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申華採訪報導)吉林省一位民政幹部因知情不救，最終導致一個流浪者死亡，於最近被判構成玩忽職守罪。
去年4月11號，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鎮的一些村民發現一個左腳腐爛、右手缺一半的流浪者倒在稻田邊，奄奄一息，就告知白石山鎮的民政部門。該部門的工作人員孟慶富在請示多位領導後，打電話給發現流浪者的村的黨支部書記，要他把人送到醫院搶救。但是這位書記說沒錢，不給送。此後，孟慶富既沒有向上級請示，也沒有督促書記送人。
兩天後，村民發現那位流浪者已經死亡。法醫鑒定此人因疾病和饑餓導致的身體功能衰竭而死。法院雖然對孟慶富作出有罪判決，但由於他“認罪態度好”，“情節輕微”而對其免於刑事處罰。
在這個事件中，難道有罪的只有孟慶富一個人嗎？在北京的獨立時事評論人士周國強和在美國的中國學者方覺都認為還有更多的人應該對流浪者之死負責。
記者：周國強先生您對這名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如此「知情不救」，對這個流浪者漠不關心，您對這個官員的這種做法，您怎麼看？
周國強：在中國發生這樣的事情太司空見慣了，除了感到悲哀你就是欲哭無淚了，這種事情是一再發生。我知道的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就是，有一個流浪的老漢被一群村民給活活打死，那個村居然還是”精神文明村”，是中央電視台報導的，說這個村民打他的時候說這裡是精神文明村，請你不要在這裡要飯，就把他活活打死了，然後判刑的時候村民還聯名要保這些人。就是說從上到下對這個生命的冷漠，看到的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還不叫 「集體無意識」，是 「集體有意識」。有意識的不關心這些人，把他們認為是社會多餘的人，他們的死活都沒有人問。
就這件事情來講他不光是民政官員，這個村黨支部都是什麼東西嘛！而且村民發現他的時候，其實也可以救助他。這還反應出其他問題，就是 「不收錢就不救命」，這個也是說不過去的。民政部門就是直接責任者，你就得救助這些人，一聽到沒錢他就不管了，這個情節不能說是輕微，這應該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導致使人死亡後果非常嚴重。
記者：您是不是覺得對孟慶富的處理太輕了？
周國強：輕當然是，但是重判了他可能會覺得很冤，因為比他更惡劣的人有的是。像李思儀活活被餓死的那件事情比他更惡劣，但也沒有判多重，就是我們社會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記者：那麼方覺先生像剛才周先生所說，發生這種事情現在處理的只是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一個人，但其實真正有責任的遠遠不只他一個人，您也有同感嗎？
方覺：是的。事件說明中國基層政權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的現象。本來是一個可以挽救的生命，但是由於這些民政部門和基層村的黨支部的這些負責人的互相推諉，採取一種完全不負責任態度，對這個生命的一種極端漠視的態度，所以導致一個流浪的人無辜的死亡。所以這個官僚主義問題在中國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記者：當然官僚主義是造成流浪人員死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就像剛剛周先生所說，普遍缺乏愛心不光是官員就是老百姓整個社會對弱勢群體的生命的漠視，愛心的缺乏，您是不是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呢？
方覺：對。中國普通民眾由於長期處在一種腐敗的，缺乏道德而且不講究現代文明的這麼一個社會體制下，所以即便是無權無勢的民眾，他們也是缺乏對周圍人的關懷，對弱勢者的一種同情。所以這個問題我感到主要責任還是在體制本身，在於體制本身沒有提供一個民眾能夠關懷弱勢者的條件，所以我想還不能過多的去責怪普通的民眾。
記者：周國強先生，最近印度洋的海嘯災難發生後，中國內地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有捐錢的做法是吧？
周國強：只要有捐款途徑大家都樂意捐的，但是你說就我們身邊發生的這些事情，他們是不是還處在麻木狀態當中，既然丟掉了孔孟就得有宗教信仰，通通都說不要，全民沒信仰全民沒道德，這是很可怕的一個現象。
記者：那您覺得中國有改變這種現實的話，就是要有宗教信仰囉？
周國強：必須有，還得有一些慈善團體。上個月我到香港去旅遊，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沿途看到一些宗教團體建立醫院和學校，大陸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記者：方覺先生您在美國可能也體會到駐美國的慈善事業是非常發達的，一有哪個地方受災了，就有很多不光是官方、民間組織、個人捐款大量的湧來，但是中國的慈善事業一直都不很發達，這是不是也是一種缺乏愛心的表現？
方覺：我是覺得中國的慈善事業目前稍微有一點改善，但是改善的幅度還遠遠不夠，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政治方面，中共政權一直是把中共以外的任何組織都視為潛在的危險。所以我想要解決中國的慈善組織普遍化的問題，首先就是要中共政權能夠在結社的問題上做出一種開放的姿態。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