社會有序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於非常時期可能發生的社會嚴重失控防患於未然是好事、不是壞事。只有以陰暗心理覬覦權柄、窺視江山社稷的極權余孽、政治陰謀分子或者文明破壞團伙才唯恐天下不大亂。
但民情民意被高壓既久，一旦得以宣洩，難免不無越軌。“無規矩不成方圓”。越軌就矯正，必要的強制不可無，但強制大多數就必然陷入暴政。
這個分寸的拿捏就看在位者政治智商和手腕如何。
中共精英許多人久經歷練，治國治黨人才濟濟，真正實行黨內民主，何憂無源源不斷、層出不窮的脫穎而出者？在上者如果慧眼獨具、開誠布公、周公吐脯、肚裡不僅能撐船，而且能開汽車、過飛機，何憂不會得道多助、應者雲集、反側自消、天下歸心？！
黨國俱進，友邦稱善，民心大順，前途光明；等等等等──那麼個人進退何足掛齒，甚至一己一家寵辱安危，也可在所不惜！所謂“成功何必在個人”？！
國人真民主、假民主、大民主、小民主、沒民主、反民主……樣樣式式都歷練過，且講道理、識分寸、顧大局，總而言之王道仁政治國理想、乃至中國特色的紳士風度 ──所謂“溫良恭儉讓”君子美德（西方叫做“公民美德”），盡管歷盡浩劫，然余韻裊裊、薪盡火傳、至今微言大義、一脈相承者大有人在。
從台灣同胞創造的民主化經驗看，一般來說無節制的街頭政治弊多利少，不要只顧一味煽情，多一些“圓桌政治”的說理說法、你來我去，哪怕唇槍舌劍，高揚社會共享價值，高揚求大同存小異的公共理性結構化巫；等等等等，應當說是更好的民主選擇。
這裡就有個深化民主信仰的普世性問題：比如相信人類智力邏輯結構和“人性之端”、“初始一念”意義上的良知良能等物種精神的天然統一性；相信這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物種天然統一性具有至高無上的本體價值，永遠是人類大通（不是“大同”）的本體前提；相信適當的文化創造或主體性歷史建構可能促成某種程度的和而不同的人性“大通”境界的實現……等等等等，值此信息時代、全球自由民主一體化趨勢日益加強的新時代，都是既很有必要、又完全可能的事情。
信仰乃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大本。連起碼的生命信仰和民主信仰都沒有，就在那裡迷信暴力、權力、官力、財力、物力意義上的“實力”，無視社會精神價值才是最寶貴的主體性價值，執政者就難免陷入種種“唯物”、“唯我”，甚至動物化的、唯一時一己貪欲的不顧一切的滿足的世界末日文化自殺心態，那麼你不完蛋，叫歷史完蛋，叫全人類完蛋？！
古訓雲“理失求諸野”，此言不虛。只需執政者眼睛向下、脊柱稍彎──別老像模特兒表演那麼高視闊步或者迷你碎步、自作多情，因自我感覺狀態太亢奮而“目空一切”，那麼民間父老鄉親的政治美德就無所不見。
就說你們這十幾年幾乎只顧某些先富階層和中心城市錦上添花，對城鄉廣大底層的民苦民瘼無暇旁鶩，使他們吃了多少苦頭、受了多少委屈，有的甚至弄到衣食無著、家破人亡（勞駕你們放下臭架子，也微服私訪一回“上訪村”）……等等等等，但老百姓怎麼著你們了？學塔利班還是皈依拉登邪教去了？
民間向來有“餓死不盜竊，屈死不告官”的說法。除了沉淪九泉的無數含恨自盡的冤魂外，尚在陽世的“屈死鬼”們，還不萬般無奈、萬念俱灰時才“鋌而走險”──其實大多頂多就是毀家告狀、風餐露宿、求告討飯，像藏族虔誠信佛的同胞一樣，千里萬里，一步一拜，進京上訪，希望黨中央能給他們做主，還個公道、甚至僅僅能夠討個說法就會千恩萬謝！
中共領導諸君：要是你們自己或者你們的至愛至親，落到如此地步，可能會怎麼想？這味道我年大六可是親自嘗過的！
1978年春，我逃出非法拘禁，換裝繞道，避開可能的追捕，日夜兼行到達北京時，一下火車就直奔天安門廣場。
面對高高飄揚的國旗，大白天我也不怕人笑話，立正敬禮，心潮澎湃。心裡默念：對黨對國，我忠心可昭日月，黨中央、華主席，千萬千萬可要為我做主呀……
那時咱覺悟不高，還迷信個人崇拜那一套。再說華主席是咱老鄉，那曲《敬愛的華主席》的山西調調聽起來多舒坦、多上心……
歷盡艱險，甚至捨命進京上訪的父老鄉親，對中共、首先是對中共中央寄託了多大的信任和期待啊！世界上哪裡去找這樣通情達理、忍辱負重的好百姓、好人民啊！
可是你們年復一年巧言令色、“天橋把式”、拿憲法當白條──“服務承諾天天講，代表話語振耳聾；只是換湯不換藥，特權不放要穩□！”
……讓我怎麼再說你們這些高高在上者──失語，憤然，喟然，默然……
文章扯得太遠了，頭緒也太多，越到後面越一言難盡，已經中間稍有間隙、幾乎連續寫了兩天一宿了，暫時就到這裡吧。
2005年1月26日星期三1時55分至1月27日星期四8時8分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