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8日訊】專制制度創造了中國絕大多數的歷史政權，又毀滅了它們，然后循環往复。這就是中國歷史政權的滅亡宿命。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歷史上多個在人民暴動中誕生的專制政權之一，它的命運會如何呢？
從三皇五帝到今天，專制制度貫穿了中國的整個歷史。在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治制度下，國家權利結构是金字塔形，統治者或集團在權利最高峰，各級官員依次在下。行政權凌駕于立法權和司法權之上，而且缺乏制約。傳說中堯舜禹的禪讓制固然另人神往，但是因為缺乏監督制度，所以只持續了兩位帝王，從禹開始帝位就只傳位給親族了。夏商兩代都是以帝王為中心的專制王朝。周朝的分封制是分散的君主諸侯專制[1]。秦代施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同時以嚴刑峻法的法家思想統治國家。帝制從此成了絕對的皇權專制制度，皇權超越任何力量的制約。漢代吸取了秦滅亡的教訓，開始以溫文而雅的儒家思想粉飾殘暴的法家本質，所謂“儒表法里”，奠定了以后兩千年歷代王朝的政治模式。及至民國在戰火中建立，雖然以“民族，民權，民生”為綱領，由于當時深厚封建基礎，第一共和國很快又陷入蔣家王朝的專制統治之下。第二共和國的奠基人更是把專制發揮到了新的境界，人民無食無衣卻還山呼万歲。十一界三中全會后，國家廢除了干部終身制,寡人政治終于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專制卻以集團的形式繼續統治中國。
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存在著嚴重的內在缺陷，是中國歷史政權滅亡的根源。歷史政權滅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多樣的，比如周朝的分封制導致分崩离析，秦代的嚴刑苛法招致人民反抗，唐朝的藩鎮制度導致安史之亂。紛繁蕪雜的歷史掩飾了真正的原因：行政權在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權利結构中沒有制衡。制衡机制既可以及時糾正調整不當的行政政策，又可以監督行政權，及時剔除其腐敗份子，保持整體的健康。首先，無論什么政治制度，國家政策在制定之初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需要日后不斷的調整。如果國家權利結构中存在對行政權的制衡力量，那么政策在被發現可能或已經產生負面影響后，制衡力量有權利要求政府調整政策亡羊補牢，那就可以避免破坏的深化。其次，行政權的制衡机制對執政者起著健康的監督作用，否則就容易導致權利濫用、漠視民意，那么政府必然像桃子從里向外逐漸腐爛，而且一個桃子腐爛導致整筐桃子全部爛掉。
中國的專制制度由于缺乏制衡而導致了災難性的歷史后果，直接塑造了中國史。首先，在專制制度下，統治階層不受任何制約，可以為所欲為，最終導致國家混亂。八王之亂因為爭奪皇權而促使西晉亡國就是典型的例子。公元291年，晉惠帝的賈皇后先指使楚王司馬瑋除掉內戚楊駿和汝南王司馬亮，然后殺了司馬瑋。8年后賈皇后又殺了太子司馬遹(走字底+橘去木)。趙王司馬倫借為太子報仇殺掉了賈后，并篡奪了皇位。齊王司馬冏（炯），成都王司馬穎和河間王司馬?（禺頁）聯軍討伐在洛陽附近大戰了兩個月，結果趙王倫兵敗被殺。隨后司馬?（禺頁）和司馬乂（義去點）起兵討冏，在京城內展開激戰了3天，冏敗，為乂（義去點）所殺。8個月后，司馬?（禺頁）聯合成都王司馬穎進攻洛陽。東海王司馬越在城中反叛，司馬乂（義去點）被燒死。兩年后司馬越又起兵，司馬?（禺頁）和司馬穎敗走被殺，晉惠帝被毒死。八王間的殺伐完全出于個人的權利野心，和人民沒有任何關系，但是有研究估計當時北方漢族人口從4000万銳減至1200万[2] [3]，并直接導致后來北方少數民族主導的更加血腥的五胡十六國時代。
其次，專制制度對各級政府也沒有有效的監督，各級政府都可能濫用權利，導致國家混亂。歷史上因為大臣篡政而改朝換代就是一個極端的結果，其直接原因就是大臣的權利失去了皇帝和其他机關的有效制約。公元8年，王莽篡漢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漢元、成、哀、平四帝都不理朝政，權利轉到了元帝皇后的四個兄弟手中。王莽作了大司馬后，朝野上下已經都是王家的勢力了，于是王莽廢了平帝，改立國號新。從此，篡政在中國就層出不窮，著名的還有三國曹氏篡漢改魏，司馬氏篡魏改晉，趙匡胤篡周改宋。而且專制的地方政府因為沒有有效監督，也可能脫离中央政府導致地方割据。公元755年至763年的安史之亂就是地方勢力對中央集權的反叛。唐朝時在節度使轄區中央政府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賦稅，調動軍隊，而且節度使的職位是世襲制。由于節度使的權利難以受到有效監督，終于對中央集權形成了嚴重的威脅。8年的安史之亂過后，“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汝、鄭等州，比屋蕩盡，人悉以紙為衣”。同時出現了40多個大小軍閥，形成了方鎮割据的局面，唐朝由盛而衰。
再次，專制必然導致腐敗，腐敗可能導致反抗。權利在失去制衡后就容易成為邪惡的力量。由于統治階級缺乏健康的制約，政府必然會腐敗，腐敗的政府蔑視民意，于是民怨必然逐漸積累，這是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民怨沸騰往往導致一朝爆發，天下大亂。很多歷史政權因為政治腐敗引發人民起義，推翻或嚴重動搖了中央政府，直接導致其滅亡。周朝有國人暴動，秦代有陳胜吳廣，王莽時有赤眉綠林起義，唐朝爆發了黃巢起義，宋朝有方腊和宋江，元末有明教，明末有闖王，清末有太平天國和革命党，民國有共產党的暴動。
專制制度使統治者自掘墳墓的同時也給人民制造了無盡的災難，中華民族也因此多次受到生存威脅。因為沒有制約，統治階級濫用權利，橫征暴斂，或者相互殺伐，或者引起人民暴動，但是在內戰的殺戮和混亂中，人民成了最終的犧牲品。而且很多次，外族都趁虛而入，中原橫遭屠戮，整個中華民族几乎滅种。有研究顯示 [2]，中國歷史上有七次人口銳減，都是專制制度強加給中華民族的滅种災難。秦的暴政和秦末的戰爭使人口從約3000万下降到1800万，下降比例 60%。西漢末王莽篡政、赤眉綠林起義和劉秀的戰爭使人口從約6000万降到2100万，降幅65%。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和軍閥割据混戰導致人口下降 71%到1660万，曹操的《蒿里行》寫出了當時的悲慘，“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直接導致五胡亂華，胡人在北方馳騁了300年到隋朝才退出歷史舞台，人口下降到1200万。隋末煬帝也滅亡于暴政，同時人口下降68%。唐末的黃巢起義和軍閥混戰又使人口下降68%。宋朝末年和蒙古几十年的戰爭，致使中原“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几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余”，人口從約11000万降到5883万，降幅46%。歷史災難一再的重复，60年前國民党的專制統治滋生嚴重的腐敗，腐敗的政府逼迫共產党人暴動尋求別的出路。內戰爆發后，日本則漁翁得利長驅直入，造成了中國軍民傷亡2,100万的空前災難。盡管戰爭爆發的原因很多，但是每一次內戰都可以追究到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缺陷。同時內亂的爆發和國力的衰弱又誘使外敵入侵。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真正敵人是自己，中國的災難歸根到底都是自己施加給自己的災難。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就是中國給自己創造災難的罪惡源泉。中國最近一次浩劫發生在大躍進的59年到61年，有人估計三年間高達三千二百万[4]到四千万人[5]被餓死。2003的非典本來是可以治愈的疾病，只是因為政府瞞了半年不許通報，才被中國政府變成人為災難。專制制度是中國歷史災難的罪魁禍首和亡國滅种的最大威脅。割下這塊腐肉，中國將不再給自己創造災難，將真正永遠的所向無敵。
專制制度注定了中國歷史政權必然滅亡，又循環往复的宿命，而人民則在惡性循環中煎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歷史事實反复證明儒家的作用主要是培育順民和粉飾血淋淋的暴政，君王信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專制制度貫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而這一制度賦予了君王無限的權利，同時也將人民壓到社會的最底部。政府表面上灌輸“民為貴”的思想欺騙人民，實際上漠視民意，強奸民意，不把人民當人。這就是五千年來中國所有政權的本質。中國歷史上不但從來沒有出現過“民為貴”的時代，与此相反的是無數屠戮人民的故事。在專制的政治體系中，民怨只有不斷積累的因素，卻沒有合理釋放的渠道，最后人民只能反抗推翻政府。周王淫樂，國人不許議論，路視以目，只好沖進皇宮赶走周王。陳胜吳廣進退都是死，最后只好揭竿而起。土地兼并，人民失去土地，流傳溝壑，只能涂上赤眉造反。唐朝末年，藩鎮割据、宦官專政，政治腐敗導致民不聊生，人民只好暴動。此類官逼民反的歷史悲劇反复重演。待到新政權建立，人民才能得到暫時喘息。可是政權更迭只是換湯不換藥，朝廷換了姓氏，骨子還是一樣的。社會在循環一圈后，又回到了起點。新的矛盾重新開始積累，等待下一次爆發。即使改朝換代是因為大臣政變，新王朝的初期也許會注意使人民休養生息，但是在專制的本質上從來沒有過改變，社會矛盾遲早也會爆發。至于皇子爭位，則和人民沒有任何關系，社會動亂后人民的苦難反而加深了。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不過如此，循環往复，人民就是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欺凌和殺戮，國家也是在這恐怖的循環中一次又一次的毀滅和重建。這就是中國歷史政權的宿命[6]。在這一宿命中，每個政權在血与火中的誕生僅僅意味著社會循環回到原點，人民的命運早晚必然重陷入血与火中，國家財富也被反复摧毀，不能持久積累，使中國國力長久的靡弱。這咒語般宿命的惡根就在于專制制度的缺陷。無論上古的禪讓制，后來的奴隸和封建制王朝，還是民國，都是本質相同的專制政權，都沒能跳出循環覆滅的命運。在經過改朝換代的戰火后，社會絲毫沒有進步，人民得到的只是被新的政權壓迫。彈去歷史的浮塵，整個五千年的中國史就是戰爭史。里面的每一頁都只有屠殺和毀滅，每一個字都是人民的血淚。中華儿女就是在這血泊中和屠殺的間隙掙扎著苟延殘喘，何曾有過持久的幸福生活？中國多數時間處于分裂，戰亂和毀滅之中，多少次受到外族的入侵和統治，何曾真正持久的強大過？多災多難的中國，必須革除五千年政治制度的缺陷。
現代中國仍然籠罩在歷史宿命的陰影中。今天中國的貧弱和几十年前的多次毀滅性戰爭直接相關，甚至可以溯源到清廷的積弱和對改良派的鎮壓。雖然20年的改革改善了生活水平，但是西部仍然相當落后，東部和西方國家也有巨大差距。中國的現狀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依然貧困。歷史上的專制政府導致今天的貧弱尚可通過勤勞去彌補，但是更危險的是今天的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和過去五千年比并沒有本質改善，而且還在加大深化經濟改革引起的社會矛盾。有毒奶粉從發現到查處經過了 16個月，13個嬰儿死亡，政府如此低效漠視人命，真是可悲。鞍山市公安局分局局長林福久，通過各种不法手段瘋狂聚斂財富，短短8年涉案金額高達5000 万元之巨，在下崗問題嚴重的東北怎能不讓人民對政府憤怒。民工被惡意拖欠工資，只能以跳樓相威脅，政府不去維護他們的權利，北京和西安市公安局反而發出《通知》要嚴肅處理或者拘留跳樓“鬧劇者”。政府直接站在工頭的立場上欺壓百姓，簡直可恨。去年非典疫情被廣州政府隱瞞了半年，又逢“兩會”不能公布，政府直接欺瞞人民，置人命而不顧。南方都市報因為擅自公布非典疫情，今年3月領導人被加以經濟罪，判刑12年，這么一個有益于社會的著名媒體也被政府封了口。北京現有的几十個劇院門可羅雀，中央政府卻又揮霍三十億在天安門廣場修建國家大劇院，与此同時西部還有家庭半年要靠土豆充飢。政府的這种行為和秦始皇建阿旁宮，隋煬帝修大運河，慈禧挪用海軍費修頤和園過六十大壽有什么區別？現在的底層中國人民比竇娥，蘇三，孟姜女更幸福嗎？這樣的政府必然還籠罩在中國歷史政權的宿命之中，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還能堅持多長時間？
慘痛的歷史警示中國必須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中國史就是專制史，就是戰爭史，就是對人民的殺戮史和反抗史。每個政權都因為專制而生，又因為專制而亡。國家的財富和實力循環于重建和毀滅之間，無法長久的積累永褒繁榮，改朝換代后的社會并沒有實質進步，而人民得到的只有一次次的壓迫和屠戮。災難的根源就在于行政權沒有制衡，政府可以為所欲為。歷史政權的滅亡宿命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中國必須歷史性的改造國家權利結构，對行政權和司法權施以制約，建立以議會為主的權利制衡的机制和以新聞為輔的社會監督體系。只有自由的新聞，才能盡早發現不平的現象，警醒世人，使之成為千夫所指。只有獨立的議會，才能伸張民意，有效監督行政和司法，最終把中國改造成“民為貴”的國家。只有革除政治的積弊，中國的強大才可能永恒。@
參考：
[1]。《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專制主義》，李慎之。
[2]。《中國古代史上的人口統計的特點和七次人口銳減》，那蘭性德。
[3]。《中國人口地理》，張善余。
[4]。《中國大陸五十年非正常死亡調查 》，張敏。
[5]。《口號与中國》，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6]。《中國歷史規律性治亂考》，04年4月，磨齋居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