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良慶﹕從“巫蠱”到“邪教”

沈良慶(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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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4日訊】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 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要(腰)斬。(《資治通鑒》)這是“巫蠱”在《資治通鑒》第一次出現﹐緊接着是一連串屠殺。用現代眼光來看﹐“巫蠱”使人失笑﹐但我們不能笑﹐因為它充滿血腥。我們也不應笑﹐只要是專制獨裁製度﹐只要所謂的“英明領袖”擁有無限權力﹐一定會有“巫蠱”——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特有的“巫蠱”﹐作為暴行的借口。(《柏楊曰讀通鑒‧論歷史》)

談到漢代“巫蠱”(舊時一種迷信活動﹐類似電影《原野》中金子的婆婆往木偶身上扎針以達到傷害仇虎的目的)和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政治迫害案件時﹐柏楊先生發出上述感慨。該書在1999年7月19日以前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發行﹐否則﹐難免該書第141節談詔獄時所謂“地下謀反”﹑“心理叛變”﹑“反中央”﹑“打擊領導中心”之類嫌疑,作者被治個“宣傳煽動”﹑“陰謀顛覆”﹐書商也跟着倒霉。

漢代是中國曆史上最值得驕傲的王朝之一﹐劉徹更是了得﹐一改劉恆﹑劉啟崇尚黃老﹑與民休息的“韜光養晦”政策﹐對外開疆拓土﹐對內統一思想﹐強化中央集權﹐赫得很。他在女人身上也春風得意﹐“金屋藏嬌”﹑“傾國傾城”之類情話都與之有關。總之﹐在官場﹑戰場和情場都“帥呆”“酷斃”。然而﹐劉徹的價值﹑尊嚴﹑權勢和勛業以犧牲他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為基礎。開疆拓土﹐以小民和戰士輾轉溝壑﹐飢寒交迫﹐流血千里為代價﹔獨尊儒術﹐以思想殭化﹐把國人尤其是讀書人閹割得獃頭獃腦﹑喪失活力為代價﹔權力壟斷﹐以官僚顢頇﹑貪婪殘暴為代價﹔嚴刑峻法﹐任用酷吏﹐以冤獄盛行﹐人權慘遭蹂躪為代價。至於愛江山更愛美人﹐也與愛情不沾邊。在唯我獨尊的帝王眼中﹐女人不過是玩物﹐一旦年老色衰﹐或者因為其它原因失寵﹐連身家性命都難保。劉徹的姑母長公主劉嫖曾經權勢熏天﹐為他做皇帝立下汗馬功勞﹐還將女兒陳嬌嫁給他﹐等到陳嬌與衛子夫爭寵失敗﹐囚禁在她送給龍婿的長門宮﹐她也要跪到侄兒面前﹐替女兒哀求饒命。“金屋藏嬌”演變為“金屋鎖嬌”。衛子夫得寵時﹐霍去病﹑衛青等人跟隨沾光﹐失寵後母子祖孫不保﹐娘家人也跟隨倒霉。李夫人秀外慧中﹐知道劉徹不過貪戀其美色﹐她在聖眷正隆時病倒﹐為了給主子留下美好印象﹐以便保護那個把她推薦給主子玩弄﹑自己也是主子“同志”的李延年等家人﹐至死都不讓主子再見其面容。李延年似乎不夠聰明﹐妹子死後還恃寵自驕﹐終於被殺。“傾國傾城”最終也難免傾家。

誠如阿克頓所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腐敗不僅表現為經濟剝削﹐更表現為政治壓迫。冤獄的產生﹐固然與司法人員的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有關﹐更取決于政治﹑法律(司法)制度安排。大量產生的冤獄﹐特別是政治性冤獄﹐更是如此。吾國法律傳統以刑法為主﹐刑法與民法合流﹐權利意識淡漠﹐片面強調個人對國家的義務﹔重視實體法﹐輕視程序法﹐片面強調實質正義﹐忽略程序正義﹐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通過刑訊逼取口供﹐為徇私舞弊﹑製造冤獄提供了技術支持。權力高度集中﹐立法﹑行政和司法合一﹐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絕對權力﹐為徇私舞弊﹑製造冤獄提供了制度支持。“苛政猛于虎”﹐二者的結合﹐更使暴政如虎添翼。統治者為了一己﹑一時的私慾﹐可以任意踐踏法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莫須有”可矣﹐無罪亦不可無刑。暴政是柄雙刃劍﹐鋒芒所向﹐不僅小民呼天天不應﹐達官貴人也呼地地不靈﹐甚至暴君也被獻媚者玩弄于股掌之上。劉徹終其一生﹐製造無數 政治冤獄﹐連皇親國戚都難逃厄運。據《資治通鑒》第二十二卷記載﹐太子劉據品學兼優﹐為人寬厚﹐本來很受父親寵信。“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上用法嚴﹐多用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舍。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 劉徹晚年寵倖其他女人﹐並無廢黜皇后﹑太子之意。那些宮廷怨婦為了在奪床戰中獲勝﹐招“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酷吏江充號准劉徹心病﹐利用治巫蠱獄邀寵和清除與之有隙的劉據及衛氏集團﹐“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最後﹐借口西域巫師說宮中有蠱氣﹐危害龍體健康﹐將魔爪伸向皇宮。他先治那些不受寵的小老婆﹐逐步將冤獄指向皇后﹑太子。由於太監蘇文等馬屁精從中作梗﹐劉據失去與父親溝通的渠道﹐十分恐懼﹐只好殺了江充和西域巫師﹐起兵反叛﹐導致幾萬人死亡。他在兵敗後拒捕自殺﹐兩子同時遇害﹐衛子夫也被迫自殺。虎毒不食子﹐劉徹逼死兒孫﹐禽獸不如。血的教訓並不能讓這個喪心病狂的老傢伙清醒﹐第二年(公元前90年)又製造一起“巫蠱”大案﹐丞相劉屈氂(皇親)夫婦被殺﹐貳師將軍李廣利(國戚)正在正在千里之外與匈奴作戰﹐獲知家人被囚﹐被迫投降匈奴﹐家人被族滅。在有組織﹑有領導的大規模“巫蠱”案中﹐連丞相﹑將軍﹑皇后和太子都無法替自己辯護﹐寧肯自殺也不願面對訴訟程序﹐是法律的徹底失敗。李廣利竟然異想天開﹐企圖立功贖罪﹐幸而被俘﹐否則徒添一個屈死鬼﹐只能說明他智商不高﹐對皇權專制的本質認識不到位。班固和司馬光不譴責劉徹的暴行﹐一個說什麼“此乃天意”﹐一個乾脆抬出“古之明王”如何如何﹐共同向劉據狂吠﹐則證明儒家文化和讀書人的徹底墮落。鉤弋夫人何罪之有﹖僅僅因為受到寵倖﹐兒子劉弗陵被繼立為皇儲﹐為了防止她將來可能幹政﹐就立子殺母。其結果﹐當然只能是官逼民反﹐“吾與汝偕亡﹗”借用杜牧《阿房宮賦》的說法﹕滅漢者漢也﹐非王莽﹑曹操諸小兒輩。遺憾的是﹐肉食者鄙﹐總是不能吸取教訓﹐緊着上演一幕幕人間喜劇。

我在勞教所期間看到很多地下教會人員﹐僅僅因為信仰耶穌而遭受迫害﹐對他們很同情,他們對信仰的執着令人感動。警察教育我要端正態度﹐認識到“邪教”對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危害。我坦白自己也是無神論者﹐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尊重別人信仰自由權利﹐反對一切形式的政治迫害﹐所謂“邪教”﹐給冤獄一個說法而已。1999年夏天﹐從高音喇叭裡聽到最高當局關於法輪功的最高指示和一組聲嘶力竭的大批判文章﹐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法輪功”這個詞。接連幾天﹐從高級官員到普通老百姓﹐從學富五車的院士到胸無點墨的文盲﹐異口同聲﹐口誅筆伐﹐讓我這個不知究竟的人也意識到事態嚴重。果然﹐中隊指導員受領導委託找我談話。我告訴他﹐因為不了解情況﹐不便談論這個問題。他說﹕廣播你應當聽見﹐情況就是那樣﹐中央已經定性為邪教。我說﹕我是階下囚﹐無法獲得其它資訊﹐對官方宣傳又老犯嘀咕﹐實在談不上有什麼看法。我以祖宗名義發誓﹐當時真沒看法。釋放後﹐官方宣傳﹑外電報導和大街小巷怎麼也清理不乾淨的標語傳單老是往耳目中灌﹐防不勝防。這才有了幾點看法﹕第一﹐信邪的人很多﹐且什麼人都有﹔第二﹐信邪的人比我還頑固﹐傾家蕩產﹑前赴後繼全力赴邪。這兩點看法大約能與官方達成共識。第三﹐官方批判力度不夠﹐且易引起誤會。比方說斂財﹐你有納稅人掏腰包﹐還照收黨費﹐當年還“打土豪﹐分田地”﹐人家又沒明劫暗搶﹐自己掏腰包﹐管得着嗎﹖祁福祛病﹐有無效果另當別論﹐佛教﹑道教等均有此說﹐能否均視為邪教﹖說到精神控制﹐你不僅有灌輸革命精神﹑入黨宣誓等精神手段﹐還有清理門戶﹑清除異己的強大物質手段。說到圓滿﹐基督有天國﹐佛陀有西天﹐你也有遙遠的世俗天堂。至于自焚者﹐是否“邪教”分子我不清楚﹐至少人家公開反對﹐且不認帳﹐何況你也有革命烈士。有一點我堅信不移﹐就是林子大了什麼樣的鳥都有﹐那裡面肯定有雞鳴狗盜之徒﹐你不也有陳希同﹑成克杰之類同志﹐總不能因此就定性為貪污腐化集團吧﹗至於我﹐目前還是無神論者﹐甭說法輪功﹐氣功我也不信﹐但我絕不干侵犯他人權利的勾當。

記住柏楊的話吧﹕“只要是專制獨裁製度﹐只要所謂的‘英明領袖’擁有無限權力﹐一定會有‘巫蠱’——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特有的‘巫蠱’﹐作為暴行的借口。”

2002/4/5凌晨(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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