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蚌埠的東郊有個湖泊，比南京的玄武湖還大點，名字叫龍湖。它南北走向，大體呈橢圓形狀，其西岸有居民小區和安徽財經大學，因為學生多，小街道熱鬧就熱鬧異常，其東岸有工廠與少許的小區，東北岸邊是曹山，傳說明朝朱元璋的大將湯和的墓地就在曹山。
2002年五月，我被廣東東莞的警方驅除出境之後，被迫來到蚌埠，這裡有我的一個朋友，他有個空閒的房子，因此我得以有了臨時棲身之所。整個五月，我們經常到龍湖邊漫步，遠望曹山，草木豐茂；近看湖水，蕩漾碧波。夜晚的龍湖是寂靜的，很少有人漫遊其濱，有時候，我一人，於夜半坐於湖邊，思考民運的問題。到2002年6月三日中午，我被南京市公安局的國安部門的一行人，押解到了南京。此後，我就很少有機會到龍湖之濱了。
今年的七月中旬某天下午，我在南京的寓所的門鈴響了。從聲音感覺到，按門鈴的人，是非常謹小慎微的。由於事前知道重慶的不屈不撓的民運鬥士許萬平要來，直覺告訴我，一定是他到來了。我馬上到門外等待，不一會一個眉清目秀的，青年模樣的人到了五樓，我們互相握手，知道對方一定就是要見的人。
萬平個子不高，白面書生的風度，談論起民運來毫不疲倦。八年的監獄的，三年勞教所的生活折磨，使得他稍顯瘦弱，面態舉止，明顯也有營養不良的跡象。我們一直談論到夜晚，然後商量乾脆一起去蚌埠，那裡有兩個值得交往和請教的民運鬥士—張林和王庭金。
到了蚌埠，已經是深夜了。儘管我很想去看望一眼龍湖，也沒有時間。我們一起找到張林和庭金，接著又是徹夜的長談。如何進行我們個人品格方面的功修，和如何參與中國社會的變革，是我們經常性的話題。
張林，生於1963年，1985年清華大學核物理專業畢業。大學時代至今，一直從事追求自由民主的事業，八九年民運大潮的時代，是蚌埠的各界公認的民運領袖。先後受到八年的牢獄和勞教的監禁。他端莊剛毅，嫉惡如仇，思想猶如錐子一樣鋒利，同時是個富有經驗的操盤能手，幹練而勇敢和富有深刻的思想，以及非常謙遜的容易合作的品質，集於一身。這樣德才兼備的民運鬥士，是非常難得的。
八九民運之後，他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出獄後繼續奮鬥，和中國多數民運精英都有往來，自海南到北京都留下了他追求真理的足跡，官方惱怒，又抓不到什麼把柄，就隨便找個借口，勞教他三年。八七年獲得自由以後，到了美國，更加雷厲風行，先後和很多民運領袖合作過，於九八年和朋友魏泉寶一起自香港偷度回國，意在以驚人的舉動和犧牲推動民運。不料早已受到共特的跟蹤和監視，一到廣州，就遭到陷害和拘禁，官方又是勞教他三年。2001年年底，獲得釋放之後，他在蚌埠繼續深入民間，瞭解並研究中國社會的實情，同時撰寫了很多令人刮目相看的文章。
看過張林文章的人，應該瞭解到張林思想的深刻鋒利，獨特的視角，和犀利的語言。他的文章沒有絲毫的學究氣，給人的感覺完全是明快的尖銳的一點不兜彎子的戰士風格。《陀螺原理和共產主義制度》將共產主義制度的缺少權力制衡的原理，比擬得簡明易懂；《一個醉漢嚇跑了一萬個共產黨員》則毫不留情地指明，目前共產黨隊伍的虛弱性質；《共產黨人的上帝》則將共產主義的荒謬性以及黨員的心靈空虛剖析淋漓盡致，另外他精通經濟學原理，對中國的經濟問題尤其是金融問題，有很深刻的獨到的見解，他討論中國經濟危機的文章是很值得拜讀的。最近我在網絡上看到反思民運的文章，更加瞭解到他的認真負責的精神，增強民運內部的寬容和合作，是他迫切的期待。
張林經歷了煉獄，經歷了多數民運鬥士都大體經歷過的艱難困苦，不光意志堅定，而且更加理性成熟。他也同樣認為由於民運和當局的力量對比懸殊很大，想一步達成目標是很不現實的。所以我們一致認為中國的民運大體要分三個階段，而各個階段的工作中心，需要各有側重。這三個階段是：第一階段，以啟蒙和維權為重心；第二階段，以推動各黨派內部民主為重心；第三階段，以建立民主憲政為重心。這樣，循序漸進，步步為營，民運才能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和可能。
他有一顆善良的心靈，時刻關注弱勢群體的命運。他經常會深入到挑蔥賣菜的群體之中，或普通的職員之中，細心瞭解各種社會實情。他關於中國金融黑洞與經濟危機的文章，比那些坐在書間，空說一通的學者們的成打專著，更有價值。
張林的住所是非常簡陋的，妻子年輕美麗，他們有個可愛的兩歲左右的小女兒。我入獄時候，女兒才八個月，出獄的時候，她已經十歲了，在她童年的時候，除了幾次探監時候，短時間抱抱她外，一直沒有多少親近的機會。有時我看張林抱著他的女兒，心中有無限的格外的羨慕。
我們談話的過程中，萬平不時提醒道友們之間需要加強溝通和聯繫。在偶爾提到他家庭時，萬平感慨萬千，感激他的妻子，於艱苦萬狀之中，勤儉持家，並支持他的正義事業。孩子是他的妻子帶過來的，萬平視如己出，一家三口，平時每個月的伙食費用，不敢超過三百元人民幣。 他自己每個月的上網費用，一般不超過三四十元人民幣。孩子有時饞得將方便面當成寶物。提到這樣的事情時，萬平為孩子所受到的委屈而流淚失聲。
萬惡的專制制度，以及這個制度庇護下的特權群體的驕奢淫逸，揮霍浪費，貪污侵佔，吞食民財，使得多少弱勢群體的兒童，無力享受應該擁有的現代物質條件！
說道孩子，王庭金的孩子們，一樣的受盡委屈。庭金共有三個孩子。他自己九八年初，因為和王炳章在蚌埠見面，被勞教三年，儘管當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見的人就是海內外馳名的反專制求民主的王炳章，只知道所見的人姓齊。在他首次遭到勞教的期間，妻子在家帶著二女兒，受盡千辛萬苦。2001年三年勞教期滿之後，庭金迫於生活的壓力，在一個特殊人物的引導之下，到了雲南緬甸的邊境瑞麗，企圖到緬甸看看。他們兩個人都在中國的邊境有關管理機構辦理了正規的出境手續，那個人先過關，到了緬甸的境內，然而就在王庭金剛要出關的時候，警察攔截了他並帶走了他。接著官方又是勞教庭金三年，說他企圖偷越國境，而那個引導者什麼事情也沒有。
這次勞教期間，庭金已經有三個孩子了。他的妻子和在家帶兩個孩子，大女兒讀大學，學費的來源簡直成了致命的壓力，幸好親朋襄助，才得以勉強度過大學生活，其間缺吃少穿，倍受艱辛，是可想而知的。
在這次三年裡，他家裡的口糧，主要依靠岳父母的接濟。2001年春天，我到他家裡的時候，看到的境況，叫人痛心。而這次我和萬平一起到他家裡，所見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庭金回來之後，原來的單位學校每個月只發給他700元工資，不足以應付他一家四口基本的生活需要，他只好盡力從事家教。但是總比他在勞教所裡的時候要強得多。妻子的精神也十分振作，家裡儘管簡陋，但是收拾得如明鏡一般的乾淨。孩子們的精神也比從前要不飽滿得多。
王庭金，五十歲了。原來是個耿直的物理教師。還在「文革」期間，十五歲的時候，他就奮起反抗現行的專制制度，大膽地批評社會惡疾。由於官方的迫害，他逃到大西北三年之久，過著野人般的流亡生活。那個時代，由於整個國家的軍事化，外出流亡的人，比囚犯還要辛苦，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打工，因此挨冷受餓、經常處於恐懼之中，成了日常的夢魔。
庭金長得冷俊，於長期的生活壓力和認真的生活態度，神情非常嚴肅。他為人方正，潔身自好，有非凡的自制能力，現代社會流行的享樂生活風氣，對他不能構成任何浸染，他像一塊大理石那樣，純正而嚴整。
談到民運，庭金一樣認為，漸進的和平的理性的道路，應該是也必然是中國民運的主流道路。我們儘管目前在物質上處於劣勢，但是歷史向來是變化的。物質上的強者，就像目前的中共專制派，只要它違背真理和正義，違背民心，逆世界潮流而動，那麼它一定會變得虛弱，直到被趕出歷史舞台。
張林和王庭金很早就實行維權了。根據張林的回憶，那次維權的”間諜活動”過程如下：
我也時常到魏京生家裡去，94年2月的一天，他給我介紹了華盛頓郵報記者孫曉凡，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和英國BBC記者麥傑思，他們很想深入中國農村採訪，瞭解農民的苦難狀況。但這是違反中共宣傳部規定的。老魏讓我幫助他們，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然後我趕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運人士落實這件事，我們精心安排了兩個農民特別苦難的鄉村。
在約定的日子，我讓王庭金和另一個人去機場接來孫曉凡和黃明珍，把她們安排住在一個朋友的旅館裡，因為按當局規定她們不可以到蚌埠的，憑證件她們無法住進任何酒店。麥傑思沒有來，因為他沒有一副中國人的面孔，無法進行這次秘密採訪。麥傑思後來在一天深夜來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見了面，談了一夜，但那時我已入獄。
我們先到懷遠縣，沿途看到公路邊幾萬農民在修路，我們都很吃驚，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結束了嗎？怎麼這裡又在搞大規模運動？我們索性先瞭解這件事，原來縣政府下令沿路農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溝修路連干一個月，每天補助零點五元，不干就罰款，或抓到鄉政府批鬥。所以沿途8萬農民不得不拖家帶口去完成這項政治任務，比當年秦始皇修長城還要野蠻！
見我們問東問西，又不停拍照，戴紅袖章的糾察隊員就警惕的走過來盤問我們，我們只好匆匆離開。然後我們就到我表弟維方家裡，請來許多農民談話，這個村的黨支書一班人特別野蠻，許多農民受到殘酷打擊。儘管我提前就讓表弟作了我們去採訪的準備，但是談了兩個小時之後表弟告訴我，幾個村幹部在附近轉來轉去，有可能在調集人手來衝擊我們。我擔心有意外，脫不了身，就匆匆帶他們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們到蚌埠市郊一個村採訪，那個村的村長貪污了幾十萬，當地幾百名村民集體告狀好幾年卻沒有任何結果，反而遭到瘋狂的打擊報復。後來我又陪她們到合肥採訪了幾位民運人士。
此後不久，所有人都被傳訊，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維方還被懷遠公安局關了起來，縣政府定性為嚴重的裡通外國，出賣國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地方政府十分惱火。從那以後，我就不能在蚌埠市及懷遠縣公開露面了，當地村委會、鄉政府更狠，下令聯防隊只要一發現我就可以先打斷我的腿！可能那些報道嚴重地打擊了他們。
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還要好一點，這時我開始與劉念春合作發展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我們頻頻會見外國記者，當時的英文《新聞週刊》駐京記者傅睦友友善的提醒我：那幾篇關於蚌埠農村的報道給我帶來了嚴重的危險，他說：「我們很多記者認為不應當這樣做。我們渴望瞭解真相，向世界報道真實的中國，但我們不能以你們入獄為代價！」
我當時並沒有充分理解這段話，沒有意識到得罪地方政府的嚴重性，沒有意識到地方官員為了保證自己的政績和飯碗，可以不擇手段地收拾我。何況北京這時也有這個意思，無論找什麼借口，都要把我這個幹得太歡的專業民運活動者收拾一頓了。
張林，庭金，萬平和我四個人，直到深夜才終止交談。次日下午，我乘萬平休息的時間，一個人乘公交，到了龍湖之濱。所見到處綠柳，滿湖清波。四周儘是些草野荒山，看不到工業化的威力和商業化的繁榮。我想蚌埠這樣的好地方，處於中國最發達的農業區的中心，也處於交通樞紐之上，離中國發達的地區和城市，也不很遠，如果處於自由民主制度之下，它一定會成為中國的底特津或者芝加哥，然而，中國的落後達的社會制度，使得它貧困落後，沒有一點現代社會的生氣。這個想法，也張林和庭金經常提到的想法。
返回蚌埠西區後，恰好萬平醒來，這個時候，庭金已經回家去帶家教了，我們就告辭了張林，一起到火車站，前往安徽的省府，拜訪原是中共檢察官、後為民運鬥士的沈良慶。
楊天水於雲南昆明
2004年九月中旬@(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