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5日訊】俗語說：「崖縣陵水，有命去無命回。」
我們是廣州知識青年墾荒隊第一批的一個隊伍，1958年3月來到海南島崖縣，接近天崖海角的地方墾荒。
早在學習班時就有人問：「有大人（陪同）嗎？」出發前在市青年文化宮開會時，市團委書記問大家：「有沒有人後悔？」等了三分鐘都沒有人舉手。在未到達營地之前，還在崖縣三亞鎮吃飯時，就有人後悔了。認為自己已被改變了身份，已經不是學生身份，而是農民了。因此，對飯菜不滿意亦不敢出聲。到達營地幾天就開始陸續有人逃跑了。當年有大批大批退役士兵被派往海南島種橡膠樹，這些曾被稱為肩負「保衛祖國」重任的「鋼鐵長城」的「最可愛的人」，不但紛紛逃跑（回鄉做農民），還集體遊行抗議（遭血腥鎮壓）。又怎能叫尚需「大人」陪同的大城市學生安心天崖海角呢？出發前市團委書記的問話，等於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暴露了中共這個大騙局。出發後他夠膽問嗎？我們都是「未見廬山真面目」的年青人啊！
我是廣州第六中學高中畢業生。我在墾荒隊裡有很多好朋友，在這裡僅舉出其中兩位好朋友。一位是張任成，高中畢業生。他到達營地第二天就同我談心，他說：「我全家人都在廣州，幾個哥哥都在工廠做工，我竟一個人跑到這裡來！」我與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聰明能幹，愛看「知識就是力量」科學雜誌，熱愛科學與工藝。他最初分配到「西瓜組」勞動，後來調到「鐵工組」，成立國營農場後任場部農具廠廠長。另一位是譚惠華，廣州執信女子中學高中畢業生。祖籍台山人，父母在廣西工作。她是個活潑可愛的女孩子。她生得如花如朵，但她不是最喜歡花朵，而是最喜歡機械。她愛好機械如命。她最初與我一樣都是分配到「油棕組」勞動。墾荒生活既十分陌生，而又十分艱苦。她仍念念不忘她未來學習機械的遠大理想。我為使大家高興，就朗頌蘇聯情詩。成立國營農場時，她被調到外單位的崖縣機械廠工作。下面是我們考大學的故事。
1958年碰上「大躍進」。大學招生時，墾荒隊故意只挑選初中畢業生，保送去讀大學。這是「大躍進」，能為國家每培養一個大學生節省三年教育經費。高中畢業生只有眼巴巴的望著。
第二年的1959年，高中畢業生亦不示弱，早就做好了準備上考場。卻被剛成立的國營農場鎮壓下去了。當時的農場黨委書記叫作韋雄敖，是廣西籍的外來幹部，部隊轉業軍官，相對於「地方主義」的海南地方幹部來說，他是我們墾荒隊員心目中最好的黨委書記。說他是最好的黨委書記，並非沒有根據的。例如有幹部反對他，他就狠狠地把那人大整一頓，指著罵：「你反對我不要緊，我最怕你反黨！」黨就是他，他就是黨。那人以為這下子可完蛋了，連小小的「烏紗帽」都丟掉了。可不是那樣，批判幾天完了反而升職，使人大開眼界。他比毛澤東好得多了！又如這次鎮壓高中畢業生，他不是「一手抓」，而是「兩手抓」；不是「用一條腿走路」，而是「用兩條腿走路」。首先是打壓，大扣「個人主義」帽子，高唱「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然後是拉攏，大送「試用幹部」職位。以當試用幹部代替讀大學。許多高中畢業生被送到場部或作業區當試用幹部，我是場部試用幹部之一。
1960年我爸爸從香港來信，叫我請求讀大學。我知道韋書記不放我去讀大學，我知道他的心態。我一向都是「馴服工具」，我不識得撈世界的，當然沒有聰明辦法。我只會「畫餅充飢」，以報考函授大學來迎合韋書記的心意，韋書記也很歡喜。
我剛報名考函授大學。韋書記突然在一週晚上，召集場部的高中畢業生開報考大學的總動員會。宣佈報考大學是黨的號召，是黨的需要，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鼓勵全體高中畢業生積極響應。高中畢業生們聽了驚慌失措，以為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大家磨拳擦掌，決定去搏一搏。當晚許多人都睡不著。這是發生在場部的事，各作業區仍蒙在鼓中。
次日一早，我們像一窩蜂似的，湧向三亞鎮的崖縣高考招生辦公室，聲稱是來報名。嚇到招生辦公室的人目瞪口呆，說：「昨天已經截止報名了，怎麼今天才來報名呢？」我們說明了緣故，他們很同情，限下午三點鐘前完成報名。因為他們要在下午三點鐘，打電話到海南地區匯報崖縣考區人數。我們雀躍了起來。我們又湧向崖縣人民醫院要求體檢。醫院的人說：「體檢可以，但不是照肺。因為X光機壞了，近期無法修理。」我們聽了似被潑了一盆冷水，沉默一片。不能照肺即是不能完成體檢，即是不能報名了。我突然想起，我最近才照肺及體檢，雖然體檢表已寄出去了，相信醫院還有存底。我要求醫院查我的體檢存底，查來查去總是找不到，既找不到體檢結果，也打不到照過的X光大片。醫院的人還說：「沒有事就好了，還保存它做甚麼呢。」我連一線希望都沒有了。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有人提議再向招生辦公室求情，大家推薦我去。這時傳來左克明的聲音：「老田，你嗯住（小心）搏頭（挨整）！」他對著我笑笑的。我覺得逆耳，與我多接近的彭國權勸解了，我才去了。
不能完成體檢，再求情也沒有用。但有兩個人是可以報名的，那是張任成與湯渥奇。原來是函授大學寄給我三份體檢表，他們各人要去一份。然後他們把體檢結果收藏起來，這時便用上了。除了他們兩個人以外，我們都垂頭喪氣地回去了。對他們兩個能報名的人來說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對韋書記來說只是稍微跌破眼鏡，險些他全部跌破眼鏡了。
我回去了沒有事。張任成、湯渥奇考完試之後，天天望送郵包的汽車經過，等候通知書。終於望到了，張任成考上「廣州航海學院」。他情不自禁的高興，匆匆忙忙整理行裝。湯渥奇落選，當然沒有他的事。張任成亦不能走得太快，韋書記還要開會對他「再教育」。
場部連續三個晚上召開大會揭發、批判張任成。高中畢業生們看著覺得好笑。最有理論的彭國權都說：「我也有他同樣的思想，還說甚麼呢！」三個晚上，個個晚上我都只是「看戲」，沒有出聲。但場部農具廠有的工人很積極「幫助」他。
被揭發出來的缺點、錯誤越積越多，積成一大堆，總結起來只不過是不安心農場工作一條。無罪可變有罪，一條罪可附加上無限多條罪。最後，韋書記發話了：「他這麼多缺點、錯誤，我們不能不負責任地把他推出去就算數。我們一定要負責到底，把他改造好！」
張任成被流放到遠離場部十幾公里的深山密林裡，比農場最遠的「水蓮池」作業區還再遠幾公里，單獨一個人在那裏砍木，燒炭。他自己割茅草，自己蓋個茅草小屋作為棲身之所。他白天砍木，燒炭。餓了煲飯食。那地方白天會有猴子、熊或蛇出沒。晚上，黃鼠狼的叫聲，野豬的叫聲，以及其他野獸的叫聲，近距離的伴隨著他。偶然亦有黎族獵人經過那裏，有個獵人送給他一塊鹿膏，他得以用來煮菜食。每過幾天他就步行幾公里山路，把燒好的木炭背到「水蓮池」作業區，順便從作業區領些米、蔬菜回他的流放地。我有時亦出差到「水蓮池」作業區，他每見到我總是問：「你有沒有聽見講，韋書記放我去讀書呢？」我說：「沒有。我聽見一定講給你聽。」
張任成被流放了兩個多月之後，韋書記果然大發慈悲，放他去讀書。他到達學院時，學期已過了三分之一。令韋書記大跌眼鏡的，是學院仍給他插班入讀。由於他的基礎好，夠聰明，夠幹勁，很快便趕上學習進度。後來學院改名為「廣東交通學院」。畢業後分配去海口市當汽車站技術員。
另一個幸運兒是譚惠華，當年也考上大學。她考上海南工專，學機械。實現了她多年來的心願。這時她是在外單位的崖縣機械廠工作。她回農場場部告別時，快樂極了。她一見到我，就提起過去一起在「油棕組」勞動，以及我朗頌詩。我看著她快樂的樣子，我亦為她開心。我以為她一帆風順了。
中共一向喜歡「教育」人，崖縣機械廠的黨委書記還要召開大會，對譚惠華進行「再教育」。手法都是一樣的。同樣是被揭發、批判三個晚上，同樣是被流放到十幾公里遠的深山密林中砍木，燒炭。她是在那裏工廠派出的一個燒炭小組裡砍木、燒炭。原來燒炭小組的那幾個人全部都是男的，只有她一個是女的。她從來未受過這樣的凌辱，虐待，當然傷心落淚，極度悲痛。她由於受打擊太大，傷心過度，行路時精神恍惚，一不小心跌倒在一塊大岩石上面，把上頜整排牙齒都截斷了。
工廠的黨委書記始終都不肯放她去讀書。一個窈窕淑女，死心塌地地跟隨共產黨走至了天崖海角，竟落到了如此下場。中共為了它自己的私利，糟蹋祖國的花朵！罪惡啊！罪惡啊！歷史上，中國人民有比中共更殘忍、更沒有人性的敵人嗎？到底誰是個人主義？誰是萬惡之源呢？
中共對知識青年的大騙局，浪費了知識青年大好的青春年華。還導致我去天崖海角六年之後，不想有命去無命回，學習派往海南島的、退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逃跑回鄉做農民。在中國大陸的漫長歲月，中共說台灣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搞錯了對象（其實中共是想打破台灣同胞的飯碗並加以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是我，一個曾為中共當過多年「馴服工具」的我以及中國大陸同胞。我被中共迫到走投無路。最後，我離開了我祖先代代生息及我早期不願離開的中國大陸，奔向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西方世界！
中共把它過去的許多罪惡都推給「四人幫」，其實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四人幫」的後台老闆毛澤東。我永遠不忘記1949年見到的一首民謠：「毛澤東，毛澤東，見你唔死一世窮！」
（2001年12月18日完稿）
（原載2002年2月北京之春。作者供稿，授權發表）(http://www.dajiyuan.com)
