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田葉整理)剛才陳先生的話引起我的一些感想。我也是屬於沒有加入共產黨，也就沒法有退出共產黨的光榮感。（眾笑）我從我的家庭來講，深受共產黨多年的迫害吧，到現在為止，通過我的家庭，我覺得中國人真是很可憐的。（他們）沒有象陳度先生的這種信心，這種勇氣，能夠脫離共產黨。
從我的家庭來講， 我的父親就是右派。當時讓知識分子講真話的時候，他說了什麼呢？他說了共產黨有些幹部，他用了杜甫的一句詩說的，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當時這句話就被認為非常反動。你竟說共產黨的幹部好吃喝玩樂，老百姓水深火熱？！他實際上是看到這個事實。他說出這句話，那簡直不得了了。 他本來在中央廳農業部工作，結果就鬥他， 就給他定成右派了。當時他說我沒有這個意思，既然是黨要求我提意見，我就希望黨的幹部作風是廉潔的，我沒有任何反黨的意思。可還是被定成了右派。
我在家排行是老小，（他們）就把我的姐姐們叫去，說你的父親非常頑固，他要是承認反黨，我們可以不對他進行批判。 可是我的父親說了，「我沒有反黨，我就是希望這個黨好，希望我們國家好」。就這樣給定成了右派。然後就給遣返到老家河北淶水。當時在那個環境下，人有時候，有些中官員的真是壞極了。其實怎麼死的，也是給迫害死的。我父親有一付皮絨大衣，那個村幹部就想貪這個財， 就把那個屋子裡的煤爐子給燜上了，整個屋子裡全是煤氣，就給燜死了，這樣死的。
我的公公也是個右派，而且還是雙料的。他原來是國民黨員，是輔仁大學畢業的。後來是共產黨河北省黨政的負責人。所以我一想，就說陳先生真是神的幫助，能夠逃出去。他就沒想到，他覺的好像我沒有做過不好的事。其實呢，我公公的父親就很有遠見，他們家非常有錢，在滿清的時候是一個大的鹽商，家象小故宮似的，三宮六院。 我先生的爺爺看到共產黨的來勢不對，他把所有的家產全變賣了，變賣了以後都買了書，就用牛車一車一車的把書拉到了江西省的白麓書院。都貢獻給國家了。把錢買了書，都貢獻給國家了。後來解放的是時候也是給鬥死了，因為大地主嘛，給鬥死了。所以我的公公等於出身是地主，你又是一個國民黨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給定為歷史反革命。然後又是右派。我的公公是非常正直的人，也是在農村幹過，就給遣返回家，也是給鬥死了。其實是給逼瘋了，就這樣死去了。
所以我就講我的這個身世，我為什麼感到很悲哀的。我確實感覺到，通過九評特別認識到共產黨的邪惡，它邪惡在什麼地方，它毒害人的思想，緊箍著人的思想。連我的先生在內，他雖然受了這麼多的苦，這麼多的害。他其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挨鬥的，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挨鬥的，後來共產黨給了他點恩惠，就讓他入黨了。入黨了以後，他就把過去的這些東西全忘了。共產黨邪就邪在這，它就讓你忘記事實，不讓你想信事實，還讓你對它感恩戴德，就得說它好。我先生現在思想還轉變不過來。他說﹕「你要反共產黨，那共產黨可是多少人頭換來的中國。那中國和共產黨可是劃等號的」。他這個人是很老實的一個知識分子，但思想被共產黨緊箍著。他其實代表了很大一個階層對共產黨的看法，對共產黨的理解。
我們怎麼能夠解救中國人？我也是做大紀元工作的。有個廣告客戶打電話來，聊起來了，問大紀元登不登大陸的消息。後來談得很有意思，我說登大陸的消息，我們這份報紙實際上是講真話的，有些（別人）不敢報道的東西，我們確實是能把真實的情況報導出來。我們就談起來了大陸這些貪污腐化的現象，他說你們能把這些情況報道出來太好了。然後談到共產黨，他對共產黨特別有感覺。他開始想探聽我的口氣，就說共產黨上邊還可以，中層就不行了，到下邊就更壞了。我說那你可能是不太瞭解它的真實情況，上層就是很腐敗了。他聽我這麼一說，他說我們呢，「能不能回去救救中國，那中國太危險了，老百姓生活在這種情況下，那今後怎麼辦？我們想一想，是不是幾乎要產生一個孫中山了？」說著說著他非常激動。今天來前他又給我打電話來聊。
所以我就想，還有這麼一大部分人，對中國的現狀，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的成績，還有剛才有人也談到中國當前這些所有的東西為誰服務的問題。中國的老百姓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等同起來，我們怎樣通過我們在海外的力量，讓老百姓明白這個關係。把中國從這種枷索中解救出來。讓邪靈不能在這麼多善良的人身上附體。我是提出這麼個想法，當然大紀紀元要發揮他的報紙的威力，咱們在座的有知之士，也能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看能不能起到一個帶頭作用，把咱們中華民族這些優秀的東西繼承起來，把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邪惡揭露出來。我們今後真是要讓中國成為一個新的中國。
註：顧月心老人一生投身教育，曾多次被評為「優秀教師」
(根據在波士頓「告別中共」研討會上的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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