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 三聯書店點燃了一千響鞭炮
歷經半年多時間，“三聯風波”終於有結果了。我帶著2004年9月15日的《文匯報》，來到北京。這份報紙的第九版為“文化新聞”，上面刊載著以“‘三聯事件’塵埃落定”為題的報導，其副題為“現任書店總經理兼總編輯被調離”。
按照約定時間，在下午兩點我來到位於北京中國美術館東街的三聯書店二樓咖啡廳。這是一個雅緻幽靜的所在。這個名曰“三聯韜奮圖書中心”的大樓，可謂下店面上工場，也就是一二層和地下層為書店，三樓以上為出版社辦公場所。狹長的二樓咖啡廳，顧客可以來此小坐，作者和編輯們的約談也多在這裡。
生活編輯室主任鄭勇先到，隨後，三聯書店原《讀書》編輯部主任吳彬，三聯書店黨委委員、前編輯部主任孫曉林，讀書編輯室主任舒煒和《讀書》編輯葉彤來到咖啡廳。我拿出報紙，說明來意，快人快語的吳彬也拿出一份《文匯讀書周報》，她說：這也是你們文新集團的報紙，首先要感謝你們的支持，“《文匯報》是日報，報導得快，只是那位領導不是‘兼總編輯’，而是兼副書記。三聯書店已經有段時間沒有任命過總編輯了。”
吳彬說，《文匯讀書周報》報導得比較細致、比較準確。“這份周報是你們上海用特快專遞送來的。”我拿過報紙，仔細閱讀：今天(2004年9月14日)，中國出版集團管理委員會主任楊牧之，帶領中國出版集團聶震寧、王俊國、劉伯根、宋煥起等人來到三聯書店召開全體職工大會。王俊國首先宣布了中國出版集團管委會以及集團黨委的決定：免去汪季賢三聯書店總經理、黨委副書記的職務，另行安排工作。“楊牧之指出：三聯書店近兩年的工作出現了一些嚴重問題，包括刊號買賣、變相的書號買賣、程序極不嚴格的人事變動，以及主要領導人歪曲三聯文化品牌等等，這些問題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影響。”
我說：你們“彈劾”成功了。吳彬立即更正：我們不是你說的這個“彈劾”，我們實在是忍無可忍，忍不住了，才“拍案而起”的；是“為三聯拍案而起”。
我說，汪季賢被免職，三聯保衛戰勝利告捷，大家都非常高興吧。
鄭勇回答：當然，三聯上下都很高興。這也是中國出版集團純潔自己組織隊伍的裁決。我們把這一結果看作是三聯從此走出夢魘的黎明，鳳凰浴火後的重生。事後，三聯人在樓上燃放了一掛一千響的鞭炮，沒想到的是把110警車給招來了。“這是花絮了”。三聯人慶祝是因為期待太久，驅邪則是因為三聯受傷太深。
從迷惑到惱怒，從惱怒到震驚，從震驚到爆發
我拿出一摞材料，這是我在周刊辦公室電腦中調閱時打印的。鄭勇則從隨身帶來的紙袋裡拿出足有一巴掌多厚的“一本大書”，他說，我這才是“全套”的公開材料。我打量著這本“書”，我覺得我正在體驗的，是那種極為難得的“三聯書生式認真”。
我問：我已經看到過中國42家民營書店聯合署名，在今年4月30日的“致北京三聯書店暨中國出版集團的公開信”。那麼，你這裡有京滬兩地三聯離休老幹部分別寫給上級部門的信嗎，有三聯10余位在職員工寫給全體三聯人的公開信嗎？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前者的信，大概可以說是當前出版體制“外”的利益相關人士們寫的，後者則是體制“內”、正在身臨其境、有著切膚之痛的人們寫的？
吳彬回答：如果按照時間順序，有我簽名的10余位三聯在職職工的信，是在2004年2月寫的。“上級領導非常重視我們反映的問題，也充分肯定了我們在正常渠道內反映問題的舉動。上級領導同時認為，以真實署名的方式進行舉報，這本身就表明瞭對三聯事業發展高度負責的態度，體現了對三聯事業的關心和熱愛的感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監察檢舉的法律規定，真實署名的舉報人將得到法律的救濟，保護其免遭種種可能的打擊報復。”
孫曉林接著說道，范用等10位三聯離休幹部、老領導寫給上級部門的信，是在3月 28日寫的。老人們回顧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三聯走過的艱辛及輝煌的道路，他們表述道，“無非想說明三聯書店是長期在黨的領導下，在鄒韜奮等先輩的培育下，眾所周知的一家很有聲譽和影響力的出版社，也可以說‘三聯品牌’來之不易。如果像三聯幹部舉報的那樣，再讓違規、違紀、違法的領導人繼續主持三聯書店的工作，三聯品牌勢將毀於一旦”。所以他們呼籲：“一，立即派人來深入調查，嚴肅處理。二，要堅持‘三聯品牌’，不被污損，不被出賣。”鄭勇補充道，這 10位在京老先生的年齡，加起來超過了800歲；有些三聯前輩為了三聯書店和中國出版事業還坐過大牢，他們和我們一樣憂心三聯的局面。
袁信之等7位在滬的原三聯書店離休幹部，在2004年4月22日給上級有關部門寫了信。他們認為：三聯品牌“是中國海內外文化人心中認同的一個著名品牌，她來之不易，絕不容許被任何人胡作非為地污損、毀壞和出賣”。他們“心存疑惑：這個在地圖出版社因經濟和品德上的劣跡被免職的‘領導人’，擔任三聯書店總經理所搞的‘改革措施’，既然沒給三聯書店經濟上帶來利益，那麼，那些‘暗箱操作’、‘體外循環’所得的一筆筆經濟收入究竟揣進了誰的腰包？”
我對著大家發問，從時間順序看，是在座的各位首先“上書”，其後向上級寫信的順序是：在京的三聯老領導，在滬的三聯老同志，國內42家民營書店。具體的事情已經擺在那裡了，不過，“三聯書店這位剛被免職的領導，究竟是觸犯了什麼樣的底線，才使得你們忍無可忍地拍案而起，大聲疾呼？”
吳彬沉思了一下，說道：報紙上說的“保衛三聯”，提法很是悲壯。有關三聯品牌、特色和精神描述的文字是不少的。楊絳就說過：我們決定把《錢鍾書集》交三聯出版，我也有幾本書是三聯出版的，因為三聯是我們熟悉的老書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書香。在三聯書店創辦60周年的時候，華東師大教授許紀霖曾經這樣寫道：“在我的概念裡，三聯的風格意味著批判性、文化品位以及革命傳統，這樣的傳統除了文革時期，從來沒有被破壞過。”“一部三聯的歷史就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三聯最輝煌的歷史是這改革開放的20年。倘若沒有了三聯，這20年的思想啟蒙和知識分子的歷史很有可能要改寫。” 熟悉三聯最近這20多年店史的人都知道，《讀書》創刊號第一篇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的《讀書無禁區》。當如此崇高的榮譽和歷史評價，被某一個人肆無忌憚地竄改成“三聯的圖書傳統，一是地圖，一是教材，一是文學”的時候，我們所有三聯人都有瞠目結舌之感。
吳彬接著講：在三聯，“我們平時的人際關係並不都是走得很近的”，因為大家都很忙；但是，在我們心裡，三聯有文化操守，有優良的傳統，有經歷70多年發展之後形成的一以貫之的風格；在金錢和權力之外，三聯圖書建立了第三種尊嚴，亦即知識的尊嚴、思想的尊嚴和知識分子的尊嚴。如今，三聯“做書”的共識被否定了，宗旨被拋棄了，當我們突然面臨如此荒謬的遽然變化，我們真是感到自己的尊嚴遭受到了冒犯甚至侮辱。“那是要把我們三聯摁到污水潭裡面去‘成長’。”當所有人都面臨著要被污水淹沒、吞噬的危險時候，大家開始自發地“靠近”，彼此攜手地抗爭，就成為了非常自然的事情。
鄭勇補充：這種完全無視傳統精神的胡作非為，這種對於三聯人文品牌的徹底背棄，最終導致上下無法溝通，沒有任何信任感可言，這也就勢必破壞原有的工作環境和人際氛圍，這些在後來都被事實證實了。
一旁的舒煒插話：剛才大家說的，是這位領導剛剛到三聯時候的感覺，也就是“文化素質不配”，很有點“無知者無畏”的味道。就我們的想法，當一個人必須面臨對手的時候，也希望這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對手。但是，如果將文化素質作為第一個問題，那我們馬上就看到了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他的所謂經營能力。我們希望他是個經營人才，能夠對三聯的市場營銷起到推動作用。這位領導也說過許多類似大話的，什麼各地的教育局長他都熟悉，在國內他有多少“套”發行網絡操控在手。在後來的實際工作當中，我們沒有看到這些“經營”的作用，除去使用反市場的“行政經營”手段，我們還看到，也就是後來漸漸了解到的，他使用的也就是原本在地圖社時候的“私家班底”。他使用各種方式，將這個班底的人挪進三聯書店，而所謂的經營則在“體外循環”。
舒煒繼續說：接下來的問題，就很好理解了，他不做文化，他不搞市場，一個人“獨往獨來”，專心致志地設置自己的“小門臉”，他究竟在為誰謀利益？是在為三聯，還是在為自己？說穿了，“小門臉”就是經濟黑洞。
三聯文化人的職業底線，就是維護三聯傳統文化品牌和體現人文關懷的合法出版、合法經營。到了違法出賣刊號、書號，甚至為此受到上級管理部門的處分和處罰，使三聯蒙受有史以來從未遭遇的恥辱，玷污中國出版事業，這顯然是大家無法坐視不顧的。公開的文化理念衝突，秘密的經營“小門臉”，暗箱操作的利益究竟落在何處？於是，三聯人從迷惑到惱怒，從惱怒到震驚，再從震驚到終於爆發。
違規出版，一號兩刊，“可口可樂牌子賣汽油”
中國出版界正處於轉型期，現代市場經濟的大潮衝擊著這塊文化的土地。三聯沒有理由、也不可能游離在市場之外。然而，人們及媒體將這一事件稱為“三聯保衛戰”的原因，似並不在這裡，而是在於曾經擔任、現已被調離的那位領導者的所作所為，玷污了中國出版事業的榮譽，使三聯蒙受有史以來從未遭受的恥辱。三聯人如是說：這次事件“是官本位用人體制和人文老店的衝突，是一切向錢看與溫良典雅的老店傳統的衝突，是現在社會上各種邪門歪道與還保持著老文化人寬容善良的三聯人的衝突”。
三聯人的爆發已經成為一個態勢，但具體的爆炸“雷管”，卻是這位領導自己提供的。
3月初，北京大學法學院一位教師偶然見到一本叫作《中國公務員》的雜誌，刊名下方，赫然印著《讀書》兩字。這位教師腦海裡最先出現的，是一種聯想：難道三聯《讀書》出“官員版”了？他打電話給相熟的舒煒，說：你們這是等於用可口可樂的牌子賣汽油。
舒煒感到莫名其妙。舒煒來問《讀書》雜誌編輯部主任吳彬。吳彬一臉惘然。作為《讀書》的編輯部主任，自己這本雜誌什麼時候出了“增刊”，她居然不知道。這本《讀書﹒中國公務員》雜誌的國際標準刊號、國內標準刊號、郵發代號，與1979年4月創刊的《讀書》雜誌，完全一致。吳彬懷疑道，這是什麼人盜用《讀書》名義的非法出版物？
事情總要匯報上去。在3月5日，吳彬也終於看到了這本《讀書﹒公務員》，而且她更知道了，這本雜誌已經出版到了第三期。同時，她也知道了，這本“官員增刊”是三聯書店總經理“認可”的。
這本雜誌一個值得注意的“政治特徵”是，這一到三期的封面，都是現任的高級領導人的頭像。如果說，《讀書》雜誌編輯部主任和她的同仁們，對於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自己的雜誌突然有了個“同胞兄弟”，極為不解和極其憤怒，那麼，對於在封面刊登高級領導人頭像的這種做法，則感到這位操作者簡直是膽大妄為之極。
三聯的人們開始“詢問”這些“公務員”從何而來。
調查的結果讓人吃驚。《中國公務員》並非2004年方才誕生，它以前就存在過，是人事部主辦的一份刊物。然而，該雜誌已在2003年末列入“中國報刊治理工作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宣布停辦的677種報刊名單，11月 2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這份停辦報刊名單。此雜誌定於2003年12月31日停刊。
在《讀書﹒中國公務員》的版權頁上，該雜誌的主編是柯建剛。在去年11月，柯建剛以個人名義與三聯書店“就乙方(柯建剛)受聘於甲方所屬《讀書》雜誌‘中國公務員’版一事達成合同”，由柯建剛擔任該雜誌主編，擁有編、印、發、人事、廣告等權利，每月刊發一期。在受聘於三聯書店之前，柯建剛的工作單位是“北京老報人企業形象策劃中心”，該中心出函，“同意貴單位聘請我中心員工柯建剛”。《中華讀書報》記者調查發現，這個“中心”的法人代表，即為柯建剛本人；在調查中得知，“北京老報人企業形象策劃中心” 的上級單位是“北京老報人協會”，但是北京市民政局和國家民政部告訴記者，這個協會不存在。
《讀書﹒中國公務員》有行無市，在市場上根本買不到。《讀書﹒中國公務員》的發行方式是：“謹以《中國公務員》敬贈全國667個城市市委書記、副書記、市長、副市長、組織部長、秘書長……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辦及相應機構。”
這位總經理曾在會議上認為，發行量在10萬左右的《讀書》，應該向40萬發行量進軍，為此《讀書》應該多發表“時尚靚裝”和“吃喝玩樂”的生活類文章。此說法遭到全體編輯的反對。大概源於這樣的原因，總經理就“獨自操作”了。
事情無獨有偶。其實，早在2003年10月，三聯書店的一本財經雜誌《競爭力》，已經出了“增刊”，刊名為《競爭力﹒人才﹒財富》。與吳彬不知道《讀書》出了“增刊”《讀書﹒中國公務員》一樣，《競爭力》的相關負責人也根本不知道《競爭力﹒人才﹒財富》這個“同胞”的存在。《競爭力﹒人才﹒財富》第三期目錄中有“特別關注”欄目；在內頁，“特別關注”字樣下以黑體字標明此為“省部領導文苑”。
相同的是，《讀書﹒中國公務員》和《競爭力﹒人才﹒財富》這兩本雜誌的主編都是柯建剛，編輯部主任的姓名也完全一樣，可以理解為這也是同一個人；雜誌所在地都是“北京119信箱”，電話、傳真完全相同。這兩本雜誌並非是《讀書》和《競爭力》的雙胞胎，它們自己就是雙胞胎，它們的“孕育者”就是三聯書店的這位總經理和那位“雙肩挑”的主編。
對於這位總經理的“認可”，吳彬說道：我們曾經向社裡反映這個情況，但三聯書店這位總經理沒有作出明確的答覆，他就說，這些雜誌承包了，人家給錢。他沒有與《讀書》做過任何正面的交代。“它印多少，送多少，打進去多少廣告費，這些我們根本不知道。”去年這位總經理還說了，《競爭力﹒人才﹒財富》承包出去，一個月6萬元。如此計算，一份月刊，一年12期，只要誰能夠掏出七八十萬元來，就可以承包了。
這兩份雜誌一期的承包費如此低廉，在北京一家周刊記者調查採訪時，在座的被採訪者中便有人驚呼：你早說呀，這麼便宜，你給我承包啊。
《文匯讀書周報》記者採訪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期刊處時，處長李建臣回答：“一號多刊”屬違規行為；李處長建議，如有發現，可舉報備案。
一年多，出賣100多個書號，出版近200種教輔材料
事情到這裡還尚未為止。南京一家書店跟三聯書店發行部主任葉芳聯繫，定購三聯出版的“七市高中選修教材”。葉芳回答，我們三聯從來沒有發行過這套書。南京書店回話，你們海澱北窪路的“三聯發行部”有這套書，你們書店總部怎麼會沒有？葉芳當即答覆：我們三聯書店沒有在北窪路開設過“三聯發行部”。南京書店說：看來你也不知道。
然而，這北窪路的“三聯發行部”確有其事，是這位總經理認可的。在國內其他地方，也出現了類似北窪路這樣的“三聯發行部”，只是葉芳們不知道罷了。
2002年9月，這位總經理提出，上個世紀的三聯書店編寫過教材，這個傳統要再次發揚。三聯員工期待的是，跟正規教育機構合作，逐步建立自己的編、印、發隊伍，做出三聯品牌的教輔教材。但是，在沒有進行過選題論證，沒有專業教育類編輯，更沒有專業教材編寫部門的情況下，從2002年9月起，在一年半的時間裡，三聯書店已經出版近200種教材和教輔書籍。
三聯書店的員工說，“這麼多的教材、教輔，沒有一本是三聯書店開發並自主介入編輯的選題”。北京出版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人士說道：“我一點都不懂，沒有專業隊伍，沒有專業教育部門，一年能做一二百種教材、教輔，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我非常‘佩服’。”
那麼，這些教材、教輔是如何“運行”出來的？有北京記者對如是的《5.3寶典》(取“5年高考，3年模擬”的意思)進行了調查。《5.3寶典》是由某某書店組織教師編寫的，而這個書店目前在北京有一辦公室，但沒有店面(已被拆除)。這位記者看到了《5.3寶典》出版協議的第11條規定：“由乙方(三聯書店)提供11個書號，本協議簽訂後甲方(北京某某書店)應先向乙方支付編校費16萬元。”這是一道很簡單的小學數學題，16萬元買進11個書號，一個書號只需付出1.4萬餘元，就可以搞定。
同樣，類似的《幼兒園素質教育叢書》、《學前班素質教育叢書》的著作權人是“湖北省丹江口市匯豐印務有限公司”。這兩套叢書出版協議的第11條規定是這樣的：“由乙方(三聯)提供4個書號，本協議簽訂後甲方(丹江口匯豐印務有限公司)應先向乙方支付編校費10萬元。”10萬元買4個書號，一個書號2.5萬元。
而《高中生地理》(1-6冊)的著作權人，則是“鄭州大黃河教育書刊發行部”。
三聯書店員工們說道，2004年的一套80本輔導讀物，“運作”了24個書號；三聯書店的教材、教輔，從立項到稿件提供，決審、簽發，都由總經理一個人決定；來了一年多，賣了100多個書號，涉及教材、教輔近200種，涉及全國六七個省市。一個人的暗箱操作，編印發的體外循環，從稿子的選擇到合約簽訂，全都保密，書稿來路不明，印刷發行一人操控，副總編、編輯部毫不知情。
印發這些教材、教輔的合作者中，有個“中教圖”公司的子公司，根據深入了解，其實就是個只有兩位股東的私人公司，教材、教輔就是通過這樣的私人公司，在做著發行。其中的一切經營細節，比如合同的簽訂，費用的支出和收入，三聯的受益，等等問題，三聯人都是兩眼一抹黑，什麼都不知道。“這裡面究竟意味著什麼問題？”
三聯人的“材料”，是否還會轉移到“下一家”？
國內42家民營書店老總寫給三聯書店暨上級的公開信，文字有點“文”：“近期各界盛傳‘內爭’情狀，主要為政者取財無道、任人唯親、嫉賢妒能、恣意妄為，使三聯七十餘年之基業，有墮隳之虞，宇內一片嘩然。我等亦深感痛切。我輩雖以賈書為業，然亦頗以傳播文化為己任，私意與三聯休戚一體，唇亡齒寒，敢不直言以告？毀三聯者，天下罪人也！”
而在三聯內部流傳著的這位新任總經理的“笑話”，則以最通俗的大白話在四處流通：三聯擬出版楊絳先生的《我們仨》和王世襄先生的《自珍集》，汪季賢發問：楊絳是誰？被問的同事紅了臉，只得低低地說：錢鍾書夫人。汪恍然大悟：噢，錢鍾書我知道，我看過陳道明演的《圍城》。接著，汪又說道：王世襄就算了，連我都不知道的人，他的書肯定賣不動。有一次，一編輯送審稿件上有“問學”兩字，汪以為不通，改為“學問”；還有一次將對方的父親稱為“先父”。
在將近3個小時的交談當中，我面前的5位三聯人滿臉激憤和蔑視的表情，但是他們的表述，卻始終顯得克制和理性，他們沒有說出什麼“厲害”的世俗語言。也許，讀書人“連罵個人都不會”。他們只會氣憤，氣急了，就寫字，隨後就向上反映。
在今年3月29日三聯的幹部會議上，有上級領導來宣布初步處理決定：停止兩份雜誌增刊的非法出版，不予認可總經理助理的人事任命。而在這天，這位總經理的發言卻是：我很抱歉，我給領導添了麻煩。對自己的責任毫無悔改認錯之意。“你看看，他根本不回答其中的經濟利益問題，也不向三聯和三聯人做出真實的解釋，他覺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向領導道歉。”
在另一次會議上，這位總經理說，上級知道出版《讀書﹒中國公務員》的事情，他是打了報告的，“上級批准的”。他說這個話的時候，上級領導就坐在他的旁邊，事實是上級並沒有批准，他就敢這麼當面撒謊。
三聯人更加擔心的，還有另外一件事情。這位總經理曾經在地圖出版社工作過6年時間。早在2001年12月，就有地圖社的12位幹部、員工，署名寫了一份有著32條“內容”的書面材料，通過各種方式向社會和上級“報告”。翻讀這份材料，會讓人有眼熟的感覺：1999年，在湖北丹江口印刷廠印製的廣西教材，因為紙張和印刷質量太差，遭到廣西退書……2000年、2001年使社裡蒙受巨大損失。材料列舉了這樣的事情，以期上級進行調查：這位總經理分別以數百萬元在廣東、湖北、海南、安徽、江蘇等地“投資”，“後面還要幹什麼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這裡的名堂只有天曉得。”
鄭勇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2001年地圖社幹部、員工提出的問題，有沒有得到清查？至少，這位總經理“並沒有帶著這些尾巴來到我們三聯”；我們三聯人知道這些情況，是在後來的日子裡，才逐漸收到了地圖社幹部、員工的揭發信件。吳彬接著說：地圖社的繼續揭發，那就是說明，這位總經理在地圖社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切實解決，“然而，最危險的，是他就有這樣的天大的本事，實現了自己的跨行業調離。跨行業調離，厲害啊，原有的‘利益關聯’，原本的人際問題，全部‘切斷’，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一調了事，一走大吉，這位總經理是如何實現了從地圖社到三聯這樣的‘安全大轉移’的？”
將原單位的揭發材料，統統拋在身後，那位領導者“乾淨”、輕鬆地來到三聯任職。而正是這樣的“乾淨”和輕鬆，使得他能夠再度為所欲為。
在座的人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這位終於被上級免職的總經理，他是否還能夠再繼續一次名曰“安全轉移”的演出？難道，我們三聯的材料也要像當初地圖社的材料一樣，轉移到下一個他又當了領導的什麼出版社去？近日，他在接受《都市文化報》記者採訪的時候說：我畢竟不是免職，而是工作調動……此話含意頗深，似可讓人得到這樣的印象：他只是再次調動而已，旁人又能奈何。
我說，這樣的提問，已經超出了三聯書店事件處理的範疇了。
應該說，今天三聯出現的問題，本來就不僅僅是三聯的問題，而是整個出版界的面臨的課題。今天的中國出版界，並不是一個市場經濟規律已經得到很好貫徹的領域，中國的出版界應當改革，我們應該如何來把握當下這個轉型期的特徵，出版界的改革之路究竟應該如何走下去？出版界的改革，是要具體的人來把握和執行的，在書面上，我們有這樣人士在政治、業務、經濟等方面應有的標準，但在實際生活當中，在實際的事業操控當中，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把握，首先是對改革領頭人的素質把握？
這才是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嗎？
坐在三聯書店如此雅緻的咖啡廳裡，對著眼前諸位書生的眼神，我讀到了這樣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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