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一場亞洲杯冠軍爭奪戰，引發了中國人民的激昂情緒，在日本擊敗中國奪得冠軍之後，中國民眾焚燒日本國旗，破壞日本人的車輛，毆打記者和日本人，聚集在日本大使館前面喧囂抗議，許多的城市陷入了瘋狂的鼓譟之中。
很多的報導都認為這是中日歷史情結，加上最近中日政府之間因為日本首相入祭靖國神社而有所杆格以及緣海資源所有權的爭議，總結而成的「抗日」氣氛，才會因為一場球賽的勝負就造成如此強烈的反應。
當然這些理由都是事實的陳述，但是，中國的民眾在面對日本的時候，為何會如此的「國家化」，將中共建政統治以前的日本侵華史如此的牢記在心頭，將兩國政府之間的爭議視如自己的私事，而且幾乎是舉國上下都是如此亢奮激昂，讓人驚異的感覺到，這種反應似乎超過了中日在歷史上的瓜葛所負載的恩怨情仇。
中共是一個專制政權，對於人民的政治反應和行為一向都予以嚴格的控制，不僅不允許人民任意的對公眾事務表達意見，更嚴禁「聚眾」行動。而且中共最常用的手段是「事前防止」，只要略有跡象就馬上打壓，不讓事情有萌芽和擴大的機會﹔對於突發事件，也決不手軟，拘捕ˋ打殺不會有所留情。之前，面對法輪功事件ˋ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都是下手不留情的立即逮捕和血腥鎮壓，沒有留下任何容忍的空間。這是中共的慣性。
但是，這次的中日足賽之後，中國民眾卻可以擠滿街頭的抗議ˋ施暴，公安只是將雙方「區隔」，並沒有出現制止和鎮壓的情形，讓民眾得以在某種範圍之內進行對日本的抗議和施暴。中共這種反常的現象，不是由於中共的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的運作。
自從中國的經濟起飛以來，一則，人民的經濟實力逐漸厚實，不再仰賴國家的資源分配，二則，和外界的接觸也隨著經濟的往來而擴拓，對於政治的觀點不再拘泥於中共的宣傳﹔因為經濟的帶動，導致中國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響亮，對於中共的專制統治構成了一定的壓力。
由於中共是專制政權，強烈反對民主，所以本身並沒有紓解人民政治訴求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必須製造出可以紓解壓力的對象。放眼整個世界，除了台灣的統獨爭議之外，和中國有歷史仇恨的只有日本了。而台灣前陣子在江澤民面臨逼退壓力的時候，已經成為中共龐大軍事演習的對象，早就利用過了，所以剩下的只有日本。
而中共要以日本為政治壓力出口，必須利用一個世紀以前的歷史恩怨將日本醜化ˋ惡化，所以在教科書中，在媒體報導中，針對日本都有著政策性的導向，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人民在政治上有個可以厭惡的對象。
在中共的因勢利導之下，中國人民變成了「義和團」，對日本喊打喊殺，喧囂洩憤，但是，日本已經不是清末民初的日本了，不但沒有侵略中國，甚至對於中國有著大量的投資和巨額的援助，此外，日本已經在國際場合正式的為了日本過去的錯誤向中國道歉。過去日本是對不起中國人民，但是，在日本戰後民主化之後，現在的日本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經濟發展確實有著不可抹滅的功績。由於現今所呈現的事實，並不存在著讓中國人民可以如此強烈聲討日本的理由，所以這次中日足賽之後，中國人民的激烈舉止，在國際間引起了相當大的反感。如今有許多的國家質疑，事事政治化的中國是不是有資格主辦二００八年的國際奧運？
中日足賽引發的暴亂，除了中共的政治運作之外，中國人民確實也需要有個可以發洩政治壓抑的「活動」，以轉移對專制政權的不滿。
在一黨專政之下，中國人民無可奈何﹔江澤民有如慈禧太后戀棧不退﹔抗ＳＡＲＳ英雄蔣彥永，寫了一篇平反六四的上書文章，就被逮捕拘禁﹔中共的官商勾結，貪瀆不法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所以雖然中國經濟起飛，在政治上ˋ生活上，中國人民還是處在沒有人權ˋ沒有政權的苦境，加上對中共專制的害怕，不敢對中共有所衝撞，所以在極端的壓抑之下，藉著中日足賽對日本發洩不滿的情緒，便成為理所當然之事了。
中國人民的爆烈言行不是失去理性，而是一種燥鬱的心理反應。
中國這種整個民族的燥鬱症狀，是一個民族長期處在不正常的政治壓力下所造成的精神病態。就像是一個處在家庭暴力之下的人，在家中無法發洩，在外頭的行為就會不正常，病例中，一些經常具有攻擊性的精神異常病人就是如此。中國人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人民慘死的人數超過歷代的總合，但是面對中共，中國人民至今仍然害怕，所以將不滿憤怒轉移，這也是一種發洩燥鬱也保護自己的無奈做法。
中日足賽之後，中國民眾的過度激烈反應所呈現的問題不是單純的中日歷史情結，而是中共專制政權面臨民主革新的挑戰，中國族群在壓迫之下精神異常的情緒移轉，在整個中國所造成的不正常的躁鬱現象。而治療這種病態，唯一的藥方就是「民主」。在民主之下，中共無法壓迫人民，人民不受中共壓迫，整個中國民族自然恢復正常的人性。
中國人民當然可以選擇，或是繼續激烈聲討台灣ˋ日本，仍然安分的做個中共專制政權下的順民，或是拒絕家庭暴力，推翻改變中國共產黨，讓自己和下一代能夠過著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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