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如何用人？如何選拔人才？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們普遍關心的大問題。用人是否得當，大則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存亡興衰，中則關系到一個企業或團體組織的生存發展，小則關系到一件事情能否完滿順利地完成，可謂至關重要，不可不察。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主張用人要“任人唯賢”，而不要“任人唯親”之說。在選拔人才方
面，則有所謂慧眼識“千里馬”之說。唐代韓愈在《馬說》中寫道：“世有伯樂，然后
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意思是指世上有識別千里馬的伯樂，然后
千里馬才會被發現。千里馬一直都存在著的。但是伯樂不是任何時候都有的。
韓愈在《馬說》篇中還說：“故雖有名馬，祗辱于奴隸人之手，馬姘死于槽櫪之間，
不以千里稱也。”意思是雖然有千里馬，但是由于缺乏伯樂式人才，千里馬也只能辱
沒于不識馬的人手里，和普通馬一樣，死在馬廄里，而沒有被人作千里馬。
在舉荐人才方面，中國有句古話，叫作：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即舉荐人才時，
既不能因和被舉荐人關系親密或有親屬關系而不便舉荐，也不能因為和被舉荐人有
仇隙而不愿舉荐。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庸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解狐，傒之仇。君
复問：“庸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可也。”祁午，傒之子。君子謂祁奚能舉善
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
中國古代的這些有關用人方面的精辟論述，确實是需要我們認真去學習并實行的。
然而，如果我們把人類自古以來的歷史考察一下，就會發現：沒有哪個專制朝代或
專制國家的統治者在用人方面曾有過真正嚴格意義上的“任人唯賢”。專制統治者無
一不是對自己的反對者采取壓制、排擠、迫害乃至屠殺、消滅的政策，無論他的反
對者是人才還是蠢才，有才干還是無才干。相反，有的專制統治者對反對者中的“蠢
才”，倒還是“网開一面”，有意專門留下來加以利用。所謂“任人唯賢”，只是在“任人唯親”的基礎上，即能夠“為我所用”的基礎上，對有較多才干和能力的人進行的一种選拔—-這還是指比較仁慈和明智的君王而言。如果是那些昏君、暴君，在用人方面就更是任人唯親且胡作非為了。歷史上有一些明君，對于原來反對過自己的人，甚至是敵對陣營的人，如果是個人才，往往是非常珍惜和愛護的。在用盡千方百計，只要能將對方爭取過來，他就要重用其人。這也進一步說明，首先“能爭取過來”，是用其賢能的第一步。如果這一步都達不到，豈能用其人乎？那就只好在肉體上將其消滅了—-這就是封建專制王朝乃至現代各种專制政權的普遍邏輯。
到了共產專制時代，共產党把中國封建專制時期的任人唯親又發展到了一更高的階
段。它不但全部繼承了封建專制時期的任人唯親之現象，而且使任人唯親的形式更
多了一种花樣：那就是光有“責任”，沒有相應的“權力”和“利益”。有一次，我在火車上，和一位大學的老教授聊了起來，他說他在大學里工作的几十年，工作非常不順心，到處都是“任人唯親”。我問他，人家不讓您講課？他說讓倒是讓，而且是工作和責任都往他身上堆，可一涉及到有權力和利益的事，你就得靠邊了。那都是和領導有關系的人的事。實際上他說的這种情況在中國的企業和机關里也是屢見不鮮的，根本不足為奇。
在培養奴才，消滅异己方面，共產党同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于中國的青少
年，如果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不堅持共產党的一党專政的話，他（她）就連
受教育權利、找工作權利等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沒有；對于中、老年人，其社會地位
和思想觀念已經基本定型，共產党則是采取直接迫害或屠殺的方法加以消滅，或者
是采取“邊緣化”的方法進行排擠和迫害。
就是在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社會里，也不可能想象領導人都去做到嚴格意義上的“任
人唯賢”。假如一個國家的總統，組成的內閣班子里面的人盡和自己唱對台戲，工作
不能協調配合，意見難以統一；該禁的禁不住，該行的行不通，你說這個內閣班子
還能用嗎？人才再多，意見不一致也是白搭，還不如用一些好指揮的、才干小一些
的人。“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未必就沒有那些“人才”強。在一個企業的領導
班子里面，道理同樣如此；在一個社會團體組織的領導班子里面，也不會出乎此原
則。這就是說，在民主社會里，嚴格意義上的“任人唯賢”也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
忠實、合作和團結的基礎上，選拔那些有才能的人組成領導集體。就是說：選拔人
首先是廣義上的“親”，其次才是能力上的“賢”。
同時我們也很難要求哪個伯樂在舉荐人才時，對自己不喜歡甚至有仇隙的人，仍然
能夠惟才是舉。因為人的心理作用是不可避免的：當別人和自己感情親密，關系融
洽的時候，就會覺得他（她）优點多些，凡事都往好處想；而當關系疏遠，或相互
之間有隔閡時，總會覺得對方缺點較多，容易把人往坏處想。中國古時有一則寓言，
說的是一個人丟了斧頭，怀疑是鄰居所偷。見了鄰居后覺得鄰居說話、做事都象是
偷了他斧頭的樣子；過了几天，斧頭又找到了，再見到鄰居時，就覺得鄰居說話、
做事還是那么正常，并無偷東西的跡象和疑點。鄰居還是那個鄰居，感覺卻在變，
這說明是人的心理作用在作怪。人對外界客觀事物的認識，并不完全是客觀現實的
反映。人的認識是在客觀現實、人的生理作用和人的心理作用的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這才是正确的認識論。人無完人，伯樂也無完美無缺的伯樂，這些都是極其常
見的正常現象。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雜的，多方面的。一個事物總有著各种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人從
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和看法。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所謂“仁者
見仁；智者見智。”有時對同一事物，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對立的認識或看法，而這對
立的意見也可能都是正确的。舉一個小例子：前一段時間，流行一种計算机繪畫，
表面上看畫面很亂，沒有什么名堂，但是如果你調整自己的眼力和心理狀態，就會
看到這是一幅立體畫。同樣的一幅畫，為何得出兩种完全對立的不同結論？客觀現
實并沒有變，而人的認識卻變了。這就是人的生理作用和心理作用的結果。如果觀
察人用單眼去觀察，也不會得出立體畫的感覺。所以“賢者”的認識，并不會肯定都
一致，在需要共同工作的時候，就要有團結協作的精神和求同存异的精神。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廣義上的“任人唯親”實際上是先于“任人唯賢”的，我們
無法找到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來達到我們所要求的那种理想化的“任人唯賢”。脫
离社會實際背景的用人原則是不切合實際，并且是不能真正行得通的。在專制主義
的社會背景下，永遠不可能真正實現全社會的尊重人才，尊重知識的良好社會風尚。
全部專制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草菅人命史，就是一部草菅人才史。在專制主義制
度下，“任人唯親”和“任人唯賢”的命題，永遠都不可能得到正确而完美的詮釋。
要真正實現全社會的“任人唯賢”，首先要實現的是社會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無論
一個人是否稱得上是“人才”，即無論領導者是否認為某人是“人才”，他（她）都具
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和社會的平等權利。在社會生活中，每一個人的机會也應該
都是平等的。一個人的价值，不再是完全取決于別人對他的評价，而是取決于他自
身的努力進取。
再者，在民主社會的制度下，社會公眾的團體領導班子，比如政府內閣，隨時都是
處于社會公眾的監督和選擇之下，政府首腦如何組閣，雖然有其自主權，但還是要
受到公眾的監督和制約的。另外，政府內閣的工作成績与效率，最終是要由全體國
民來評价和選擇的，這就制約了領導人在選擇用人方面的考慮。
在民主社會中，一個被某領導人認為不是“人才”的人，并不會因其不受賞識而前途
盡失，更不會因其被視為“异己”或反對派而遭受迫害或屠殺。這才是每一個公民、
包括每一個稱得上是“人才”的人所應該享有的基本社會政治環境。在這种社會環境
下，如果一個人在這個地方不被理解，他還可以在別的地方或其他方面作出自己的
努力，用自己的努力進取來證明自身的价值。
所以我們說：只有實現社會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才能真正實現“任人唯賢”的人類
美好理想。
200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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