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7月19日，被中共非法拘押五十天的蔣彥永醫生終於獲釋回家。這件事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紐約時報》的評論形容，蔣彥永獲釋，等於是一個多次直接地與中共領導人對抗的人所獲得的一場罕見的勝利。《華盛頓郵報》及《華爾街日報》的評論都認為，蔣彥永醫生的獲釋是中共當局在面對海內外重大的輿論壓力，才作出的最大讓步。《華爾街日報》的文章說，國際壓力肯定在事件中起了作用，其中比較明顯的，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最近到訪北京時，特別向中共高層當面提出蔣彥永事件，此外，中國的公眾輿論以及網上知名學者的聯署等，亦可能是原因之一。此前幾天，《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特地提到中國網民通過互聯網發表致胡錦濤溫家寶公開信要求釋放蔣彥永。文章說，近年來，類似的網上請願活動已經給與中國民眾前所未有的機會形成輿論壓力，影響中共當局的決策，有時還起到了作用。
從這次蔣彥永醫生獲釋看來，民間請願活動的確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長期以來，一直有人對民間的請願活動抗議活動活動表示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這些活動根本達不到目的，甚至還會幫倒忙。他們自己不簽名，還批評那些徵集簽名的人是出風頭，譁眾取寵，是強迫別人做他們不想做的事，以爭取自由之名，行強制個人之實。因此，作為獨立的個體，他們有權拒絕參加。我們知道，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這部小說裡就描寫到這樣一個場面，醫生托馬斯的兒子拿著一份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公開信徵集托馬斯的簽名，托馬斯拒絕了，並且為自己的拒絕提出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解釋。昆德拉自然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觀點是錯誤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更應該聽取哈維爾的見地。哈維爾指出：不錯，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麼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裡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的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
哈維爾特別不能同意昆德拉書中的這種說法：請願毫無用處，只是一些人想出風頭。哈維爾說，受難者認為，當得知人們普遍表現淡漠無情、聽之任之的時候，仍然有人瞭解他們，有人公開地站在他們一邊對他們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即使沒有別的理由，這種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請願書顯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外面的人對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夠幫助一個人在獄中生存下去。哈維爾進一步指出，請願活動還有更深的意義：這標誌人們重振士氣、恢復公德心的過程的開始。
哈維爾談到不同信仰、職業、年齡的人參加他發起的運動時說：「與其說他們是由於政治觀點一致而聚集在一起，倒不如說他們是因為人的本性而走在一起來了的。在這裡，人性超越了政治，促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動機首先是道德方面的。」是的，誰也無權強迫別人參與政治，但是對每一個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碼應當成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公民，他不但要維護自己的權利，也要維護別人的權利。當別人的公民權利受到侵犯和剝奪時，你不能無動於衷，因為這不只是對某一個人的侵犯，而且是對公民權本身的侵犯。我們完全知道，在目前的環境下，公開站出來向專制當局說「不」是有很大風險的。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做到這一點。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準則，如果我們未能達到這一準則，我們應該承認那是我們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反過來否定這一準則。
（轉載自公民議政:www.chinesecitizen.org）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