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我一直堅持這樣一種觀點：“自由主義”在中國不是一種紙上的理論，乃是一種生命實踐方式。瞭解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歷史、辨析自由主義內部各流派的異同，固然有其價值，但在中國更重要的卻是“爲自由而生活”。這是一種與專制抗爭，與一切讓人不自由的制度抗爭的生活姿態，有時需要爲之付出慘痛的代價。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海峽兩岸均籠罩在血雨腥風的政治運動之中：臺灣籠罩在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戡亂條款”的白色恐怖統治之下，大陸則持續展開了“反胡風運動”和“反右運動”等一系列以知識份子爲整肅物件的運動。然而，儘管外部環境極其險惡，海峽兩岸都湧現出了若干“我以我血薦自由”的優秀知識份子，雷震和林昭就是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代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降，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一貫主張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他們相信代議政治、多党政治、民主選舉等理念，並在艱難的社會環境中誠心誠意地身體力行。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遷到了孤島臺灣。第二年，臺灣還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著名自由知識份子雷震便邀請了胡適、殷海光、王世傑、杭立武等人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胡適一直支援《自由中國》，他相信言論自由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由於這種自由主義理想的號召和影響，以胡適和雷震爲核心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逐步形成了《自由中國》的強大陣線。他們把直言不諱當作榮譽，對當局措施和時政發表評論時均直抵黃龍，毫不留情，用詞遣字針刺當局的痛處，毫無遮掩，極具震撼力。
一九五四年，《白由中國》刊出《搶救教育危機》，痛批黨化教育之害，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下令開除雷震黨籍。一九五六年，蔣介石七十壽辰時，《自由中國》出刊“祝壽號”，尖銳批評蔣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抨擊違憲的國防組織以及特務機構，反對國民黨在軍隊中設立黨部。這期刊物轟動一時，一版再版，引起許多國民黨官方刊物的圍剿。雷震受到了特務的盯梢和恐嚇。然而，他毫不退縮，隨時準備赴死，並且堅決不請求美國大使館保護。當時《自由中國》最年輕的編輯、女作家聶華苓在回憶錄中寫道：“雷震的黨籍、官爵、人事關係，一層層像剝筍子一樣，全給剝掉了，只剩下光禿禿的筍心了，孤立在寒濕的海島上。真正的雷震挺出來了：誠、真、憨、厚，還加上個倔。”（參閱聶華苓《三生三世》）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蔣介石終於下令逮捕雷震。雷震被以“知匪不報”和“連續以文字爲有利於叛徒的宣傳”等“莫須有”罪名，經國防部軍法處審判，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國》停刊。胡適雖然多次向蔣介石進言，均未被採納。後人因胡適未能爲此案作更多的努力而對其多有垢病，胡適最後也抑鬱而終。
最近，我從網上讀到雷震長女雷美琳回憶父親的文章，許多細節讓我深有感觸。五十年代，雷美琳尚在臺灣一所新聞專科學校讀書。軍訓教官出了一道作文題目：誰是你心目中最偉大的人？雷美琳寫道，父親雷震是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人。教官大怒，在課堂上大罵雷美琳不要臉，並教育全班同學說：“最偉大的人應該是國父或蔣總統！”教官還威脅要她退學，並說：“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最後，學校開了三天會，決定讓教官走人，雷美琳留下。
當時，這所學校的校長是著名報人成舍我。成舍我也是一位不屈不撓的自由主義鬥士，在雷震的命運已經不可改變的時刻，他的這一決定真是可欽可佩。同時，我也爲雷美琳的勇敢而感佩不已。在彼岸，張志新的男友向當局揭發其“反革命言論”，顧准的子女與之斷絕了父子、父女關係。而雷美琳對親情的堅守、對父親的摯愛，讓後人爲人性中高貴和溫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獄中被關押了整整十年。出獄前，獄方藉口打掃房間，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來，發現十年間寫的回憶錄手稿失蹤。他堅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獄。於是，獄方請來“党國元老”陳啓天、王雲五等勸說。王雲五表示願意下跪，直到雷震答應出獄爲止。陳啓天是躺在擔架上擡來的。雷震無奈，含淚答應離開監獄。出獄後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憶錄至今不見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關當局查詢，迄今無下落。她決定採取法律行動。臺灣當局聲稱，要出五百萬新臺幣懸賞回憶錄，說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對此，老作家柏楊說：“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對雷家無補償，是國家之恥。”雷美琳則表示，她將設立雷震紀念獎學金等公益事業。
雷震爲了捍衛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監獄生活的代價，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劇結束，但是他的事業卻成爲臺灣民主化的第一塊基石。《自由中國》所追求的保障言論自由、反對政黨介入軍隊、教育及司法獨立和組織反對黨的自由，都已經在臺灣成爲現實。臺灣學者薛化元對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貢獻有著高度的評價，他論述說：“《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間的關係自親而疏而對立，是與《自由中國》堅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國》對民主自由理論由宣傳而尋求實踐的發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內在邏輯，配合著外在國際環境的發展與臺灣強人威權體制的建立和鞏固，在當時是幾乎無可避免的導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國》停刊悲劇的發生。但相同的邏輯，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卻爲臺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而這也正彰顯了《自由中國》在戰後臺灣發展脈絡中的歷史角度與意義。”（參閱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一九五零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
彼岸有雷震，此岸有林昭。從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縱觀大陸的思想文化史，是一個噤若寒蟬的、鴉雀無聲、萬馬齊喑的時代。當一個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經停止了思想的時候，二十五歲的北大才女林昭卻開始了她那勇銳的思考。
美麗而堅強的林昭先是被打爲右派，然後被捕入獄。她在牢獄之中，一邊忍受
著殘酷的折磨，一邊思考著這個民族苦難的來源。監獄的記錄《林昭服刑期間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說：“她用髮夾、竹簽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汙血書寫幾十萬字內容極爲反動的信件、筆記和日記。”在林昭的血書中有這樣讓人目不忍睹的片斷：“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羈押於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處備遭摧折，屢被非刑；百般慘毒，瀕絕者數！寸心悲憤冤苦沈痛激切，不堪追憶，不可回想，不忍言說！憶之如癡，想之欲狂，說之難盡也。嗚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懷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謂有天理，謂有國法，謂有人情，謂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某某年八月間穿上，時正在桎梏之下，又無紙筆，乃在背上血書‘天日何在？！’四字，聊當竇娥自誄。”
在一個不把政治犯不當人看待的監獄中，在受到各種難以想象的迫害的囚室裏，林昭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無情揭示了歷史迷霧，她發現在革命的旗號下是一場卑劣的騙局。在血書中，最爲驚心動魄的片斷是她設想的與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對話。對著這個當時全民無限膜拜的“人間上帝”，林昭斬釘截鐵地說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腥風血雨的、慘厲倍常的、臭名遠揚的醜劇，是‘官逼民反’。”而她自豪地把自己定位爲“反對‘暴政’的自由戰士和青年反抗者”。在這場虛擬的對話中，林昭淋漓盡致地批判個人崇拜，指出階級鬥爭理論的荒謬，深刻闡述了民主、自由、人權、人道、法律和經濟的私有化、軍隊國家化的一系列設想，以及作爲一個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在血書中，她寫道：“信是以自己的鮮血所寫的，因爲當時我被非法剝奪了紙筆！——沙皇昔年對於詩人萊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儘管它當時行于之於萊尼斯似乎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這個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見得有效。” 經過一九五七年慘烈的反右運動，以及餓死成數千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文革大浩劫繼而降臨這片苦難的土地。林昭所反對所批判的邪惡，在這十年間如同潰瘍崩決般發作起來。可以說，林昭是我們民族最早的覺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超過了遇羅克和張志新，她的遠見卓識直到她殉難二十年後才被後人所理解。
林昭的命運遠遠比雷震悲慘。林昭的好朋友、同是北大右派的張元勳曾經去探望林昭，林昭說，她每天都遭受到受獄卒唆使的女犯們的撕、掐、踢、打，“我怎麽能抵擋得了這一群潑婦的又撕、又掐、又踢、又打，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瘋狂摧殘呢？每天幾乎都要要一次這樣的摧殘，每次起碼要兩個小時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臉被抓破、滿身疼痛，衣服、褲子都被撕破了，紐扣撕掉，有時甚至唆使這些潑婦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脫胎換骨’，那些傢夥在一旁看熱鬧！可見他們是多麽無恥，內心是多麽肮髒！頭髮也被一綹一綹地揪了下來！”林昭還告訴張元勳，她面臨著被獄卒淩辱和強暴的危險，而她唯一能夠保護自己的就是用針線將上衣和褲子縫合起來。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槍殺。據目擊者描述，當天下午三時半左右，兩輛軍車開到上海龍華機場第三跑道，兩個武裝人員架出一個反手背綁的女子，她口中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開槍，她先中一彈，血濺衣衫，倒地爬起，又開兩槍，腦漿塗地，仆于荒原！
更加駭人聽聞的是，第二天，一名警察來到林昭母親家中。當林昭的妹妹驚恐地打開大門的時候，警察臉上的神情是惡棍殺人之後的得意和對犯人家屬極端的輕蔑。這個冷血屠夫只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槍決。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參閱張元勳《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許覺民編《林昭，不再被遺忘》）
正如後人所說：“林昭精神是我們民族少有的那種高貴靈魂的一部分。”面對著林昭，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幾代中國知識份子，那些幫忙、幫兇、幫閒們，那些以學術自詡的逍遙派們，那些所謂的“國學大師”和“功勳科學家”們，倘若你們還有一點良知和血性，你們會不會在閒暇時刻攤開自己的雙手，反思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鮮血？面對林昭高貴的靈魂，我們難道不應當懺悔嗎？然而，在一個新世紀的開端，懺悔成爲人們口頭的笑料，歷史成爲一道遙遠的地平線。當金錢成爲狂熱的信仰之後，回憶也就成爲一件多餘的事情。
與雷震的回憶錄不翼而飛相似，時至今日，林昭的詩歌、著作和血書仍然被關在獄中的鐵屋裏服著沒有終結的刑期。林昭的生命被殘害了。林昭的思想依舊遭受禁錮。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恥辱。在北大的校史中，我找不到林昭的名字。這本厚厚的校史中，有那麽多禦用學者、流氓文人的事迹，卻沒有林昭的名字。這也是北大的恥辱，也是我的恥辱。
雷震和林昭顯示著中國當代知識份子靈魂的高度、思想的深度，他們以殉道者“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氣，讓自己成爲一個燃燒著的火把。在他們的身上，隱藏著火種，蘊含著中國文明重生的希望。我們必須走向他們，走向這些崇高的靈魂，接受他們給我們的洗禮和啓示。
(7/31/2004)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